金丽贵习武照片。 受访者供图
1982年,北京北海公园,金丽贵(右一)与弟子靳根省合影。 受访者供图
黄埔军校学生表演武术劈刺。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供图
从1924年到2024年,奥运会再次回到巴黎。与此同时,今年也是黄埔军校建校一百周年。回顾百年黄埔史,后来一度成为该校教官的两名武术家,曾亮相1936年柏林奥运会,并进行了技惊四座的武术表演。
黄埔军校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发轫于黄埔长洲岛,开枝散叶于全国各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军事教育先河。该校历来重视武术教学与传承,史料记载,其成立后即规定,“学生除平日练习实弹射击以外,总要精研劈刺术,以备与敌接近之时,大展厥长”。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在所有参赛项目上均未取得名次,武术表演却大放异彩,“博得三万余观众热烈赞誉,鼓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归国后,这支国术队队员金丽贵、郑怀贤在黄埔军校任职武术教官,继续从事武术教育,塑造与百年黄埔、与广东的一段缘。多年后,金丽贵的弟子向南都、N视频讲述了师父赴德表演武术,以及生前关于奥运会的遗憾。
事实上,以百年黄埔为代表,武术在广东历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不仅历代武术名家辈出,也为各类体育竞技比赛输送了大量人才。亮相东京奥运会的16岁广东滑板少女曾文蕙,自小开始训练武术,曾入选肇庆市武术队。
走出国门
1936年6月26日,远赴德国柏林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乘坐意大利“康梯浮地”号邮轮从上海黄浦港出发。作为国术表演队成员之一,29岁的金丽贵也随船踏上旅欧之途。
金丽贵,又名金石生,出生于1907年,被后人称为“武术一杰”。他少年时师从专职八旗子弟文武教师管世生,后考入河南国术馆,师从一代武术宗师、梅花拳第十二代掌门人刘丕显,成为少摩拳第二代掌门人。抗战初期,金丽贵在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担任上尉武术教官。
“先生一生不喜出风头,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功夫深厚,沉稳内敛,正直善良,很有修养,在全国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金丽贵弟子、西安传统拳法研学会会长靳根省,向南都记者回忆起恩师的生平。
1936年2月2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发出《国术预选简则》,“决定派男女选手六名参加世运(世界运动会,即当时对奥运会的叫法)表演,借以宣扬吾国固有武道之真价值”;凡报名者年龄自20岁起,35岁止;要求“国术表演,对于拳术及器械务须精,而且博。此外若兼擅摔角、弓箭、弹丸、踢毽等项者,为尤佳”。
据《出席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报告》记载,截至1936年4月30日,各省市报名参加国术预选者,共有男女25人。5月11日,预选在上海申园健身房举行。
后经选拔委员会开会讨论审定,选出了金丽贵、郑怀贤、温敬铭、张文广等6名男选手和翟涟沅、傅淑云、刘玉华等3名女选手。
历经二十多天的海上颠簸,7月20日,中国代表团抵达威尼斯,并于23日乘车抵达柏林。
当时的报刊报道称,德国报纸均刊载中国代表团抵德一事,字里行间透露出“意想不到中国会有这许多选手参加世运”的惊奇,亦对中国代表团成员及前来欢迎之华侨所表现出的民族精神,表示钦佩与赞许。
自抵达柏林第二日至8月1日奥运会开幕前,国术队在当地马不停蹄地进行各种表演活动。
7月24日,国术队应邀赴汉堡参加万国音乐会表演。翌日,国术队在万国拳术表演台上表演拳术及刀枪剑叉等项十余分钟,金丽贵首位登台,表演了少摩拳。7月26日,国术队又参加汉堡万国体育团体游行大会,“沿途表演备受观众敬仰”。
7月30日、31日,国术队两度受邀表演,“令在场观看的德国军人及各国运动学员叹为观止,使之对中国传统运动开始有新的认识”。
8月11日,国术队在奥运会上正式表演,吸引三万余名观众。表演开始前,代表团在会场内播报了中国武术的历史及特点,并将译成各国语言的《中国拳术之概要》分发给在场观众,以便外国人更加系统地了解中国武术。
表演内容首先是太极操,次为各队员的单拳对练,再次为器械飞叉表演,共分20节,历时1小时,“博得三万余观众热烈赞誉,鼓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大放异彩
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所有参赛项目上均未取得名次。然而,第一次走上国际舞台的中国武术却大放异彩,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独具魅力的传统运动。
国术队在德国停留了近两个月,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等地举行多场表演,中国武术轰动一时,风靡欧洲。
张文广与温敬铭的空手夺枪、刘玉华的双刀、金丽贵的少摩剑与九节鞭、寇运兴的棍术、郑怀贤的飞叉、傅淑云的绵掌、翟涟沅的花拳,每次表演都令满场观众目不暇接,喝彩欢呼,队员们常常要谢幕十几次才作罢。
除了通过国术表演进行交流和展示以外,国术队还专门印刷了刊物展开宣传。鉴于国术表演在各集会中颇受欢迎,国术队特印制三种太极操刊物,每逢表演即赠与外国观众,便于他们对中国传统体育有更详细的了解。
同时,国术队还通过赠送武术用品的方式宣传中国武术。1936年8月18日,中国代表团设公宴招待全体选手及留欧学生,席间国术队除表演外,亦将剩余的太极操刊物留存于中国驻德大使馆,供日后转赠各国图书馆及外宾。
靳根省说,金丽贵生前常教育弟子做人做事要低调谦虚。他向南都记者分享了一则金丽贵在德国期间的小插曲:“师父除了正式比赛和在柏林奥运会期间,为了国家民族尊严愤而向洋人提出挑战外,从未向他人比武动手,也不接受他人的挑战。”
原来,在一次表演结束后,金丽贵遇到了一名来自丹麦的欧洲击剑冠军挑衅,对方看过金丽贵的剑术表演后,通过翻译传话,认为“少摩是花架子,纯属表演,毫无实用,与西方的剑无可比性”。
一向不好与人争辩的金丽贵,听闻此言,心中火起,为了捍卫国家荣誉和民族尊严,当即提出比武挑战。岂料二人交手时,丹麦选手还未回过神来,便已处于劣势,最后只好认输。
另一位国术队队员寇运兴也与一名不服气的芬兰拳击手交手,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招制敌。当时对方扬言“如果不敢与之交手,中国就贴出海报认输”,寇运兴说:“我个人胜负事小,为祖国争气事大。”几日后,又有一名英国拳击手提出挑战,同样败在寇运兴手下。
靳根省告诉南都记者,金丽贵生前滴酒不沾的习惯也是受此次德国之行影响。“当时受东道主的邀请,先生在宴会上多喝了几杯酒,回想起来赛前不应喝酒,他认为喝酒影响了自己的情绪控制和剑术发挥。如不喝酒,少摩剑法应发挥得更好。”
此后,金丽贵滴酒不沾。“这也看出,先生自我约束之严,性格之刚”,靳根省说。
黄埔精神
南都记者梳理相关资料发现,这支国术队归国后,队员金丽贵、郑怀贤均来到黄埔军校任武术教官,继续从事武术教育工作。
回国之初,金丽贵在开封省立初中担任武术教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金丽贵携妻子、岳母先在洛阳短暂停留,后准备撤往兰州,途经西安便留了下来。
1938年8月,金丽贵在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担任上尉武术教官,教习学生劈刺格斗。
队中的郑怀贤也加入了黄埔军校,担任少校武术教官。1938年11月,黄埔军校迁抵成都,郑怀贤随军校来到成都。据《黄埔军校第十七期》(1940年-1942年)资料记载,郑怀贤从此在这里定居。
南都记者查询史料发现,当年的军队和军校非常重视武术教育。据记载,上世纪初期,为了强化士兵的身体素质和白刃对抗技术,军队的军事教官经常在训练中传授武术招式。
如西北军的冯玉祥在训练士兵时,就经常让士兵操练大刀;再如黄埔军校成立后规定,“学生除平日练习实弹射击以外,总要精研劈刺术,以备与敌接近之时,大展厥长”。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金丽贵先后被聘为陕西省武术挖掘整理办公室顾问,西安市武术协会副秘书长,陕西省柔道教练、散打教练、击剑教练、骊山武馆名誉馆长等职,为陕西省武术界培养了大批人才。
而奥运会始终是他心中挂牵之事。靳根省告诉南都记者,金丽贵晚年常发言感慨:“何时中国能举办一次自己的奥运会?何时中华武术能够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不知我能不能等到这一天。”
遗憾的是,他没能等到。1989年7月,金丽贵因病去世。
他曾工作过的黄埔军校,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军事和政治人才。建校时的正式名称为“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于1924年6月16日,因校址设在广州黄埔,人们习惯称之为“黄埔军校”。
据《西安文史资料》记载,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成立于1938年春,其前身为黄埔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1938年上半年至1939年末,学生人数有一万五千多名。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该分校奉命裁撤,未毕业的学员并入成都本校继续学习。后来因考虑到方便训练该分校学员,1946年1月,在该分校原址成立西安督训处,继续负责训练。
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自建校之日起,黄埔军校就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爱国、革命”黄埔精神的激励下,广大黄埔师生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百年黄埔,薪火相传。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的展览中,至今依然展示着一张上世纪学生表演武术劈刺的照片,“当时表演武术的主要是军校国技团,表演的内容有:二人互斗,一人徒手,一人持刀;棍械对击;刀棍对击;叉登对击;六棍对击;杀棍法;刺棍法等”。
穿过岁月的长河,昔日金丽贵与学生共同学习、训练、生活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事实上,以黄埔军校为代表,包括广东武术在内的中国武术,自1936年走出国门、在柏林奥运会上大放异彩后,于近百年间迅速发展。在广东,大量人才出现在武术竞技比赛之中,更有不少外国人前来拜师学艺。武术文化在中外交流互鉴中传承发展,逐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被认知、认可、认同的缩影。
如今,武术已成为奥林匹克系列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中国武术精神持续闪耀世界。对于曾经的黄埔教官金丽贵而言,这或许是迟到的圆梦。
“百年奥运的广东印记”专题报道
主笔:南都记者 张倩寒 本期采写:南都记者 张倩寒 实习生 余昕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