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结束后的世界，在奥匈帝国的废墟上，斯特凡·茨维格回望着“昨日的世界”，他慨叹道：“命运之手无时无刻不在抓住我们，把我们拖进没完没了的戏弄之中。”上一刻，还端坐于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贵宾包厢，下一秒，已经身处逃亡避难的火车上，作为米兰·昆德拉的老前辈，茨维格被广大读者牢牢地固定在某种印象上，哪怕“人类的群星如何闪耀”，也不过是帝国末路上遗民的挽歌罢了。
1929年4月1日，米兰昆德拉出生在捷克东部的摩拉维亚，一个富裕的小康之家。他的父亲不仅是国内知名的音乐家，更是大名鼎鼎的“捷克军团”的一分子，这支传奇军团依靠着建立捷克独立民族国家的信念，是捷克独立的最大功臣。了解这层背景之后，再来细看昆德拉本人九十四年的人生历程，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他几次重大的抉择——可以这么说，这位作家的所有选择都基于一种“狭隘”的自由，在规则之内的自由，作家依靠心灵去建立艺术的存在，哪怕付出的代价是永恒的错置与误解。
《昆德拉传：一种作家人生》是一本不那么典型的人物传记，除了大致上为世人勾勒出米兰·昆德拉的人生履历之外，更多地是对他文学、戏剧（以及早期诗歌）的解读，这对于有猎奇心的读者来说显然是不过瘾的。昆德拉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小说家毁掉他的房子，然后用拆下的砖头建起另一座房子：他小说的房子。传记作者的工作从艺术角度来说纯粹是消极的，既不能阐明一部小说的价值，也不能阐明它的意义。”（《不解之词》）他例举了福楼拜、莫泊桑、布洛赫、纳博科夫、卡尔维诺等一众文坛巨擘对于传记作者、公众试图从私人生活角度解构传主的不屑与愤怒，最后他又把偶像卡夫卡请了出来，直言：“一旦卡夫卡本人比约瑟夫·K吸引更多的关注，那么，卡夫卡去世之后再一次死亡的过程就开始了。”
作家的狂妄或许来自于其作品本身所展现出的丰富内涵，一提到昆德拉的小说，如果要摘选一些关键词，那么性、政治这类敏感的词汇一定会映入眼帘。翻开他的文学世界，昆德拉几乎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用一种调笑的口吻，用笔下的一对对男女，来暗喻他所经历的世界。“生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打击我，但是，女人们爱过我。”（《告别圆舞曲》）这种“唐璜”式的宣言，在每一个昆德拉的故事里都可以被发现，无怪乎读者好奇于他的私生活。他的好友在传记里表述，昆德拉确实很招女人喜欢。但如果仅有这一维度，那么米兰·昆德拉就是彻头彻尾的“男性凝视”写作了，一旦我们因为他作品中对性的坦诚而感到厌恶，那么故事的复杂性就可能会被忽视。
《告别圆舞曲》是一部极其精彩的作品，政治、艺术、宗教当然也包括男女情爱等诸多元素，被昆德拉巧妙地编排在并不长的篇幅里。最早接触昆德拉作品时，总觉得他笔下的人物“不是在出轨，就是在出轨的路上”，他们好像都没有基本道德可言，比如《告别圆舞曲》的男主人公小号手克利玛，这位享誉国内的音乐家，是“从十二岁到七十岁的所有女人的偶像”，每次演出总有大量女观众围观，艳遇总是少不了的，同时他还有一位貌美且嗅觉敏锐的前明星太太。小说也是围绕着克利玛如何费尽心机，试图说服艳遇对象露辛娜堕胎而展开的。男女之间的那点心思，结合捷克斯洛伐克在前苏联控制下的特殊历史背景，读者犹如进入了一条“复调”小道，其间是故事自我生长出的分支岔路，每一个存在的人物都在畅所欲言，将幽微乃至猥琐的心灵内面剖析给人看，最终用昆德拉招牌式的调笑结束一场荒诞的闹剧。昆德拉说《告别圆舞曲》是他本人“最乐意写的书”，我觉得这本小说也是综合展现米兰·昆德拉小说艺术的标本。
昆德拉的写作技术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他几乎只依靠小说内人物的对话、心理活动就将故事运转起来，传统的细节叙事只占到很少的份额，也就是说小说人物在虚构故事内是“自由”的，昆德拉本人在编织他的故事时没有偷哪怕一丁点懒。传记本身缺失的细节全部被拆解、安插在他的小说故事里，《昆德拉传》所提供的是索引，当让-多米尼克·布里埃在行文中为大家点出小说的具体篇目时，如能按图索骥，必能了解传主的幽微心思。
言及昆德拉，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那就是艺术的“介入”。这个关于文学（以及其他一切艺术形式）的旨趣问题，其实一直缠绕在昆德拉的文学创作中。早年，他倾慕马雅可夫斯基，用诗歌来拥抱苏联语境下的宏大主题——“其中（尤其对我们年轻人）也包含着美好的幻想，那就是我们，我们将开创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每个人）不再置身于历史之外，也不再处于历史的脚跟之下，相反，他将引导历史，造就历史。”可以说，正是青年时期对于“大主题”的思辨以及部分认同，铸就了昆德拉之后的“格格不入”。在诸多历史重大转折点上，这位曾经的捷共成员始终保持着难得的理性，他既对各类艺术僵化感到不满并且大声疾呼，又对已经在酝酿的革命保持着距离，他的理性被革命领袖哈维尔定义为“软弱”的不坚定分子。所以当这位知名小说家选择“流亡”法国的时候，昆德拉就知道他已经无法再回到捷克，学习法语，放弃用母语进行写作，彻底切断了自己与祖国的所有联系。
米兰·昆德拉所秉持的是艺术并不介入生活，或者不直接参与历史。他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真实的拿破仑战争来举例，“他（托尔斯泰）谈论历史时，并不像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对准确地描写事件感兴趣……他对作为人类存在新的维度的历史感兴趣。”小说家在为自己谋求一种“特权”，这种特权可以使他摆脱套在头顶上的那些政治化标签，但与此同时也会让他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处境。昆德拉一直拒绝把自己的命运放到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他公然与法国媒体唱反调，每每在接受采访时给出记者不喜欢的答案。从他移居法国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再度更迭，这十四年里，他从未表达过回到故土的愿望。1985年起，他甚至开始了“隐身策略”，想方设法不让自己有任何公众活动。这一时期，昆德拉反对自己的作品在国外尤其是捷克出版，他深切地担心自己流亡者的身份，以及小说中“虚构”的政治性遭到国内读者尤其是青年人的误读。这种姿态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傲慢，这位捷克当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成为了捷克人最厌恶的作家。
在阅读昆德拉小说的时候，总令我想起另一位“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代表——萨义德，他们都是坚定的怀疑论者——“流亡和错置是有裨益的，疏离造成了批判的距离。”（《格格不入》）但与萨义德不同的是，米兰·昆德拉更为贪恋文学世界所赋予他的方寸间的自由。在谈及身为音乐家的父亲对他的影响时，他说父亲将每个音调比作一个小小的皇宫，在那里，每个音符分别由国王、中尉和达官贵人代表，彼此之间形成等级上的关系。大约是音乐中秩序的启蒙，让昆德拉的小说中充满着多声部的合唱，也让这位作家在后续的人生中逐渐明白规则就是自由，或者说人的自由只有在规则内才能成立，小说中的处处道德失格正是在揭示人的局限性。
“他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即使在欧洲，欧洲也不再被视为一种价值。他没有意识到，他越过他那平坦的国土的边境、通过电传发出的句子听起来已经过时，永远不会被理解。”（《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米兰·昆德拉的人生故事在2023年画上了句号，但是弥漫在他虚构世界中的多元、矛盾、冲突仍然会纠缠着人类，方寸几何，自由几何，永远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