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被凝聚在特定的仪式与景观之中，被人们铭记的是某一时刻，而被反复援引的也往往是这一时刻。1965年3月25日，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著名的“塞尔玛游行”的最高潮向阿拉巴马州议会呈递请愿书的场景，就是在历史与文艺作品之中被反复援引的重大时刻。
2014年上映的电影《塞尔玛》形象地刻画了这样一种景观——一方是高喊“今天要种族隔离、明天要种族隔离、永远要种族隔离”的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与南方保守派，一方是民权运动的领袖与支持者们，在动荡和冲突的“长六十年代”之中，这无疑构成了最引人注目的对比。此刻站在金博士身边的民权运动领袖，后来卡特政府的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杨在2015年接受采访时这样形容塞尔玛游行的历史意义——“这个复杂的故事已经演变成一首精神力量的视觉诗篇，引导我们走向真理”。
影片安排安德鲁·杨与金博士并肩立于阿拉巴马州议会大厦之外，这既是对于民权运动历史的合理再现，也是对其现代意义的有意重述。作为一名民主党人和律师，杨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卡特政府任内担任的联合国大使一职，成为他将国内民权政治理想同卡特政府自由主义理想合二为一的良机。
在“人权外交”的框架下，杨成为了自由国际主义与新政自由主义思想在联合国的代表，凝聚了肯尼迪时代开始的自由主义理想，也即通过国际合作促进人权，也继承了罗斯福时代有关经济平等与社会正义的遗产，呼吁基于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平等地位——这在新自由主义方兴未艾的70年代末期确实是罕见与宝贵的。
当杨在联大疾呼社会经济权利的重要意义——这项权利在过去经常被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批评为“粉色权利”，也即受到共产主义影响的思想——他一定融合了十多年前在国内为了黑人平等与公正而奋斗的经历。基于此，影片无疑希望观众在回忆金博士和他的民权运动成果时也能注意到，这笔政治和文化遗产仍旧发挥作用。类似的古今追思，不仅限于文艺表现。无论是对于金博士的纪念，还是对民权运动的赞美，政治家们的话语都丝毫不离他们当时代的政治议程与社会关切，用一句话来形容，民权运动之所以值得被纪念，是因为它“提倡超越国界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对于马丁·路德·金的赞扬是都正确的。民权运动当然是超越国界的，但这并非因为辉格式倒叙和重述历史的行动，更不太可能是因为强加在历史语境中的自由主义之梦。以60年代的视角来看，杨在日后参与的那种自由主义的国际合作，更像是一种为了消弭怒火而刻意组建的“泄压阀”。
民权运动往往被聚焦于那些温和、谦让、无害的景观与时刻，它强调金博士对于暴力的谨慎与对公义的坚守，强调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立法回应，强调在一个拥有法律主义传统的国度推动渐进改革的历史意义。为此，民权运动的“跨越国界”，只能是一种单向度的传教和教化，是一种经过重塑的、围绕着“公义与秩序”的故事。但回顾历史，民权运动所囊括的远不限于《塞尔玛》试图传递的内容。
与其说民权运动是一场受到美国政府规训和引导的“宪法革命”，它是一场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所缔造不公正秩序的跨国运动的组成部分。民权运动指向的是漫长的种族主义史——这包括美国内战结束后南方各州经由“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确立的种族隔离制度，在“隔离但平等”之下对于非洲裔美国人投票权、教育权和就业权的实质性剥夺，也包括“罗斯福新政”与二战之后仍然盛行的、同美国对于《联合国宪章》人权条款承诺直接违背的歧视性政策。
同制度性歧视紧密相关的，还有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基础上对于少数族裔的社会心理与文化歧视。南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同保守的反共主义者合流，将民权诉求在社会文化上形容为“贫困、落后和野蛮”，在政治上则描述为“苏联的红色威胁”。60年代美国社会面临的种族问题，是漫长历史上未能妥善处理历史遗案的直接后果，对它的反抗，当然也不可能是“那么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让”。
对于第三世界的外部殖民——这体现为对自决权的否认，以及对本国少数族裔的内部殖民——这体现为对平等权利的拒斥，共同编织了一张跨国网络，强化着一种“文化相对主义”掩盖下的阶级叙事。种族主义者对于非洲裔美国人不应享有平等权利给出的理由，同帝国主义者在历史上基于“文明使命”“帝国教化”而推行的“自由帝国主义”如出一辙。
塞尔玛游行的两年前，当时在联合国大会与海牙国际法院的政治与法律争议，高度关注着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与对西南非洲的殖民控制，澳大利亚则以类似的形式在国内维系着“白澳政策”，在国外维持着在新几内亚的殖民统治。1963年9月，澳大利亚驻海牙大使沃尔特·克罗克向曾任澳大利亚驻联合国使团团长，当时的国际法院院长珀西·斯彭德爵士致信，讨论当时堪称激烈的非殖民化浪潮——“一人一票的问题值得你用你的笔和你的智慧去思考。它具有可能破坏民主的风险，为公民投票的独裁暴政铺平道路”。
1966年，珀西·斯彭德在“西南非洲案”中明确驳回了埃塞俄比亚与利比里亚提出的针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与维持殖民政权的指控。作为院长，他投下了“决定性一票”（Casting vote），促使联合国最重要的司法机关在非殖民化的潮头逆水而行。南非政府在该案提交的诉状中辩称，“在一些非洲领土上建立独裁政府很可能是遏制群体间摩擦的需要”，这无疑回应了沃尔特·克罗克、珀西·斯彭德以及来自英国的法学家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一贯的立场——为了应对带着“共产主义色彩”的非殖民化运动，种族隔离制度或者殖民主义政权都可以被某种程度上合法化，其具体方式仍然是“自由主义帝国”有关逐步培育自治能力，进行“文明教化”的叙事。
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对于南非的暧昧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共享战后秩序中“旧帝国”为数不多的殖民遗产。对于这个旧帝国而言，那些同苏联与中国领导人互相呼应，并肩站立的民权运动家与非殖民化领袖无疑是“危险人物”。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非洲和亚洲的许多领导人并非一开始就想仿效苏联、中国和古巴的路径——胡志明主导起草的越南《独立宣言》甚至模仿了美国《独立宣言》的形式。
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则积极寄希望于联合国来匡扶正义。但是在冷战的厚重幕布之下，只有来自共产主义阵营的声音支持他们的独立主张，并且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是具有主体性，具有人格和尊严，享有自决权利的“人”。而那些身处铁幕另一端的声音，例如杜波依斯与马克西姆·X，则往往被视为“共产主义的代理人”，在麦卡锡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共同压力下艰难喘息。 因此，非洲裔美国人对于美国国内种族制度的反抗，也自然而然地同反抗帝国与殖民体系产生关联。随着非殖民化运动在越来越多国家获得成功，非裔美国人开始从更加国际化的角度看待他们争取种族解放的斗争，将自己的斗争视为更广泛的全球社会变革运动的一部分。正如《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指出的，“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1964年马尔科姆·X对加纳的访问中，他同加纳领导人恩克鲁玛都赞同，非裔美国人的苦难与非洲大陆的苦难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斯•斯坦福提出，“美国黑人不是美国的公民，他被剥夺了权利，只是殖民主义压迫奴役的对象……他们战斗的目标不是为了整合进白人社会，而是为了争取民族解放”。
先后获得独立的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都对民权运动表达了充分支持，非洲的第三世界关注的焦点在于，美国政府能够在内部殖民中迫使非洲裔美国人处于不平等地位，就同样能在非洲维持具有侵略性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对他们而言，殖民帝国的霸权是“双刃剑”，它伤害的是所有不公正秩序的成员，而对此的反抗，也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来。
民权运动塑造了一种“团结共识”，但当“第三世界”成为“全球南方”，它在冷战结束后已经逐步被自由主义异化的身份政治瓦解。对于民权运动的重新解读和塑造，无疑折射出这样的现实诉求——民权运动家是温和的“人权活动家”，其诉求是制度化的，而非革命性的。任何符合这一叙事的时刻都会被着重放大，例如塞尔玛游行与非暴力运动，但有关民权运动与第三世界革命、独立和非殖民化的关联，尤其是种族隔离作为内部殖民的种种面向，则被有意无意地隐去了。
通过对民权运动历史背景，尤其是其跨国网络关系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民权运动最宝贵的历史遗产远远不是美国政府在狭窄的宪法框架下能够囊括的。这并不是说，约翰逊政府在60年代推行的一系列民权改革立法不值一哂，更不是否认金博士及其为之奋斗的目标，而是强调对于不公义的反抗是不可能在修修补补中完成的。当我们再次考量民权运动历史遗产的使用和误用时，马丁·路德·金的话语仍然对于评价一种全球帝国秩序掷地有声——“任何一个地方的不公不义，都是对一切地方的公平正义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