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农民如不能从农业中大规模转移出来，相对贫困化是必然趋势

连续数年农民收入增幅下降，一些地区的农民收入不升反降，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也就有各种针对性意见出来。其中的主流意见有二：一是认为农民收入增长不快，是因为国家政策有问题，或说政策不好：二是认为国家干预农民太多，没有真正放活农民。这两种意见的潜台词都是因为国家政策或制度安排上的问题，将农民本来可以增长很快的收入抑制了。这两种意见都是没有根据的。

在我看来，当前的农民收入明显是结构问题而非政策或制度问题。具体来看，当前国家的农村政策或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农民收入增长不快甚至有所下降，与国家政策无涉。一个常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衡量一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恩格尔系数是下降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农业份额占国民经济总额的比重下降。因此，只要农民不能从农业中大规模转移出来，农民收入的增长必然慢于整个社会收入的增长，农民相对贫困化是必然趋势。而对一个有9亿农民的大国，农民大规模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至少需要数十年时间。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农民收入增幅下降是由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决定的，是一个典型的结构问题。我国加入 WTO 之后，国际主要农产品价格较国内低，这将进一步使农民收入锁定为结构问题。

农民收入这样一个结构性问题之所以反复且普遍被解说为政策或制度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大多有制度决定论和市场浪漫症的思想，深且久矣。认为是国家政策不好造成农民收入增长不快的经济学家认为，应该鼓励农民外出务工经商，鼓励农村土地流转，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加农业信贷，国家投资兴修水利等。这种意见认为，国家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很重要，当前增加农民收入不是不需要国家干预，更不是不需要国家政策，而是国家应有好的政策，过去一系列农业和农村政策妨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是有问题的政策。认为是制度不好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前造成农民收入增长不快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没有真正将农民放活，农业放开。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应该少管农民，相信农民，将农民当做市场主体，让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和完整的土地产权，维护农民的权益。其核心是让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自主寻找增加收入的办法。这种意见经常与给农民国民待遇的意见混合起来。

问题是，既然农民收入问题是结构问题，而非政策和制度问题，以上制度决定论和市场浪漫症者提出的增加农民收入的办法就不会有效果，寻找好政策和建立好市场的努力对增加农民收入就不会有根本作用。其结果是，这些经济学家不可能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建设性方案，但他们不满意所有现有的方案，他们脱离中国和中国农村的实际，批判现有的农村和农业政策。他们因为理念而不是通过具体的研究来说话和做事情。

回到农民收入问题上，既然农民收入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我们就应该从结构方面考虑问题，从结构方面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国家的某些具体政策可能不利于农民增收，应该研究改进；某些具体制度也对农民不公平，也可以考虑修正。但一定要防止那种一个好政策就灵、一个好制度就灵的想当然，拒绝大理论和大话语，多进行农村调查，切实进入到中国实际和中国农村研究的实际，在具体政策和制度上展开讨论，否则，那些经济学家就不是建设性地而是破坏性地做事，不仅无法让农民在短期内增加收入，而且会让农民失去长期的基本生存保障。

前文认为，农民收入是结构问题，既然是结构问题，通过政策来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就很小，可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办法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和提高农产品的价格。

农民总人口数量庞大，且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虽然已被国家统计局统计为城市人口，但这些农民工大多未获得稳定就业和收入，也没能在城市真正安居。他们的父母甚至子女还在农村，他们年老可能也要返回农村。这些进城务工经商人员因此仍然应计算为农村人口，即要依托农村甚至农业而生存的人口。这样算下来，中国农民人数仍然有8亿多，占到全国人口的大多数。

在农民人口基数极其庞大，而农业 GDP 已不足全国GDP 10％ 的情况下，农民从农业中所获收入就不可能高，无论怎样调整农业结构，及无论怎样通过转移支付给农民补贴，一个国家不可能通过补贴来让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收入增长幅度超过社会平均增幅。而后者正是2012年底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来的目标。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在城市，在于进城务工经商。当前全国农民家庭收入的大约一半已来自务工经商。从单个农户家庭收入来看，目前全国农村均已形成具有相当普遍性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即农民家庭中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获得务工经商的收入，年龄比较大的父母留守务农，获取农业收入。一般情况下，农业收入可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务工收入可以作为余钱存储下来。有了务农收入，再加上务工收入，一个农民家庭就可以获得"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就可以有些闲钱，就可以购买奢侈品，就能参与村庄人情竞争，就可以攀比建房，就可以为儿子娶媳妇，甚至为子女在县城买一套商品房。

农业收入不多，但很重要：

第一，年老父母进城就业机会很少，若他们随子女进城，在缺少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他们就得靠子女养活，不说子女务工收入能否养得活在城市生活的年老父母，即使可以养得活，年老父母也难以适应这种"剥削"子女的不劳而获的生活。留在农村务农，在耕地不多、机械化作业已普及的情况下，务农也是一种休闲，正是随着季节展开的农作让年老父母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心情，可以感到自己的有用，农业既是收入，又是就业。劳动是人的基本需要。

第二，农村生活是在熟人社会中展开的，熟人社会中有信任，有亲戚、朋友、邻里，有稳定的预期。有一个农家小院就有了安全感。精神上的压力很少，社会性的关系很多。生活是悠闲安适的。

第三，农村生活开支少，成本低，自己种粮种菜，养鸡养鸭，捞鱼摸虾，新鲜、卫生、有机、安全，是不花钱的。

第四，年老父母在家务农，往往可以带孙子在家生活，从而可以放手让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赚钱。赚了比较多的钱，有了足够全家进城的收入，就全家进城了。赚不到很多钱也不要紧，大不了年龄大了再回到家乡，回到村庄。

正是农业收入的存在和返回农村的可能，使中国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低，这个低成本的劳动力再生产机制是中国制造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廉价中国制造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基本的动力，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中国特色的农地制度安排。

另外一个功劳是，因为有农业收入，有家乡可回，而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现代化既是快速发展的时期又是危机四伏的时期，经济、金融、社会甚至政治危机主要发生在城市，因为有了稳定的农业和纵深广阔的农村，任何危机都有回旋的余地。

也是因此，虽然农业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可能会越来越小，但农业收入对一般农民家庭至关重要，正是农业收入，即正是中国"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