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5日，《北京晚报》与八达岭特区办事处联合发起“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我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后，捐了500元，那是全家省吃俭用攒了近一年的积蓄。时隔40年，想起当年往事，我依旧心潮澎湃。
捐出全家积攒一年的钱
我是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人，曾在房县工业局担任办公室的负责人。上世纪80年代初，我经常因公去北京出差，爬过几次八达岭长城。那时候的八达岭长城和现在截然不同，只有一小段被修缮过，大部分都破破烂烂的。作为中国人，我看到这一幕很心痛，但自己也没有什么办法。
1984年7月5日，《北京晚报》与八达岭特区办事处联合发起“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我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后，很激动，终于有机会为长城做点事情了。于是，我和父母商量，捐500元用来修长城。
父母听了我的建议，半天没有回话。那一年，我43岁，全家老小靠我一个月50元的工资生活。家人都省吃俭用，一年下来好不容易攒了500元，准备修家里的土坯房。因为老房子年久失修，经常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墙已经东倒西歪了。但当时是国家的困难时期，修长城是国家的大事，修房子是自家的小事。
我对父母说：“长城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这些外国元首来中国访问，都点名要登长城。我们怎么忍心看它破破烂烂呢？”父母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同意了。父亲对我说：“你说的对，国家的事是大事。家里的房子，以后再修吧。”
媒体为我寻找回信
做完父母的工作，我按照报纸上的地址，通过邮局汇款500元到北京。可是，等了两个多月，也没有收到捐款收据和任何回信。我心想，难道是被骗了？那对我来说可是巨大的损失。我想打听打听，但在北京无亲无故，不知道问谁。
无奈之下，我联想到媒体有舆论监督的作用，灵机一动，给当时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忠祥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核实一下，并随信附上自己的汇款单。赵忠祥能否看到这封信，我没有多想，只想着碰碰运气。
始料未及的是，一周后，我果然收到“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委员会寄来的一封回信。工作人员在信中道歉说，由于捐款的人太多，把我的地址搞错了，信寄到北京房山县（今房山区）了。结果房山县一看没有这个人，又把信给退了回去。
收到这封迟来的回信，我很感激赵忠祥。虽然我和他非亲非故，不知道他是否亲自去了一趟捐款办公室。如果不是他，我可能永远也收不到这封回信，更不会在多年以后派上用场。
办深圳边防证帮了忙
那是1988年，我想去深圳考察。但由于当时关税、边防等种种问题，外来的人要想进特区，必须持有边防证。
于是，我专程到襄樊市公安局去开边防证。谁料，公安局的民警担心我有跑到香港的动机，拒绝给我开边防证。我百口莫辩又不甘心，就跑到襄樊市委办公室去“告状”。我特意把当年给长城捐款的回信找出来，拿着它，找到时任襄樊市委办公室主任的刘厚德说：“几年前，我为了响应‘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一下子捐了500块钱。我并不富裕，捐钱是因为我爱长城，也爱我们的国家。”
回信并非正式文件，但刘厚德主任显然感受到它背后的分量。他握着我的手说：“你放心，我给你做担保。”接着，他拿出纸和笔，亲自给市公安局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的情况。就这样，我才拿到边防证，第一次进入了深圳特区。
这么多年，我始终对他心怀感激，记得他的名字，也对自己的善举得到认可而感到欣慰。唯一遗憾的是，给长城捐款的回信，后来留在了襄樊市公安局，从此我再也没有任何凭证。随着岁月流逝，我的记忆也变得模糊。直到2020年，这份记忆又被重新唤醒。
收到长城“好汉证书”
2020年，我已经是79岁的老人了，平时很少上网。有一天，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许老，网上正在找您呢，您快打开电脑看看！”于是，我按照朋友给的线索在网上搜索，果然发现一条新闻——八达岭长城广发“好汉”帖，寻找36年前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捐赠者。
这条新闻写道：“在‘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题词36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以下名单人士均可免费登长城，并赠予这些人士‘长城好汉’的证书，向他们当年的捐赠行为致敬。”这份名单，是当年活动第一批刻碑个人名单，包括全国各地280多个捐赠者。其中有5个湖北省的，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看到这一幕，我非常感动，通过网上的联系方式，联系到了工作人员。他们给我寄了一封感谢信和一张好汉证书。拿到这张证书时，我落泪了。说实话，过了这么多年，我几乎忘了给长城捐款这件事，但我的名字却一直没有被忘记。
当年，国家经济困难，我只是为长城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后来，我再去爬长城时，看到很多地方都被修缮过，打心里高兴和骄傲。
人们说，盛世修典、盛世修文。我作为一个1941年出生的人，经历了时代的巨大变革，见证了长城命运的变化。我相信，“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
许光仲 口述 张小英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