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爱在黎明破晓前》）

《火车大巴扎》的开篇和结尾，保罗·索鲁写了两句重复的话——“在火车上，任何事都有可能。”但他一定从未设想过，未来高速铁路上，人能如货物般齐整、宁静、安适，演着独角默剧。

✎作者 | 曹徙南

“巴扎”，源自波斯语，意为“集市”。

2015年，我坐上从广州出发的慢车，去见在北京读书的女友。硬座，两天一夜。身后背包里，除了几件衣物，还有一本保罗·索鲁的《火车大巴扎》。喧哗、拥挤、人来人往，以及车厢内混杂着体味、浸泡太久的红烧牛肉面、油煤的气息，这是我关于绿皮火车最后的记忆。高铁呼啸而来，将缓慢、过时的绿皮火车抛向身后。

1973年，同“数字游民”的时代尚有距离。所谓旅居，通俗来讲，基本属于无业游民。美国人保罗·索鲁这年32岁，出版过几本小说，作品反响平平，只够他在伦敦旅居。

电影《革命之路》拍得老辣，一个不太成功的文艺青年，面对中年危机通常有两种出路，要么偷情，要么远行。中年“白男”眼中，亚洲，东方，异域，种种婀娜摇曳姿态，与情人无甚分别。维多利亚车站7号站台，保罗·索鲁攥紧掌心里宛如一份满分答卷的洲际车票。

（图/《革命之路》）

1975年面世的《火车大巴扎》，是这次横跨欧亚大陆之旅的记录。4个月的时间，保罗·索鲁遍历各式火车，曼德勒快车、马来西亚金箭号、越南的当地火车，以及那些名噪一时的线路——东方快车、北方之星、西伯利亚横贯线。窗外景致变换，车厢内永远一片闹市景象。高谈阔论、窃窃私语、争吵、叫卖等，密集的台词日夜纠缠不息，是独属于绿皮火车的剧本。

所有交通工具里，火车最为笃定，有始有终。出发后的列车，无论如何延误，终会遵循轨道抵达终点。经停每站，又有高音广播反复提醒。若是卧铺，还需上交车票换取塑封卡片，标明起始站与目的地。

这种确定性、方向感，是对话的底气。绿皮火车时代，乘客之间不闲聊、不“吹水”，全程面面相觑，几乎天方夜谭。尤其长途列车，座位和床榻设计仅作经济实用考虑，与人体工程学背道而驰。或坐或卧，不用许久便会四肢僵劲。如果不靠闲谈打发时间，几乎等于受刑。

火车上的对话，如同地图上铺陈开来的铁路网，看似杂乱随意、蜿蜒蛇行，实际井然有序。无非向东、向南、向西或向北。刚登上列车的乘客，未在人群中坐定，免不了先消受一番盘问。怎么称呼、乡关何处、什么工作、去哪里公干，流程好似旧时帮会“拜码头”，先将家底交代清爽，才能放心落座吃酒。几个来回，关系升温，话题便像冰面崩解时的细密纹路，往四面八方发散开去。

（图/《南来北往》）

国际局势、家长里短、中医养生、致富财经……没有互联网的年代，绿皮火车就是最早的聊天室。讲真话、假话、乡野琐事、都市怪谈，百无禁忌。现场听众投入、动容、鼓掌、落泪、咒骂，但也自持分寸。

如同看午夜场肥皂剧，八八六十四集，九九八十一难，过目即忘，是一种温馨的无情。话不投机，随时起身打热水、上洗手间，人人心领神会——可以了，到此为止。聊到兴起，调座位、分享自带吃食还不够，再就着怪味胡豆碰个杯，仿佛多年未见的老友。

“瓜子饮料矿泉水，两边乘客收收腿。”列车推销员的吆喝打断持续的鼾声，是新一轮对话的开始。乘客总会对推车上的商品讨价还价，推销员似乎也早已习惯甚至享受这类刁难，稳立在车厢中央，喜怒不形于色，比大商场里的“柜哥”“柜姐”更八面玲珑。此般拉扯往往以推销员的胜利结束，那些质感廉价且产地可疑的“特产”，将会被乘客带回绿皮火车都无法抵达的犄角旮旯，成为一段故事或传奇的佐证。

2012年3月23日，江苏南京。众多市民乘坐黄山至南京西的7102次绿皮火车，体验告别之旅。（图/IC）

汽笛轰鸣，顺风可送出十余里，火车减速，敲打钢轨的声音变沉、变闷、变有气无力。广播嘈杂作响，片刻之后，列车长清清嗓子，缓缓播报前方到站。车厢里的对话戛然而止，即将下车的旅客纷纷起身收拾行李，向车厢连接处移去。绿色的巨兽终于颓然不动，几十张口齐开，乘客如流水一样泻下。来不及，也不必说再见。候车的人们瞬间涌入，推搡着走进火车的腹腔，填补瞬间的空白。留在车上的乘客木知木觉，抹去记忆一般：“怎么称呼？”

不久前，一个年轻人在卧铺挂床帘，闹上热搜。可见高铁时代，绿皮火车的喧哗已无法想象，且让人难以忍受。如今坐火车，降噪耳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肩颈靠枕等装备齐全，架起隔绝社交的高墙，杜绝一切对话的可能性。骄矜且脆弱的现代生活，拒绝了大范围接触陌生人的时刻。从此，绿皮车也变得沉寂，“旅行”退化成“行程”。

《火车大巴扎》的开篇和结尾，保罗·索鲁写了两句重复的话——“在火车上，任何事都有可能。”但他一定从未设想过，未来高速铁路上，人能如货物般齐整、宁静、安适，演着独角默剧。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总第663期《聊愈力》

原标题：《最后的绿皮车：善聊者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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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曹徙南

为什么坐高铁，大家都讨厌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