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昌每年至少旅行一两次，很多友谊在路途中建立。在国外穷游，不同的异国面孔拿着一本《孤独星球》，就像对上了暗号。
这本旅行指南通常很笨重，从纸张到胶水都要求符合环保准则。当一个人的来处是另一个人的目的地，他们会互相交换，在东南亚的青旅里，郑昌和一个与他路线正相反的陌生人，交换得到了一本《越南》。后来，那本《越南》也被他换给了其他人。
“你根本不知道这本书过了多少人的手，去过多少地方。”2014年，郑昌刚刚大学毕业，在间隔年花了3个月去东南亚穷游，背上《老挝》《泰国》两本《孤独星球》就出门了。他说，那些带着《孤独星球》的人，往往能成为旅行中的好朋友。
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是世界最大的私人旅行指南出版商，被奉为“旅行圣经”。2024年6月底，在它进入中国市场18年后，最终宣布退出。社交媒体上，无数人开始打捞过去十多年来，这本旅行指南所见证的路途。
1970年代，创始人托尼·惠勒和妻子莫琳·惠勒决定以穿越亚欧大陆的方式度过蜜月。旅行途中，经济一度拮据到要卖掉车，抵达目的地澳大利亚时，兜里只剩两毛七分钱。讲述这段经历的《便宜走亚洲》畅销海外，《孤独星球》也由此成立。
2009年起，《孤独星球》开始招募中文作者。2013年成立中国办公室，对国外作者此前写作的旅行指南进行翻译、校对，同时派出中文作者做本地调研、写作。
《孤独星球》奉行老派的写作原则，每本指南都依靠作者实地体验，平均每隔两到三年出新版。从策划到印刷出版，通常需要花费一年至一年半。
在以秒为单位更新的资讯市场，这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受到疫情的影响比较大，和国内出版社的合同也到期了，再加上总部战略上的考虑调整，最后决定把中国的业务结束。”孤独星球中国区内容总监谭川遥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退出中国市场的原因。
《孤独星球》在中国的火热仰赖于背包客文化的流行。谭川遥观察，1990年代至21世纪初，背包客深度游在中国蓬勃发展，“那个时候，大家有往外闯或者探索的欲望，虽然没那么多钱，但有很多胆儿，时间也多，不像现在这么卷”。
不同于浮光掠影的攻略，《孤独星球》携带着一整套旅行价值观，曾经指导和影响了一代年轻人如何上路，与世界相处。一本指南的退出，也见证着这种旅行方式的式微，被特种兵式、网红打卡式的旅游所取代。
孤独星球中国办公室，成立于2013年。（受访者供图）
郑昌是《孤独星球》的资深读者，他曾在伊朗的青旅里认识了一位广西的同好，两人结伴去了埃及、约旦、摩洛哥。他们相约一同去趟印度，到恒河里裸泳，郑昌带了一块硬盘专门存储照片，就起名为“恒河裸泳”。不过，这一宏愿未能实现，广西人在旅途中拿到了新工作的offer，提前结束旅行，两个人就在约旦的死海挑了一块野僻的水域，游了游。
回国后，两人的生活范围相距遥遥，再没什么联系。郑昌后来又去过很多地方后，很多往事都因记忆的模糊而丢失，却仍然记得那次在死海的裸泳。
一种邋遢、风尘仆仆的旅行
2017年，在俄罗斯拥挤的站台上，刘昊收到了入选《孤独星球》中文作者的通知。她曾是《孤独星球》的忠实读者，后来陆续参与《海南》等地指南的写作。成为作者后，刘昊才发现，《孤独星球》有一套完备而严密的写作攻略。
“大到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小到只是北新桥的一家小馆子，”谭川遥说，为追求客观，每一个地点的呈现都有具体的制式要求。也因此，写作手册有些复杂，还会有另一个专门的手册来解释如何使用它。
《孤独星球》推崇“负责任的旅行”。例如在斯里兰卡，会建议不要买象牙和一些特定产品，“因为这些东西背后可能是不合理的劳工制度，使用了童工。”刘昊说，《孤独星球》里常常呈现出一种相对成熟的主观性。
刘昊记得，培训时一位编辑举例，某作者写整治后的三里屯路面“不粘鞋了”，这远比“焕然一新”生动许多，重视人在旅行中的感官体验，“像诗人在提炼一个词”。
有时还会出现春秋笔法。谭川遥记得，有作者去某地的咖啡店，对口味和景观都很满意，但对最低消费的规定略抱微词，于是，美言推荐一番后，作者幽幽补了一句：最低25块钱一杯的摩卡让人无所适从。刘昊对类似幽默的调侃也有印象，“比如，这个民宿的老板虽然看起来不开心，但是如果你没有太多钱，在这里住还是能享受到相对干净的服务。”
2017年，刘昊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旅行。（受访者供图）
时下流行的打卡式旅游，热衷把一群人密集地输送到一个又一个景点，塞进同一个背景板留下纪念，《孤独星球》则适配自由规划行程的背包客。
高中时，刘昊也和很多人一样喜欢《中国国家地理》，为那些精致的景观而惊奇，后来她逐渐意识到那些照片的形成过程：一个精通摄影技术的人，找到一个地方，用笨重的摄像设备记录下它最美妙、魔幻的时刻。“它当然是很好，但是你会觉得跟它是有距离的”。
尘土味更重的旅行方式让她放松，《孤独星球》“追求的是一种邋遢，一种风尘仆仆，甚至是疲惫、挨饿。但不是刻意追求来的，它是生活本身。当你放松地在一个地方生活，你自然就会有所有的感受。”她说。
多年前，刘昊曾带着母亲和姨妈去印度穷游三个月。她们坐卧铺火车，把衣服盖在身上过夜；坐三层的远途大巴，车身一路抖动，睡的是大通铺，让两位长辈想起童年坐过的牛车。后来，她又带母亲去了泰国，住精致的酒店、吃很好的餐馆，但回想起两趟旅行，还是印度更让母亲津津乐道。
母亲总说起，她们在火车上靠着手势和翻译器，和印度人聊了三小时天；吃了一个月路边摊，从来没有拉过一次肚子。母亲主动向七大姑八大姨扫除人们对印度的偏见：“印度不臭，印度到处都是牛屎，但是印度很香。”
“旅途这个事情本身是好玩的，所以我可以忍受一些不舒适，甚至这种不舒适都是一种素材，它帮我理解这个世界。”刘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旅行就像）把自己像插头从电路上扯脱，插到一个新的电路板上去，跟看起来非常不一样的元素碰撞。”
后来，成为作者的刘昊去调研时，也遵循这样的思路。她去海南万宁调研，原以为小城没什么看头，后来发现这里保留着许多内地几乎消失的风土人情。万宁槟榔业发达，漫山种着槟榔树，空气里弥漫着烘焙槟榔的味道，人们坐在路边磨槟榔粉，头上包的头饰很惹眼，刘昊说，那可能是“明清时期从大陆飘流过来的民俗的遗留物”。
万宁老街的万安书院旧址，被当地人改为住宅，像一座充满生活气息的失落废墟。（受访者供图）
由于追求百科全书式的呈现，《孤独星球》常会涉及一些冷僻的地点或路线。
八年前，《新疆》的作者之一黎瑾去新疆中部调研，她幼年时父亲曾在伊犁工作，她和母亲坐长途火车去探望，要花上一星期。调研时，黎瑾发现，很多游客为了去“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通常会走高速，但她踏上了另一条冷僻线路——S101省道。当时，省道还没有完成铺装，路上全是石子，车一路颠簸，沿途的风貌却给她带来意外之喜。
车行驶在省道，海拔渐次降低，路边的草原换成水库、温泉、绵延百里的丹霞地貌，两侧是彩色的山。路过呼图壁县的康家石门子岩画，能看到黄色岩壁上刻着世界上罕见的生殖崇拜岩画。当时是8月底，正值牧场换场的季节，牧民赶着羊从陡峭的崖上下来，她停车等待人和羊经过。
“以前有一句很俗气的话叫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但是你去走会发现这句话是真的。”她说，如果没有调研，大概只能看高速公路一路乏味的风景。
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后，《孤独星球》在中国面临的挑战尤其明显。很多读者拿着《孤独星球》在国内寻踪觅迹一间酒店或餐馆时，目的地可能已经消失或改换门庭。相比国外的一些老店能存续数几十年之久，一些读者将这种滞后感归因于，中国的发展实在太快了。
2012年，孤独星球中国区办公室正式成立，谭川遥加入担任编辑。2015年左右，她曾向总部建议，推动《孤独星球》在中国的电子化进程，没有得到同意。这之后，她中途一度退出孤独星球。
围绕这本旅行指南在中国的转型，内部一直存在着两派长期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坚持做小而美、不太在乎商业利益的旅行指南，要把（创始人）托尼的情怀推广下去；另一部分人觉得，情怀无价，但情怀支撑不了价格。”《孤独星球》的全职编辑林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一些互联网还未完全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孤独星球》还是能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2016年夏天，郑昌去伊朗穷游，当地信息闭塞，网络细密的触角失灵了——酒店没法线上预订、电子地图没法使用、微信图片也加载不出来。纸质版的旅行指南由此派上用场。
他记得当时很有意思的一幕：不同面孔的人，拿着英语版、中文版或西班牙语版的《孤独星球》，聚集在了同一间酒店。
跟世界是友好关系
黎瑾和《孤独星球》的初次接触是在2007年，人生第一次跨境旅行，《孤独星球》帮她“走出了第一步”。当时大三的她在新加坡做交换生，坐火车去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交界处，她跟随人流下火车，通过了海关。
在吉隆坡游玩一周后，她坐汽车返程新加坡，却被海关拦住，领去了小黑屋。海关人员询问她：你真的去过马来西亚吗？原来，她的护照上没有马来西亚的入境记录。黎瑾才记起，她迷迷糊糊地跟着同行的人下了火车又上车，过境时竟没有办理入境手续。
后来，她再没遇见过这么“马虎”的海关，但背包客式的旅行却在人生里固定了下来。她开始不断追求在路上的生活。
2015年初，黎瑾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她和丈夫是同事，两人一拍即合，打算走陆路去英国，很快敲定了一个后来延续了331天的自驾之旅。
自驾去欧洲需要办理一系列签证，尤其要为车办理出入境手续，驾照在每个国家的使用规定也各不相同。
她辞了职做准备。9月，一切就绪后，两个人出发了。
他们从内蒙古的满洲里出关，往西穿过整个俄罗斯，随后入境芬兰，逛遍了整个西欧，再去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接着和车一起搭轮渡去英国。回程时，车再由轮渡回到法国，沿着南欧，从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到土耳其、伊朗、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最终在第二年的8月，从新疆霍尔果斯回国。
刘昊在海南调研时，山根镇路口的猪和鸡满地走，常常要停下车来等它们过马路。（受访者供图）
路上遍布奇遇。
黎瑾至今记得在土耳其的惊险一幕。签证有效期的最后一天，他们开往海关，准备入境伊朗，先后遇上库尔德武装分子和土耳其军警拦路。库尔德武装分子拿着枪，不停拍击车窗，交涉无果后，示意他们改道。
当天下午，库尔德武装就和土耳其军警交上火。他们的车一直到晚上9点才抵达，海关前挤满了绕道而来的车辆。如今回忆，黎瑾觉得当时“顾不上害怕，只是觉得紧张”。
旅行中总是充满了变化。
晓悦通常不会详细计划行程，安全抵达目的地后，她就把自己放心抛进陌生之地，然后“打开所有的感官去感受它”。晓悦说，她对周围环境有盲目的信心，常常在路上收获陌生人的善意。
她去埃及旅行，在苏伊士运河附近的破旧车站等车，遇见一个要去希腊半岛执行任务的大兵，对方用网上学来的英语和她聊天，留给她自己的电话号码，让她一旦出现语言沟通问题就拨这个号码，在之后的行程里，那个号码帮了她好几次。
黎瑾至今对一位素未谋面的法国年轻人心怀感激。她和丈夫开车到英国牛津时，签证到期了，两人得回国重新办理，只能把车暂留当地。他们下榻民宿的二房东，是一个在牛津上学的法国人，免费让他们把车停在院子里，为了防止车空停损伤电机，还时不时帮他们把车开出去遛一遛。
除了善意之外，糟糕的窘况当然也会发生。
郑昌至今记得，在埃及的约旦领事馆办理签证，因为差材料急需去别处打印，被出租车司机宰了近二百元人民币。晓悦被吉普赛人偷过钱包，导致没坐上飞机，滞留在巴塞罗那。
黎瑾和丈夫在法国尼斯时，把车停在路边的停车场，晚上车窗被砸，很多财物失窃，包括一件在西班牙买的婚纱。他们一下子对法国丧失了好感。
英国民宿的那位二房东帮他们询问了法国的警察朋友，也没有更好的应对之策，但提议他们去尼斯附近的一座小城，他的弟弟在那里开了一间简餐店，可以招待他们，让他们吹吹海风放松心情。心情沮丧的黎瑾没有接受这个提议，很快离开了法国，但至今感谢他的善意。
“一个从来都没有跟你见过面的人，一路都在关注你，在你遇见事情的时候，想尽办法安慰你、帮助你。”黎瑾说，在旅途中，她经常体会到最朴素意义上的互帮互助。
刘昊读大学时，曾一个人坐长途火车从武汉到东北，没钱买卧铺，就一路坐着，回来时再在沿线城市拜访朋友。
“当旅行还不是一个非常发达的产业时，最开始可能是被一些想要探索世界的青年人发明出来的，他们也许没有什么钱，但想要用一种简朴的方式活着。在迈入世界之前，希望先能看看这个世界的样子。”刘昊如此定义旅行的意义。
那时她觉得，自己跟世界是友好关系。“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去探索这个世界的，它好的那一部分是可以信任的，我们从世界中收获的善意，大过在其中感受到的危险。”刘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真正和当地人建立连接
2017年，刘昊去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旅行，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始，在每个城市待两三天，随后乘火车前往下个城市，旅途辗转十城。
俄罗斯的火车里充满铁锈味道，刘昊下意识远离锈味来源，但坐在她对面的老太太，优雅地拿出一块整洁的餐布铺在桌上，构造一块方寸之地。她看着老太太慢条斯理用刀切一小块面包，从罐头里舀出一小块黄桃，把果酱抹在面包上。仿佛再简陋的环境，眼前的食物都不能被随便对待。
刘昊发现，当问出“How are you？”时，美国人通常会回应一句“I'm fine”，德国人则会开始谈论逻辑，俄罗斯人不同，他们倾向于把这个问题理解为：你是如何变成今天的自己的？和俄罗人闲聊，他们会从幼儿园讲起，复盘自己的人生经历。刘昊听到了多段口述历史。
哪怕语言不同，也能借由手势沟通。刘昊遇见过一个自称成吉思汗后代的布里亚特人，用两只手向她比划，从1到10用俄语怎么说。那一刻，她觉得很奇妙。
“你必须得像一个没有学过说话的人那样学说话。”刘昊说，“就像一个刚出生在这个世界的婴儿，你的感官会变得非常鲜活。在旅途中，原本生活的所有惯性都不复存在了。”
刘昊在斯里兰卡。（受访者供图）
林古曾听一个作者讲，去云南某少数民族地区调研时，结识了一个本地家庭。几年后，《孤独星球》需要更新，那位作者再去拜访，那家人一下就认出了他。
“有时我们时间、精力有限，甚至语言有限，走马观花地看一看就走了，那你是个注视者。”林古说，“但当你真正和当地人建立连接的时候，你和他是平等、有沟通的。下次再见，这种情感上的联络就会被激活。这和那种陌生的，甚至居高临下的注视，是完全不一样的。”
刘昊重视在本地的体验，追求和当地人达成深度连接。有一次，去斯里兰卡旅行，到一个村子，发现本地人都在树上安居。因为当地人与象存在长期冲突，生活空间交叠，大象时常跑进耕地。刘昊也住在树屋里，晚上一边听雨打芭蕉声，一边听大象在树下走过。
在斯里兰卡的小火车上，穿着纱丽的她吸引来本地人好奇而善意的目光，有小孩跑过来要和她合照。她和乘客聊当地的文字，“比如僧伽罗语，被称为‘屁股文’，因为像一个个圆溜溜的屁股。”
她还发现，和一般免税店多卖化妆品、巧克力不同，科伦坡的机场免税店里销售很多进口电器，比如电视机和电风扇。和当地司机聊天才得知，由于斯里兰卡的轻工业不算发达，当地人会托人从机场帮忙代购更便宜的电器。
“《孤独星球》在传递一种感觉，旅行是要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和传统，和当地人交流。自己最好变成一个相对隐身的人，而不是用很强烈的存在感去宣誓消费力，传达你是来自另外阶层的人。”刘昊说。
她在埃及旅行时，强烈感觉到自己和朋友像“从天而降的一群人”。在金字塔下，一个兜售明信片的小贩问她从哪里来，她回答中国，对方听了很开心，拿出自己的华强北山寨手机，展示强大的功放。旁边的日本朋友朝她递了个眼色，提醒她警惕受骗。
又聊了一会儿，小贩叫她去一个人少的角落，然后拿出一叠明信片、一块石头和一块朴素的白布，说，这是给你的礼物。刘昊惊讶地问，为什么要送给我？小贩说，他很喜欢中国，但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跟中国人聊过天。刘昊想了想，掏出10元港币，作为收到礼物的回报。结果埃及小贩非常生气，“他说这是我给你的礼物，你不要给我钱。”
“其实是他们在招待你，就算你有更多的钱，就算他很贫穷，他的礼物上面沾满了灰尘，这也是他的土地。”刘昊感慨。
2024年6月底，孤独星球宣布正式退出中国市场。（受访者供图）
感受风是怎么吹在你脸上
疫情之后，国际航班变少了，为了避开一些战争地区，部分航班路线也变得更绕。过去那样的旅行渐渐变得遥不可及。“出国的成本正在变高，如果要去负担一个远方，需要做更多的准备。不仅仅是金钱的准备，还有时间。”刘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过，她隐隐察觉到内心深处和社会氛围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她更愿意待在一个地方，远方似乎消失了。
谭川遥觉得，背包客式的深度游其实是奢侈的，它需要投入整段的时间、强健的体力、充沛的情感和满心的好奇。那些曾经在路上的80后，身体正在老去，生活的责任感也在加重，没法再支配出更多精力和时间去穷游。
谭川遥说，曾经的年轻人已经老了，而更年轻一代“实在太忙了”，“他们的生活安排太严密了，按部就班，一步一步，都不可以出错。”
“他们玩就更想真的放松，并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探索，你在职场里面的探索还不够吗？探索他人的内心和意图已经消耗了你大部分的精力，你又有什么精力来探索这个世界呢？”刘昊也观察到这种变化。
黎瑾注意到，这几年世界范围内很多观念正在变得封闭和保守。她怀念过去带着《孤独星球》在世界漫游，想成为世界公民的时代。
2015年那次自驾之前，黎瑾一度担忧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会一波又一波打进世界各个偏僻的角落，无远弗届，很多的异域风情和本地特色会因此湮没无闻。她担心在不久的将来，“可能纪念品店卖的都是义乌的冰箱贴，加油站放的都是好莱坞的电影歌曲，如果不快点进行行程，晚一两个月、一两年，也许很多本地特色我会看不见、抓不到、无法记录下来。”
疫情之后，曾经的担忧却走向了它的反面。黎瑾发现，这几年许多地方都似乎在“退缩成一个又一个封闭、保守且狭隘的孤岛”。
2023年，黎瑾去了北极旅行，看到一个本地的因纽特小姑娘在看中国的偶像剧，开心得不得了。放在过去，这一幕会被她解读为全球化无孔不入的象征，但这一次，她欣慰于世界仍处于联系之中，“还是让我感到安心”。
有朋友曾经问谭川遥，现在VR技术这么发达，疫情导致旅游业一度艰难，会不会以后大家都借助VR头罩，在家里看世界就好？谭川遥并不认同，认为身体的感受难以取代。
“互联网时代诞生的另外一种旅行，让你好像可以对世界一览无余了，你好像可以通过一些全息影像，通过无数的照片，看到金字塔的样子。”刘昊说，“但是你只有真的到了金字塔，去感受那个风是怎么吹在你脸上，去跟路边的小贩聊天，去摸到纪念品上的灰尘，你才知道什么是埃及，什么是现在的埃及，什么是过去的埃及。”
晓悦在乌兹别克斯坦旅行。（受访者供图）
“地图是抽象、简化出来的一条条线，但只有走到现场，才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晓悦说。
这些年，晓悦没有放弃在路上。
“其实很有意思，1985到1990年出生的这一批人，处在一个历史的巨变和交叉点上。我小时候，在一个很偏远、封闭的地方长大，大学毕业才来过北京，后来去国外上学。我成长的过程，是这个世界向我展开的过程，我们一半人都是这样，这是一个集体的记忆。”晓悦说，前面三十年的历史塑造了这代人的底色。
“我们怀念的是自己20岁到30岁出头的那十年，敞开去看世界的人生阶段。那十年，是《孤独星球》陪伴我们走过的十年，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方式在拥抱世界，给了每个人不同的滋养。”晓悦说，“其实远方还并没有消失，我还继续在路上，受到年轻时的激励，我要走得更远，更深。”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古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责编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