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在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先驱容闳的不懈努力下，120名幼童赴海外留学。这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些孩子后来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火种”。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在动荡年代，身负交流四海的重任，这些孩子不知在他乡经过了多少漫长的黑夜，也不知独自品味了多么浓烈的乡愁。我虽无法想象100多年前这些孩子的乡愁，但我知道，正如每一个远离母亲的孩子那般，从离开祖国的那一刻起，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了更好地回来。
作者在香港城市大学
在异国他乡感受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2010年，我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赴英国留学。在踏出机场的刹那，我深吸一口气，准备开启这段“同一片蓝天之下，满目尽皆不同”的异国求学之旅。
还记得在开学晚宴上，我穿上了特意从北京带去的旗袍，在一众西装礼服的围绕下，瞬间收获众多艳羡的目光。那一刻，作为一个中国人，一股文化自信由心底升腾而起。
我当即作了决定：要在留学的这一年里，利用传播学手段，为祖国做些事情。
借助自己播音主持的专业优势，我成为中华文化的推动者，积极组织筹备与华人相关的活动。那时的传播手段还没有现在这么便捷，但我们也会想尽办法把活动的照片发布到学校网站上，并利用当时的个人主页发布海外华人文化活动等资讯。
2010年春节，我主持了当地的华人春晚，并组织了华人新春诗词朗诵会。在朗诵会上，当我朗诵到“大雁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与北方之间的距离；燕子归来，衔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南方与北方温暖的情意”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与祖国之间的距离，不是南方与北方，而是东方与西方。我与我的祖国母亲，相隔了半个地球的遥远距离、8个小时的时间跨度。
我曾如同大雁，飞向了世界。而今，我更盼望如春归的燕子，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做个“双腿沾满泥巴的好记者”
一年后，我在完成硕士学业后回到北京，顺利入职中央电视台，成为一名记者。当时的领导问我：“做纪录片很苦的，你可以吗？”虽然对前路一无所知，但在理想的驱使下，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可以！”
那一年，我的梦想变得更加具体了：成为一名“双腿沾满泥巴的好记者”。我想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拍摄并记录那些还不曾被发现的风景，为人民群众制作真实而有意义的好节目。
理想总是慷慨激昂，然而现实却给了我狠狠一击。入职不到一周，我就被紧急派往青藏高原，拍摄汽车兵运送越冬物资的故事，这是我人生的第一部纪录片。都说川藏线的北线崎岖蜿蜒、道路坎坷、海拔又高，这一见，果真名不虚传。我们的车几乎一直贴着百丈悬崖小心穿行。当地人还告诉我，当年修川藏线的时候，每一公里下就埋葬着一具中国军人的遗骨。当我们的车队行至川藏线北线的最高点——折多山的时候，山顶正狂风暴雪，而我却需要在这里录制一段出镜词。风雪交加，我们的机器屡次被冻到关机，拍摄也不得不中断。不算长的一段台词，我在风雪中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十遍才勉强录完。当机器都被冻到“罢工”，人又怎么会不出问题？于是，我在镜头前大口吸氧的狼狈模样，被如实地记录下来，成为我人生当中第一部纪录片里的经典镜头。这部纪录片在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有不少人都打来电话询问：那个蹲在雪山顶上吸氧的女记者还好吗？
那一刻，虽然和我梦想中灯光闪烁的舞台大相径庭，但我心里却深深为那个7天没有洗头、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狼狈不堪却又无比真实的自己感到骄傲。也在那时我开始意识到：好的内容不需要过分包装，需要的是极致的真诚。
在中央电视台的那些年，我跨越高山海岛，经历过台前幕后，走过深夜空无一人的长安街，更在演播室里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绚烂的日出。在那个传统的大众传播时代，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本领，积累蜕变，但我也同时感受到，一个新的传播时代正在慢慢到来。
新媒体时代带来的数字“震撼”
对比第一段职业经历，当我已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媒体人时，我开始思考：在新的传播时代，一个内容创作者应该创作怎样的内容，才能让世界真的看懂中国？如何中国人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
2022年初，我结束了自己10年的国家级媒体生涯。当我拿着离职单去各部门签字的时候，身边的人都不解：作为天气预报栏目最年轻的制片人，放弃现在稳定而光鲜的工作，真的是一个理智的决定吗？尽管当时内心有着纠结和不舍，但我不得不迫使自己认清现实，那就是：属于个体传播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和视频技术壁垒的打破，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视频制作的方法。这项原本被视为高门槛的技术工种，逐渐变成了一项大众技能。在个体传播时代，每个人都成了内容制作者，创作百花齐放，每个人的观点和奇思妙想都得以抒发，这必然催生了新的内容生态及新的商业模式，也催生出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
离开大平台，在新的平台寻找真实的自我价值，我开始思考：自己究竟能为别人带来什么？什么才是真正有用的？
我的第一个创业阵地瞄准了微信视频号。作为曾经“国家队”的一员，策划、拍摄、剪辑、出镜，这些基础工作于我而言轻车熟路，但我制作出的第一批内容却在社交媒体上如泥牛入海，没有激起丝毫水花，各项数据都表现不佳。“这当中究竟缺少了什么？”我一度百思不得其解。我知道，在百花齐放的时代，每一位内容创作者的成长都是不可复制的。
最终我发现，社交媒体与大众媒体最大的区别在于互动性。只有当你的内容真正有用，真正与用户相关、深度与用户共情时，你才能拥有良性的传播闭环，甚至产生现象级的传播。基于此，我果断调整了内容方向：从古诗词文学分享到告诉用户一个央视编导是怎么写文案的，再到国家级主持人是怎么对着镜头说话的。在这些尝试性内容发布后，播放量开始被引爆。终于，在我日更视频号的第29天，收获了人生中第一条爆款。
播放量超60万，一日内涨粉数万。我不停刷新自己的微信，但很快由于短时间关注数太多而无法显示具体数字。到最后，系统甚至因为涨粉太猛而无法正常打开。这是我第一次直观感受到数字带来的“震撼”。
经历过流量的“轰炸”，接下来，就是要着手搭建一套成熟的线上商业模式，为更多个体创作者、新型创业者，以及需要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带去实实在在的价值，用内容营销和短视频直播为更多人赋能。
自媒体赋予每个人“华丽出场”的可能
也许是对于内容太过执拗，我总想以科班方式去训练学员，这样的结局当然是：“学不会”“太难”“放弃了”。
然而，即便是踉踉跄跄，我的小社群最终还是建起来了。第一次社群分享是教大家怎么做选题日历。当我在8点准时上线时，直播间却只有孤零零的一位学员，做过主持人的我，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怯场。曾经面对千万观众都不在话下，这次只有一位观众的直播间却让我着实有点打怵。看出我的迟疑，那位学员很贴心地说：老师，要不，咱们改天？就在那一刻，10年前那个执拗地站在领导面前，说着“我不怕苦”的女孩子又回来了。
我打开PPT，开始了我的第一堂课。PPT的首页是我特意制作的红色幕布，寓意着：现在，该是你华丽出场的时候了！
在这个时代，个体的势能可以通过下沉的技术手段和巧妙策划发挥到最大，进而撬动更多资源。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也是不可多得的机会。而一个优质的IP，自然需要优质的内容去传播、去破圈、去营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开始有人陆续上线，我终于结束了面对一位观众的“表演”。直到分享结束，直播间里一共有18位学员，这18个人，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动力。
到2022年底，我已“收获”了整整9期训练营学员。我们彼此扶持，抱团成长。在这些学员中，有退休的人民教师，对教书育人有着透彻的理解；有潮玩创业者，对Z世代的新锐文化有独到的眼光；还有医生、律师、在读博士生……他们各有各的精彩，而我也很荣幸能成为他们进入自媒体的领路人，帮助他们在自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发出自己的声音、建立自己的品牌。
中国的故事，何尝不是每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呢？在这个美好又包容的时代，用我的技能帮助有潜力的人，丰富中国的社交媒体文化，传播正能量和好声音，于我而言，何其幸哉。
回归初心，用中国话讲好中国故事
此时此刻，我正坐在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宿舍里。是的，我又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在读博士生。
我深信，只有不断拓宽认知边界的人，才能成为生命之树长青的高价值IP。在百花齐放的泛内容时代，要走得久、行得远，势必要不断经历从“一”开始、“一”生无穷的过程。
然而，无论行过多远的路，遇见多少人，人的梦想总是舍不下、忘不掉的。在我的账号里，有很多关于中华文化的内容，像诗经系列的解说、唐诗宋词的赏析等。2023年，我开设的新账号以国学分享为主要定位，以分析《孙子兵法》的8条短视频为开篇切入，很快收获了上万粉丝的关注。这让我意识到，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正愈加强烈，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同胞渴望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其背后的瑰宝故事。
于是，我重新策划了一个新系列的分享，将短视频进阶为中长视频，以中国历史、诗词文学、历史人物为选题去策划产出更加深层次的内容。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内容创作者，更作为一名留学回国人员，用中国话讲好中国故事，始终是我心中的梦想。只因那时，在海外遥望过的故乡的月光，始终照在归人的心上。
新的媒体形态给了每个人在这个时代一次“发言”的机会，如何利用它去创造更多的价值，进而影响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是这个时代留给所有人的一个课题，也更需要我们年轻一代的留学人员去审慎研究、发扬广大。
孔子曾说，君子和而不同。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瑰丽的文化历史，我们尊重并包容一切。但正因为见过不同的风景，才更知道家乡山水皆有情，才更加执着地骄傲于自己的本源。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自我封闭，而是兼容并蓄。新媒体的出现无疑是对现有传播手段的再丰富，那么弘扬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就成为每一代留学人员的特殊使命。
何其有幸，我生在如今日益强盛的华夏大地，我曾在遥远的英国骄傲地朗诵过中国的诗歌，那一刻的文化自信与昂扬，仿佛此生中最温暖的一缕光，一直映照在我的生命里。
有些人，就像一面镜子，能随时随地映照他人；而我愿做大雾当中的一盏灯火，照亮那些聚拢而来的人们。愿你我，如灯光一盏，生命不息、灯火不灭。（文 王怡文）
来源：《神州学人》（2024年第7期）
作者：王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