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暖”或“气候变化”在当代是个热门话题，与之相伴的“环保主义”则早已不止是话题而已，而是已经上升为公共政策乃至于意识形态的地步，持续且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认知与行动。
对于“全球变暖”以及随之而来的各项环保政策，坊间甚至已经区分出“信者”（believer）与“不信者”（non-believer）这样准宗教的词汇，以此描绘不同人群对这一准意识形态的态度。诸如“恼人的真相”（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书名）与“你怎么敢”（环保少女格雷塔之语）这样的“名句”（catchphrase）已经进入流行文化领域，支持者与反对者都能从中得到某种精神共鸣。
纵观人类历史，“17世纪气候变化”就恰好处在人类工业化的前夜，这次气候变化带来的“大灾难”“总危机”，恰好可以为一个争讼不休的问题提供参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究竟谁影响了谁？而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越是深入，对这场史上气候变化的研究越是彻底，就有助于更好回应当代的环境问题。
全球变冷与17世纪全球危机
“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是它的学名，“全球危机”（Global Crisis）是它的后果，“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是它的属性，“全球变冷”（Global Cooling）则是它的效应。这就是后来载入史册的“17世纪总危机”（General Crisis）。天灾、饥荒、瘟疫，战争、叛乱、屠杀，成为这次“总危机”的多个标签。
作为历史学命题的“17世纪危机”，是霍布斯鲍姆于1954年发表的《17世纪危机》中正式提出的，相关文章又在1965年以《1560—1660年的欧洲危机》为题结集出版。不过，事后研究永远比不上当时人的记载触目惊心。纵观17世纪的世界，各国文献都留下了大量犹如世界末日一般的记载。
1623年，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目睹瘟疫暴发的惨状，写下了“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的不朽名句；1627年，德国人汉斯·赫贝勒在《日记》中说，“这个冬季是如此之严酷，在所有人的记忆中都是前所未有”；1653年，历史学家让-尼古拉斯·帕里瓦尔在《黑铁世纪短史记》一书中描述说，“群山喷火，大地动摇，疫气弥散，连绵不绝的豪雨让河流泛滥成灾”；中国史籍也记载了明末各地的惨状，尤其是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情况，“北畿、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浙江、三吴皆饥”，出现种种“人相食”的极端情况，一向富庶的江南地区也出现了“江南素无”的“蝗旱之灾”。
17世纪的全球文献也都留下了有关全球变冷的记载：冰雪倒灌，作物歉收，饥荒肆虐，瘟疫横行。瑞士历史学家伦沃德·齐扎特在1614年形容的那句“奇谲诡异、接踵而至的天气变化”一语成谶，为这个黑暗世纪的气候异常预作了注脚，全球变冷给欧亚大陆乃至新大陆的人类都上了一课。
连结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在1620-21那个冬季冻得严严实实，人们可以踏冰往返于欧亚两个大洲；1641年10月的霜冻与积雪被视为“多年以来爱尔兰的最冷冬季，也许是史上最冷”；1643年初由融雪导致的马斯河全线洪水在尼德兰与比利时造成了“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严重荒芜”；1641年的尼罗河降至历史记载的最低水位；中国地方志记载，位于亚热带的福建居然也下了大雪；1643-1671年间，东南亚的爪哇岛承受了四百年以来最漫长的旱灾；刚刚在北美定居的欧洲殖民者则惊讶地发现，弗吉尼亚的切萨皮克湾竟然封冻了，这是让世居当地的印第安人都惊诧不已的气候灾难。
尚在萌芽的近代科学也助推了观测手段的进步，留下了17世纪一些气候资料。国际观测站网络的每日记录揭示，1654-1667年间的冬季平均气温要比20世纪末冷上1℃；1641年，北半球见证了过去600年里第三寒冷的夏季；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经历了一个世纪以来第三冷的冬季；斯堪的纳维亚则迎来了自有观测记录以来最为寒冷的冬季。过去六个世纪北半球的观测记录里，1642年夏季的寒冷程度排名第28，1643年则是第10；1649-1650年的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酷的冬季，无分南北。
从冰川学、孢粉学、树木年轮学、地质学的角度出发，当代科学界也足以从这些“自然数据”中感受四百年前席卷亚欧大陆的那场气候灾难。树木从大气中吸收碳-14，当地球吸收的太阳能减少时，碳-14总量会上涨；许多形成于17世纪的树木年轮都含有增多的碳-14沉积物，这显示全球温度降低。而年轮的狭窄也显示生长季的缩短。
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区，异常狭窄的树木年轮反映了1640年代生长季的惨淡，地产文书则显示冰川从原位置上前进了1.2英里之多，一路吞噬着农地乃至村庄；在俄国，树木年轮、花粉和泥炭层都显示，1650-1680年间的春季、秋季和冬季都在历史最冷纪录中排得上号；北意大利地区1640年代出产的小提琴上显现出惊人纤细的生长年轮；冰川、年轮与碳-14测定技术也显示，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于1640年代经历了一段大为寒冷的天气。
谁酿就了这场总危机
17世纪被称为“混乱的时代”（Age of Tumult），欧洲到处弥漫着世界末日的恐慌，1648与1666都曾被欧洲人预言为末日之年，气候变化造成的天灾，在时人看来就是人类文明毁灭的前兆。
那是一个自然与超自然密不可分、天文学与占星术仍未分家、疾病被认为是天降责罚的时代。东方式的“天人感应”自不待言，西方则出于宗教传统将气候变化的责任归结为人类的堕落与罪恶。为此英国议会曾经立法拆毁并取缔一切剧院，甚至对演员与观众罚款；德意志的巴伐利亚则下令禁止跳舞、赌博、饮酒与婚外性行为；人们还将怒火发泄到了巫术乃至犹太人身上，北美殖民地掀起了一场“猎巫行动”（witch-hunt），为后世增加了一个成语典故。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将气候变化归咎于这些人类活动，从科学而言显然是荒谬的，也是不折不扣的错误归因。当时人对星象、日食、地震、彗星与太阳黑子的观测尽管常常推出了“玄学”结论，比如对彗星与日食的神秘主义解读，但这些混合着占星与天文的观测却不乏科学成分，归咎于这些自然现象也或多或少歪打正着，尤其是太阳活动对地球气候的影响。望远镜的发明让当时的欧洲留下了一份连续精确的太阳黑子观测记录，记录中“太阳黑子减少”的证据为地球气温的下降做了注脚。
地壳的板块运动也加剧了这场气候灾难。17世纪中叶的地球经历了板块运动的小高峰，特别是在“环太平洋火山带”。单是在1641年，耶稣会士就记录了菲律宾的三次火山爆发，其中一次六级喷发“火山灰连续降落了12个小时，第二天一大早人们才开始见到月亮”。在1640年2月的智利，维利亚里卡火山“以雷霆万钧之力喷发，熔岩喷薄而出……如此之多的熔灰落入阿里彭河，河水灼烧，煮熟了河里所有的鱼”。1638-1644年间环太平洋地带12次火山喷发所制造的“尘幕”与太阳黑子的“极小值”一起，都使地球大气的温度有所降低，造就了一个个“无夏之年”。
谁酿就了17世纪的这场总危机？如果将这场“总危机”拆分为“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话，那么可以说，气候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是显著的，太阳活动与板块活动对气候变化有着绝对的统治力，酿就的寒冷、地震均为不可抗力。相较而言，“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则只能称为近代科学兴起之前的神秘主义。进一步说，气候变化对人类的直接影响是饥荒、瘟疫的“一次打击”，而继之而来的战争、革命、叛乱就是“二次传导”了。从这个意义讲，气候变化确实是在重塑人类文明。
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与人类活动的二次传导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在1740年写成的《风俗论》一书中历数从英国内战、法国投石党之乱、奥斯曼苏丹遇刺再到印度莫卧儿帝国动乱、中国明清易代的历史，把17世纪中叶总结为“篡权者的年代，从世界一端到另一端莫不如此”。伏尔泰的旁白揭示了一个事实：气候变化直接造成了天灾不断，因此也顺带影响到了各国的政治与军事，促成了战争与革命。
气候变化带来的饥荒、瘟疫、地震，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内政外交，激化了内外矛盾，引爆了一场又一场的叛乱、起义、革命，招致了一轮又一轮的战争、侵略、屠杀，接踵而至的人口剧减、国界重划、改朝换代，彻底重塑了人类的政治版图，其深远影响甚至不少持续至今。
气候变化带来的饥荒、瘟疫等天灾首先冲击着各国的社会结构。政府税基下降，民众生活困难。如果出现“老虎会睡觉，苛政不休息”的情况的话，那么“苛政猛于虎”就会带来被统治者反抗统治者的社会动荡，17世纪的亚欧大陆见证了连绵不绝、此起彼落的起义、叛乱与革命。而在同时，出于争夺土地、粮食、生存空间的需求，国与国之间也爆发了一场场战争。即便战争名义五花八门，不少国家还冠冕堂皇地使用了包括宗教在内的宏大叙事，但真正的理由大概率是极端气候导致的存量竞争。
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索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从表面上看是新教与天主教的对决，但在后来却逐渐演化为一场争夺生存资源的大乱斗，从“神罗内战”演变为“全欧群架”。饶具讽刺意味的是，信天主教的法国却站在新教诸侯一边，而新教阵营的瑞典却在1643年攻击了同一阵营的丹麦，多少可见这场战争的真实起因。战争对德意志的打击甚至超过了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1631年的马格德堡屠杀让两万人死于非命；克伦威尔进军爱尔兰时也以宗教名义屠杀了3000多名天主教徒；而在东欧，与沙皇结盟的哥萨克军队在乌克兰一路上屠杀了至少一万名犹太人，理由同样出于宗教。
而以中国人熟知的明清易代而言，从气候变化的角度而言可谓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但这七条理由多少显得鸡毛蒜皮，真正的原因恐怕是辽东作物减产、粮食不够，女真人需要入关劫掠获取生存资源。而就关内的情况而言，天灾与饥荒造成税基下降、农民困苦，但明朝因为关外的军事压力又不得不维系苛捐杂税，这直接在陕西引爆了“抗粮杀官”与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明朝也在关内关外敌对力量的组合拳下左支右绌，最终在这股合力打击下灭亡，“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的易代之痛，也长久留存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
英国内战反反复复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最终以光荣革命画上句号，从此开启了近代英国的崛起之路；三十年战争重绘了德意志地区的政治版图，作为结果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开创了近现代国际关系的新纪元；法国发生了投石党之乱，意大利南部则有遍地烽火的骚乱起义；中东的奥斯曼帝国则爆发了原教旨主义运动，高层政治也频繁动荡；东欧地区波兰-乌克兰-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奠定了斯拉夫民族之间随后数百年的竞合格局，哥萨克与沙俄的结盟给俄乌关系投下了遥远回响；日本也出现了“宽永饥荒”与“岛原之乱”，德川幕府的“元和偃武”与“锁国令”开启了持续二百余年的江户时代。
17世纪总危机起于气候变化，终于人类灾难，但至少一半灾难并不是气候变化直接导致的，而是源于人类活动的二次传导。危机的结束也推动西方社会从“军事国家”渐渐转型为近代国家，一系列启蒙思想应运而生，科学革命紧随而至，东西方出现了历史学界所称的“大分流”。
17世纪的气候变化、战争与大灾难直接影响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思想家。“霍布斯主义”与其说是书斋里的理论建构，倒不如说是霍布斯在耳闻目睹那个灾难时代之后的沉重反思，他在《利维坦》里写道，“人们持续处于暴力死亡之恐惧与危险之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休·特雷沃-罗珀1959年的那篇名为《17世纪总危机》的论文则总结了这场总危机给欧洲带来的深远影响：
17世纪未能消化这100年的场场革命。这个世纪断断续续，它被革命拦腰斩断，而且是不可挽回地中断了。在17世纪末的后革命时代，本世纪开端的情形在人们眼中已是混沌莫辨了。就智识、政治、道德风尚而言，我们都已身处新世代和新气候之中。这就好比一场终极雷暴终结了之前的一系列暴风雨，它荡涤了欧洲的空气，并永久改变了欧洲的温度。自15世纪末以迄17世纪中叶，我们笼罩于一种气候之中，“文艺复兴”的气候；随后在17世纪中叶，我们经历了一段变革的年代，一番革命的年代；再后来的一个半世纪里，我们有了另一种大不相同的气候，那便是“启蒙”的气候。
人类在气候变化面前，究竟能做什么？
“即便得以免于战争，难道还能免于地震、瘟疫与饥馑不成？”这是1643年气候灾难期间，西班牙一本小册子《胜利者》发出的大哉问，也揭示了一个事实：人类活动究竟能多大程度上影响气候变化，是一个可疑的命题。即便抛开神秘主义与天人感应这些非科学的理论，除了太阳活动与地球自身的地质活动等自然因素之外，环保主义者论证的“温室气体”“（人类活动导致的）碳排放”能对气候变化起到多少作用，仍然是有待商榷的。
事实上，将眼界拓宽到整个地球的历史可知，地球在人类出现之前就有过五次生物大灭绝事件，起因都是气候的猛烈变化。考古学、古生物学、地质学的研究显示，4.45亿年前的奥陶纪-志留纪生物大灭绝可能是因为一次超新星爆发的伽马射线暴导致的，而6600万年前造成恐龙灭绝的那次生物大灭绝则可能源于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冬天效应，哺乳动物也在恐龙灭绝之后崛起。
而即便在人类出现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人类活动也难以说得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气候变化。以中国历史而言，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揭示，中国在过去5000年里经历了“四个温暖期与四个寒冷期”。中国长期处于农耕文明，除去“天人感应”这样的神秘主义论述，气候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几乎完全是单向的。
气候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却是始终存在的，不仅仅局限于那些直接影响。气候变化首先会影响人类的生存状况，然后还会左右人类的认知，促使人类思考气候变化的原因，继而推动人类做出决策。无论是归责还是归因，这都会搅动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进而带动人类活动的改变。
17世纪的人类会将气候变化归责于人类的罪恶、发动革命与战争、推动社会转型与思想解放；当代的环保主义者则推行环保政治，乃至出台影响千千万万民众生活方式的公共政策。不管人类活动是否影响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总能以直接与间接的方式影响人类活动，甚而改变人类的命运，这也许就是在大自然面前，人类逃脱不掉的宿命。面对自然之伟力带来的气候变化，人类能做的事情，应该是首先不折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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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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