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比较优势定理可以系统论证国家间自由贸易的好处。但正如我们常常看到的，人们有很多理由来反对自由贸易，比如要保护民族工业，或者要保护国内幼稚产业。下面将为你展示的是，两次大范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如何打开贸易保护主义这个“潘多拉魔盒”的。
19世纪“长萧条”开启了“潘多拉魔盒”
贸易全球化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常态，但是如果从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算起，也就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明朝万历年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明朝初期就实施的严格的海禁政策虽然有所松动和放宽，但整体上与自由贸易还相去甚远。这也是中国在历史上，遗憾错过大航海时代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大航海时代所开启的西方殖民浪潮，以及贸易网络的建立，逐渐形成了全球性的经济联系。这一过程从16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9世纪。现代经济的全球化，基本上可以从二战以后算起，一直持续到今天。今天的贸易全球化，已经不仅仅是贸易，还有资本流动、技术转移和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融合。
贸易全球化的好处自然不必多说，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经济危机的问题，原来国际贸易不发达的时候，一个国家出现经济危机大都是这个国家内部的事情，不会对其他国家带来显著影响。但是贸易全球化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牵一发而动全身成为常态。
说起经济危机，我们熟知的往往是“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跨越国界的经济危机，通常被认为是发生在1873年的“长萧条”(Long Depression)。
这场经济危机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873年9月的维也纳交易所危机，导致了美国泽依-库克金融公司的破产，进而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恐慌和信贷紧缩。这场危机主要是由于重工业部门的危机，特别是铁路建设泡沫的破裂，导致了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和大规模失业。
危机背后的直接原因，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当时19世纪中叶，欧美等国家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铁路建设热潮，导致生产能力迅速扩张。在这一时期，铁路建设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市场需求并没有跟上生产的步伐，导致了生产过剩。随着铁路建设的过度投机和投资泡沫的破裂，最终许多与铁路相关的企业破产，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经济危机期间，铁路股票价格急剧下跌，铁路投资大幅减少，工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在美国，铁路建设的停滞和铁路股票价格的暴跌，直接导致了铁路公司和工业界的资金困难，进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这场经济危机也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广泛的影响，除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受到重创外，还有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比利时以及日本、阿根廷、印度等非西方国家也遭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冲击。
危机期间，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应对经济困境。例如，英国在面对失业问题时向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发放救济金，废除了自由贸易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建立了帝国关税特惠制。而美国也经历了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和失业潮，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来稳定经济，同时也调整了其国际贸易政策，包括提高关税，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
因为当时阿根廷经济以初级产品出口为核心，所以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是阿根廷统一之后遭遇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财政收入骤降，从1872年的2020万金比索缩减到1876年的1350万金比索；贸易赤字大幅增加，失业人数激增，国内消费缩减，土地价格崩溃。
这种情况下，公众开始关注“民族工业”的问题，阿根廷国会也开始激烈辩论，是否应该引入关税保护机制来鼓励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当时的“积极保护主义者”强调，阿根廷单纯发展初级产品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国家对英国的严重依赖，这才导致了债务危机的频繁发生，国内经济容易受到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他们认为，改变这种局面的唯一途径，是学习德国和美国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政策，对国内的“幼稚工业”加以保护。
另一派保护主义的主张则相对温和，他们强调阿根廷经济应该继续以农牧业生产和出口为主，但必须加强农牧业生产的多样化，关税保护的对象也主要是与农牧业生产有关的加工工业，而对于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燃料和机器设备则应该免除关税。很显然，这两派都是在主张增加关税，都是在企图借助关税保护政策来推动国内产业发展，只不过两派所强调的保护程度和范围上有所不同。
与这两派不同的是，当时处主流思想的，实际上还是自由贸易论者。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强调关税的传统功能，仅仅在于增加政府的收入。自由贸易论的主要代表，是当时的阿根廷总统尼古拉斯·阿维利亚内达，他主张发挥阿根廷的比较优势，继续发展农牧业出口。
经过激烈辩论，阿根廷国会在1877年通过了关税法案，在这三个派别之间达成了“政治妥协和共识”：一方面把平均出口税提升至6%，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则决定对面粉、制糖和葡萄酒等“幼稚工业”给予20%至35%的关税保护。从此，“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关税的作用不再仅仅是给政府提供财政收入，还要开始肩负保护国内“幼稚工业”的使命。当然，这个使命在逻辑上就是错的，完全站不住脚。
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总是带有一定的“惯性”。尽管19世纪后期，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开始抬头，但是阿根廷整体上仍然在享受此前启蒙思想家们带来的自由贸易思想的红利。阿根廷社会的主流精英们，仍然是认可并推行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原理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形成了“燎原之势”。
20世纪“大萧条”形成“燎原之势”
进入20世纪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整体上，以欧洲和北美为主的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快速工业化的过程。工业生产能力显著提高，特别是钢铁、化工、电力和汽车行业的发展。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全球贸易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国际贸易的增长促进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同时也加剧了国家间经济竞争。
当时的世界经济也经历了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尤其是从资本充裕的欧洲国家向资本稀缺的地区流动，包括对殖民地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以金本位制为基础，这为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不过，世界经济一片欣欣向荣，民族主义情绪却在高涨，军备竞赛也在悄悄加剧，为后来的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同时也影响了经济政策和国际关系。
“一战”期间（1914—1918年），战争需要是贸易保护主义最好的理由，于是各国纷纷采取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战争结束了，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特别是各种战时经济管制，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是化整为零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请神容易送神难”，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依然十分常见。
比如美国，“一战”结束后经济面临转型，战时的高关税政策在战后继续得到支持，以保护美国国内产业的发展。192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Fordney-McCumber Tariff Act），主要目的是提高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以保护国内的工业和农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该法案对多种进口商品征收了高额关税，包括农产品和工业产品，这导致了美国平均关税税率的显著提高。
《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措施，导致了国际贸易紧张局势的升级，并给全球经济的复苏制造了阻碍。它的实施也为后来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埋下了伏笔。
1929年，美国大萧条爆发。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以保护美国国内企业和农民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它提高了890种商品的关税，特别是农作物的关税，从1922年的平均38.5%提高到1930年的53.2%。在该法案通过之前，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在40%左右，而实施该法案后，平均关税税率上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达到了约60%以上的水平。
大萧条爆发后，英国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英国人把危机的原因归咎于自由贸易，于是他们为了解决危机，彻底抛弃了原来的自由贸易传统，转而实行关税保护政策。1931年年底，英国先后颁布了《禁止不正当进口法》和《1931年农产品法》等临时法律，并在1932年2月合并成为正式的《进口关税法》，除少量原材料以外，对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关税，那些对英国商品区别对待的国家则加收100%的关税。
其他国家也不甘落后，纷纷卷入贸易战的行列中。法国通过修改关税税则对来自英国的进口商品加征15%的关税；加拿大和南非对从英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反倾销税；荷兰把进口关税提高到25%；德国为了保护本国产品和产业，也对某些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补偿性关税。最后，西班牙、意大利、古巴、印度、巴西等国家也先后加入贸易战大军。
这个过程中，阿根廷也未能幸免。对于阿根廷来说，进入20世纪之后的外部大环境，和19世纪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由贸易的惯性还在，但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已经逐渐成为主流，而在阿根廷内部同样如此。
阿根廷贸易、工业和产业联盟，在1919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经济会议，召集阿根廷国内几乎所有贸易和商业组织与会，一些阿根廷工业家在会上提议，要求政府实施“真正的保护主义政策”来支持新兴工业的发展。这个组织在1924年又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再次呼吁阿根廷政府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来促进工业的发展。
大萧条爆发后，面对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几个大国带头，很多国家都在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现实，阿根廷政府不可能再继续“出淤泥而不染”，坚守自由贸易的原则。最终，阿根廷政府改革了税制、提高了关税、放弃了金本位，种种措施都与自由贸易的原则背道而驰。
不仅对外贸易的政策发生了变化，阿根廷国内的经济政策也悄然发生了转变。1933年11月，当时的阿根廷胡斯托（Agustín Pedro Justo）政府把比索贬值20%，规定谷物类产品的最低价格，并建立进口许可证制度，实施外汇管制，以控制外汇的一切活动。另外还把外资企业的利润所得作为贷款提供给阿根廷政府，用于一些公共工程的建设，以此来缓解失业问题。
胡斯托在阿根廷建立了中央银行，是拉丁美洲较早成立的中央银行之一，负责制定和执行国家的货币政策，监管国家的金融体系，以及发行和管理国家的货币。为了增加国家税收，胡斯托政府还引入了全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种种措施表明，阿根廷已经与原来坚持自由贸易原则的时代渐行渐远，而这才过去了几十年的时间。
没有理论就无法看清历史
对于1873年的“长萧条”和1929年的“大萧条”，当时和今天的人们都在试图找到其中的原因，其中生产过剩和国际贸易萎缩是最常见的两个原因。很多人认为，生产过剩是导致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投资热潮导致生产能力的盲目扩大，最终超出了市场的容纳能力和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时至今日，生产过剩、产能过剩，依然是人们分析经济问题时的常见词汇。
然而这里需要明确的是，真正的自由贸易市场，没有什么产能过剩。在真实的市场上，生产者会根据预期来排产，会做成本收益的基本核算，预期有盈利才会投入生产。而如果投资失败产生了亏损，说明他不适合生产这个产品，不能在这个产品上盈利和生存，他需要把这部分市场和资源让给其他更适合的人来开发。
整个过程，是消费者用钞票进行选择，选择出他们认为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这个选择反映在生产端，要求生产者具备更好的质量品控能力、上下游产业链的控制能力、生产管理能力，以及更强的成本控制能力。
真正的市场，不可能出现长期大面积多个行业系统性的“产能过剩”的情况。如果真的出现了所谓的“产能过剩”，一定不是市场本身的问题，而是市场之外的原因。简单来说，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产业补贴政策，二是货币超发引起的通货膨胀。这两个原因都不是市场自身的行为，都是行政行为，逻辑上必然有害且应该避免。
让我们回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进入了一个快速繁荣阶段，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经济危机。这些危机原来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经济一体化之后就不再是自己国家内部的问题了，而是变成了“牵一发动全身”的世界性问题。
经济危机来临前，人们信奉的是自由贸易。现实中，自由贸易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收入和生活上的改变。但是当经济危机发生时，人们同样会把问题的出现，归咎于自由贸易和产能过剩，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市场自身导致的。于是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原理的逻辑推论，不再是人们心中坚信不疑的科学理论，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保护主义的大旗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逻辑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找不到任何可以支持的理由，所以政客们只能借助民族主义情绪，用政治目的来掩盖科学论证上的缺陷。他们口口声声说要保护民族产业，实际上保护的不过是自己小团体的利益，最终却是大家一起受损。今天回看大萧条时期欧美等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之后的经济变化，这一点非常明显。
1930年美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后，导致其他国家对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战，进而使得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急剧下降了50%以上，失业率从7.8%急剧上升至16.3%并持续攀升，最终达到了25.1%的高位。贸易战导致了全球贸易量急剧下降，给各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特别是在大萧条时期，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加剧了经济衰退的程度。
贸易战还破坏了国际支付体系，并导致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崩溃。大萧条之前，世界多数国家实行金本位制，即货币价值与黄金挂钩。但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一些国家开始放弃金本位制，转而采取货币贬值政策，以促进出口和抑制进口。1931年，英国成为第一个放弃金本位制的主要国家，英镑贬值约30%。这一举措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如瑞典、美国、日本和比利时等。各国为了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纷纷采取货币贬值政策。
这种贬值导致了货币价值的不稳定，进一步恶化了国际贸易关系。随着货币贬值的蔓延，各国之间出现了保护主义货币战。这种货币战不仅损害了国际经济合作，也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在金本位制下，国际贸易和债权债务结算主要通过多边支付体系进行。但随着金本位制的崩溃和货币贬值的加剧，多边支付体系逐渐被双边支付体系取代，国际贸易受到了严重阻碍。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崩溃和保护主义货币战的兴起，导致了国际贸易的大幅下降。这不仅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复苏，也加剧了各国的经济困境。
与此同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也从19世纪的自由市场观念，慢慢转向了支持政府各种形式的管制。大萧条时期的贸易战不仅严重削弱了全球贸易体系，还成为诱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动因，更成为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管制的早期源头。包括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国中央银行在内，从无到有，再从不具备调控经济的功能，逐渐演变为今天被赋予了调控经济的主要职责，拉长时间跨度来看，本质上都是自由贸易原则的倒退。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总是各有各的不幸”，国家层面的经济危机，以及更大范围的全球经济动荡，也有其共同特点，那就是对自由贸易思想的偏离。这一点不需要经验来总结，逻辑上就可以推理论证得出，越是偏离自由贸易的轨道，市场就会越萧条。
一个国家从繁荣走向凋敝，往往也不过是在重复另一个国家的历史罢了。如果没有坚定的逻辑观念，很可能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
也正如米塞斯所说：“经济学之所以有存在价值，仅仅因为经济理论有能力解释经济行动。如果没有经济理论，则有关经济事实的报告不过是些不相关联的，可以作任意解释的资料的堆积而已。”没有正确的经济学理论，我们永远无法看清历史的脉络和真相。
•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张是之
责编 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