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藏着观星台

“台东百步有观星台,台旁有雪柳万株,甚雅。台西为内浴室,有小殿在前。由浴室西出内城,临海子。海广可五六里,驾飞桥于海中,西渡半起瀛洲圆殿(即今北海团城)。”
这是明初萧洵在《元故宫遗录》中记录的内容。
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占元大都,时江西人萧洵“任工部郎中,奉命随大臣至北平,毁元旧都”,留下《元故宫遗录》,虽非尽善,却被后人尊为“元明以来述元代宫殿最全面的一种”。
据萧洵记录,元朝大内中有观星台,今已湮灭,只知附近有波斯风格浴室,据著名学者林梅村在《扎马鲁丁与元大都观星台》中钩沉,浴室遗址仍在,即今北海琼华岛阅古楼后,由此可推知观星台的方位。
上世纪70年代,在景山公园寿皇殿,考古人员意外发现元代大型夯土遗址,林梅村先生认为:“实乃观星台遗址。”
在元大都,先后建三座司天台,一是“汉儿司天台”,一是郭守敬所建司天台,明代移到今北京古观象台处,则大内中何必另建观星台?该观星台的设计者是著名建筑家亦黑迭儿丁,首任管理者是扎马鲁丁。
扎马鲁丁来自波斯,他将大量科学文献带到中原,可能就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终元朝之世,未见汉文版,明代徐光启在利玛窦帮助下,译出前六卷,延宕300多年。
为什么错过了宝贵的历史机遇?如果元朝时就将《几何原本》译出,历史会不会改变?其实,从把观星台设在景山看,即知此错过有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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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公园寿皇殿 视觉中国供图
设计战船受重用
据学者吕变庭、刘潇钩沉,至少在北宋初期,卢眉国(今属土耳其)天文学家马依泽便将回历介绍到中原,并参与《应天历》纂修,“星期日制度”“黄道十二宫日期”等或由他引入。
蒙哥汗曾令西征的旭烈兀将俘获的纳速刺丁·图西(1201—1274年)送至东方。纳速刺丁是木剌夷国人,本宗教派别的一个分支,以波斯阿拉穆特堡(今属伊朗吉兰省,在3000米山峰上,有鹰巢之称)为中心建国,“其所据地,皆在山隘”,多畜死士,“有誓出死力为之杀人复仇者,乃得入”。蒙古西征时,木剌夷国派出400名刺客(一说40名)去刺杀蒙哥汗,旭烈兀历时四年,终灭其国。
纳速刺丁学问深厚,是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旭烈兀不愿把他白送给蒙哥汗,先留他当随军参军,后让他在马拉格城(今属伊朗)建天文台和图书馆。据学者羽离子在《纪念元代杰出的波斯援华科学家扎马鲁丁》中钩沉,据阿拉伯史籍,1258年,旭烈兀想让扎马鲁丁主持马拉格天文台和图书馆的工作,被拒。于是,旭烈兀将扎马鲁丁送给了蒙哥汗。
可能是元宪宗元年(1259年)或之后不久,扎马鲁丁来到当时蒙古首都哈拉和林。据《元史》载:“世祖(忽必烈)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札马喇丁(即扎马鲁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
据羽离子钩沉,扎马鲁丁曾向名臣程钜夫出示过他在中统年间(1260—1263年)设计的水战船样,长一尺多,该战船被用于灭南宋的战争中。可见扎马鲁丁当时虽无名分,但已受重用。
幸得前辈御医扶持
扎马鲁丁得重用,可能来自御医爱薛(1226—1308年)推荐。
据学者沈福伟在《元代爱薛事迹新论》中钩沉,爱薛是“拂林人”“工星历、医药”。“拂林”是法兰西的音译,指东罗马帝国,也指十字军东征时在地中海东岸所建诸国,爱薛久住叙利亚,亦在其中。
爱薛在定宗贵由汗时已为蒙古宫廷服务,因“直言敢谏”,得忽必烈器重。忽必烈任爱薛负责西域星历、医药二司,后主持广惠司。
爱薛是基督徒,著名学者陈垣认为,他本名阿布·舍克尔,生在西班牙,当时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后入中亚,旭烈兀奉为上宾,与纳速刺丁共创马拉格天文台,留下14种科学著作,都用阿拉伯语写成,其中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他个人代表作是《天文表》,介绍了古代中国、希腊、波斯和阿拉伯的历法。
马拉格天文台也有中原学者,比如“傅蛮子”,应来自中国南方,可能是傅野,也可能是傅岩卿。
也许早在马拉格,爱薛已与扎马鲁丁相熟。扎马鲁丁不懂汉语和蒙古语,沟通全靠怯里马赤(翻译官),爱薛则“通西域诸部语”,多次作为译员出使,劳苦功高,官至“从一品,掌机务,贰丞相。凡军国重事,无不由之”。
1263年,忽必烈在元上都(今属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设回回星历司,爱薛主持,实务交扎马鲁丁。耗时7年,扎马鲁丁制出7件“西域仪象”(即天文仪器),还完成了一部西域式历法——《万年历》。
此后,天文台工作由扎马鲁丁主持,爱薛专抓医疗工作。
大型设备启发了郭守敬
扎马鲁丁制造的7件设备分别是: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即平纬二至仪;苦来亦撒麻,即天球仪;苦来亦阿儿子,即地球仪;兀速都儿刺不定,即观象定时仪;咱秃哈刺吉,即多环浑天仪;鲁哈麻亦渺凹只,斜影二分仪;咱秃朔八台,测量方位仪。
古代中原也有类似观测仪器,但扎马鲁丁制造的设备尺度大,测量更准确。比如春秋分晷影堂“为屋二间”,冬夏至晷影堂“为屋五间”。
据学者羽离子钩沉,著名学者李约瑟曾说:“1267年,扎马刺丁携带着两种鲁哈麻日晷图样到北京会见了郭守敬……这种复杂的日冕并未引起多大重视,但同样来自远方的转换仪的启发,对中国人却起了显著的作用。”
国外科学史学者在研究后指出:“郭守敬的工作虽说显然具有独立性,但我们以后将看到,那是在具有阿拉伯传统的天文学家参加之下,并且是在传入波斯马拉格天文台的模型或仪象图之后完成的,他的表自然是中国天文学的一种发展,但看来确实受到了阿拉伯仪器巨型化倾向的激励。”
至元十年(1273年),扎马鲁丁被任命为秘书监,来到残破的金中都(今属北京),主抓图书整理,并负责汉儿司天台与回回星历司的合并工作,随着合并完成,扎马鲁丁兼任司天台官。
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秘书监仍只是“房屋大小30间,尚有未敷”,未搬入元大都办公。1276年,南宋都城临安被攻陷,大量藏书被运回大都,扎马鲁丁主持修缮,这次修缮质量较高,明人赞为“无不精美,装用倒摺,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
编纂古代最大的舆地书
据学者羽离子钩沉,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扎马鲁丁上奏:“太史院历法做有,《大元本草》做里。体例里有的每一朝里自家地面里图子都收拾来,把那的做文字来。圣旨里可怜见,教秘书监家也做者,但是路分里收拾那图子,但是画的路分、野地山林、道、立堠(音如后,古代瞭望敌情用的土堡)每一件里希罕底,但是地生出来的。把那做的文字呵,怎生?”
这是标准元代白话,意思是:太史院正编历法(指郭守敬的《授时历》),《大元本草》也在编撰。按老规矩,每个王朝都要把自家地盘的地图绘出来,用文字标明,请恩赐圣旨,让秘书监来做。只要各路绘制地图,画出路分、野地山林、道路、里程标志,以及所有地上物体,并写成文字,如何?”
《大元一统志》能编成,因忽必烈自觉“武功迭兴,文治不足”,且元人以“舆地之大,古所未有”为荣。全书共计1300卷,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舆地书,“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学者金毓黻先生说:“清修一统志而因于明,明修一统志而因于元。”惜受“新志甫成,旧志遂毁”陋习影响,明时散失。
扎马鲁丁有识人之能。编纂《大元一统志》时,他上奏忽必烈:“有一个孔夫子的孩儿每根底,教的陈俨小名;又有一个蛮子田地里有的秀才虞应龙;又京兆府根底一个秀才萧维斗,这地理的勾当好理会的有。那的每根底教将来呵,怎生么道?奏呵。”萧维斗是一代醇儒;陈俨是翰林学士、大儒;虞应龙是名将虞允文曾孙,被称为能臣。
好书入库无人翻
元代重视东西文化交流,在元秘书监中,藏有《兀忽烈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据学者王阳在《元代〈几何原本〉为何没有影响中国思想传统》中钩沉,早在1955年,北京大学马坚教授便指出,兀忽烈即欧几里得,该书即《几何原本》,被学界认可。
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说:“这里有一个吸引人的历史性的擦肩而过的例子。蒙古人曾向穆斯林天文学家购买阿拉伯书籍,而且有证据表明,在 1273年的皇家图书馆中,藏有欧几里得著作的译本,但这种知识从来没有引起兴趣,也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
据拉施特《史集》记载,蒙哥汗颇通欧几里得的几何,他让旭烈兀将纳速刺丁送到东方,可能因为他读过纳速刺丁注释的《几何原本》。在元代,很多色目人精数学,如瞻思、康里不花、丁鹤年、马可刺丁等。可元朝为什么还是错过了历史机会?
王阳指出,元代天文台创造了世界天文学史上相当罕见的“一监两制”,回回司天台和汉儿司天台同属钦天监,却彼此平行。
一方面,元朝统治者意图分而治之,汉儿司天台只负责汉民使用的历法,回回司天台只负责回民使用的历法,《授时历》与《万年历》并行。两个司天台虽一度合并,但“阴阳公事,各另闻奏”,不久又分开。
另一方面,元帝严防横向联系,“其司天阴阳人员应行公事,并不一处商议”,学者钱宝琮先生指出,“阿拉伯天文学由扎马鲁丁等传入中国……王珣、郭守敬等只知道应用勾、股,而不能利用正切……这是他们没有接触到阿拉伯天文学的铁的证据”。
难忘徐光启之叹
据王阳钩沉,元代入藏的这些好书直到明代仍在钦天监中保存,明末清初流落民间,被伊斯兰学者刘智所得,他在《天方至圣实录》中写道:“遍求书肆,天地人三者之书言多陈腐无实。求之天方之书,无从可得。早思夜皇,俄于京师得诸吴氏藏经数十册,皆西国原本。自元世载入,藏之府库,而为流寇发出者。天文地理之学,思过半矣。”
科学是系统工程,不是译几本书,出几个天才就能解决。明代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却自知意义不大:“臣等书虽告成,而愿学者少,有倡无和,有传无习,恐他日终成废阁耳。”
皇权最忌新知识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影响,总试图将其垄断。元廷规定:“司天台执事者,恐泄天文,不可流之远方。”以防“泄露天机”。扎马鲁丁晚年申请退休,被拒绝,元法允许官员70岁退休,但司天诸官须终生在职,郭守敬乞休,也被拒绝。1307年,80多岁的扎马鲁丁病逝在任上。
在景山设观星台,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体现,大汗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密术,通过神秘力量,可以轻松干掉对手、保护自己,并不是对科学真有兴趣。越是学术化、专业化的东西,越难得到他们的认同。
受此影响,世风亦急功近利,徐光启说:“其一为明理之儒,土苴(音如居,意为浮草)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来藏往,靡所不效。”士大夫虚浮,百姓迷信,科学精神难以生长。
如今到景山公园,昔日世界帝国的愚昧与挣扎,已被压在寿皇殿下,静心细品,或能参透其中况味。(责编:沈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