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简历】
1957年出生于哈尔滨，父亲杜水泉，当时在哈尔滨军事工学院工作，母亲周莲娣在秋林食品公司工作。
同年，父亲被遣返回祖籍浙江省萧山所前杜家村劳动改造。
1963年跟随被精简离职的母亲返回杜家村。
1964年入学杜家小学。
1968年小学四年级，父亲的观点认为我们整个家族的衰败是由于读书，故家中无书，借来读的小说，父亲见到会烧毁。后来听母亲说小学的裘老师，步行五里路来我家和我父亲谈让我继续上学，父亲态度坚决，从而失学。
1969年在第三生产队放牛，初次放牛，人小见牛有恐惧感！但在放牛期间，常在小朋友家中借书在山上阅读，当时读了很多当地能借到的旧小说！
1970年在床下抄出几筐旧书被关！第一次感到读书带来的恐惧。记得父亲领回家时对领导说：这个孩子我教育不了，希望你们帮我好好教育！
1971年多次被迫参加各种斗争会，亲见挂着牌子的父亲被按住头斗争，更加剧感到读书，写文章带来的危险。
1972年感到文化会带来厄运，随之思考其他选择，转向绘画，开始用九宫格，炭精粉画照片。
1975年表哥章伯安（上海美专毕业）来我家作客，给我讲解示范，才知道有素描、速写。随后寄给我一本《工农兵头像选》画辑。
1976年参加萧山文化馆举办的工农兵创作班，认识几个画友孙永、戎念竹等。
1977年进萧山酿造厂做临时工，业余时间大量画画。
1979年父亲平反。
1980年想考大学，遭到父亲竭力反对。
1981年偷跑出去参加高考，当年浙江美院国画系不招生，转而报考浙江丝绸工学院美术与品种设计专业（现为浙江理工学院）被录取。
1982年对专业设计不感兴趣，苦闷，画些小构图贴在墙上，被系主任找去谈话，批评不安心专业。
1985年毕业，在校门口站着思索，出校门后怎么办？下了两个决心，一：不想做设计专业；二：一定要画画，当时若梦！
同年，分配至萧山花边厂设计室工作，在工作时间不许画画，不准读书。
无聊，晚上画画，上班常迟到，扣钱。一次领工资扣至三块钱。
1992年考取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硕士研究生，导师陈振国教授。
1993年去大凉山写生半年，大病一场。
1994年想画脑子里在凉山的印象，花了一年半时间画了《旧痕》作为毕业创作。
1995年毕业获硕士学位，《旧痕》获奖。
同年，分配至浙江画院任专职画师。
2003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首届博士生，导师李少文教授。
2007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至今。
《旧痕》（素描）纸本炭精条 180cm×1800cm 1994年
长啸无声
文/杜觉民
一个疯子，一个任其情绪汹涌爆发的疯子，用激荡不安的笔墨，泼向宣纸，那揪心的笔线墨块令人恐惧，犹如从山峰滚下来的巨大石块，飞过头顶，慢慢滚入深渊……
作为自幼资性敏慧，有“神童”之誉的才子，从青年时代即胸拥大志，渴望以高旷之才能去获取权利，去管理社会的徐渭，却一次次地在考场中失败！成功一次次与他擦肩而过，在徐渭的心灵里，认为真实的才情才会得到当权者的赏识。但事实却相反，就连他二十岁考取的生员（秀才），也是他不中后上书，提学副使张公看了他的上书，怜其处境“进退患难之危迫”，允许复试才考取的。作为极权政治的领导者，决不会赏识与自己政见见解不同的人。
这是一个悖论，一个永远难以协调的悖论：作为当权者，永远喜欢自己意志的执行者，而作为才子，却永远在否定他人的思想，才能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天才是不会遵守任何规则的，天才是在否定所有规则而为他人创造新规则的人，相反，极权政治是不允许任何人去违反他所制定的规则。俗语：“聪明的人不听话，听话的人不聪明”。于是，这二股力量产生出对峙！
《中国一九六零年》（草图）纸本炭笔 40cm×357cm 2004年
一位天才艺术家面对极权统治，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违反规则就得灭亡。
于是，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在暗中控制着徐渭，当孤立渺小的个人被无情的巨大力量摆布，这巨大力量不仅仅是宿命，还有宿命后面确切可见的极权力量。面对这股控制力量，徐渭是不肯屈服的。但令他敏感细腻的心灵痛苦不堪！他抗争的方法是不断考试，但一次又一次的考试，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我在乡村童年时常听老人们讲徐渭捉弄考官的故事，虽然夸张，但恐怕也是事出有因，他不愿一群不如他，又不喜欢他的人来决定他的命运，权利不喜欢他，他又不愿拍极权的马屁，但又无力摆脱扼住他脖子的巨手。直至四十四岁，考试的失败已决定了徐渭无法接近权力的核心，作为怀才不遇的徐渭却有幸认识胡宗宪，胡对他的赏识是他一生的亮点。可惜时间不长，胡宗宪案和反严嵩的失败，宣告了徐渭政治生命的消逝！妻亡子夭，直至误杀继室入狱，“蹈死狱，负奇穷”，他一生贯穿的是悲剧！
他在无望的悬崖上寻找绝望的出路，周围黑暗的深渊令人目眩，他却在冷峻的死亡气息中寻找死亡之路。
《七贤图》纸本设色 178cm×178cm 2000年
自杀，一次又一次地自杀，用长钉钉入太阳穴，用重锤击肾，自杀失败的短暂时间使徐渭清醒，一次又一次地看着死亡飘出自己的躯体。当自杀都不成功时，对一个屡遭失败的人而言，犹如一只直撞血墙的野兽，他无法挣脱这极权掌控的命运之手；更无法撞破四周高耸的命运之墙。当失败象影子一样无法摆脱，这颗高贵不愿沉沦的内心挣扎着、紧缩着，无论从文字倾诉，还是用笔墨宣泄，都无法排遣内心的抑郁，强烈的情绪无路可走，在灵魂的堡垒里激荡颠覆，最后只能走向无望的绝境，艺术只是他绝境中的低吟！这是千年古柏在阅尽世道沧桑之后心境的灰凉，无论青天歌还是他的长幅狂草，那从天而泻的线条盘旋于心冲撞纸外，他让情绪奔腾在荒野冷境，无人能领会他的旷世愤冤，在与那看不见的巨大命运之手的多次抗争中，徐渭彻底地失败了！我们无法用理性去解析敏感脆弱的徐渭疯癫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但那狂放枭傲从天际而降的线条里，释放出无尽的精神张力！解体的笔墨结构被剧烈震荡之后慢慢恢复平静，这是精神剧痛的深处迸发，是在强烈刺激后整个心灵被瓦解，被粉碎后的重组；是刺穿后的静穆；是地底岩浆被震荡后的汹涌冲击；是被极权紧压于死地之后的呻吟。似精神分裂者颠三倒四的胡说八道，这内心流淌冲击的是为了呼吸的延续，是被紧扼住精神的极权手下的挣扎，是为了免除窒息的生存斗争，徐渭是去了地狱里又回来告诉我们情况的人！所以有《四声猿》的哀鸣，有《雪压荷花图》“六月雪”的怨愤，有《杂花图卷》的荒诞。他让离奇的情节在画面上控诉这个异化了的世界。在麻痹的群体中，他承受着人类的全部痛苦，蘸着痛苦他用惊世骇俗的笔墨去撼动那些久已麻木的灵魂！那四溅的笔点墨痕，也凝结着多少散落在极权挣扎下的文人清澈晶莹的眼泪。
《晨曦》纸本设色 200cm×180cm 1999年
徐渭注定是要失败的，他试图在一座巨大的天才坟墓中去施展天才！试图在直达天际的精神监狱中越狱！遗憾的是徐渭即使真的能越狱，这颗孤独的灵魂也无法久久在广漠中漂泊。他那高傲的心无法找到一个同行者！只能从一个不幸中掉入另一个不幸，他注定只能在坚持精神漂泊还是返回精神监狱中徘徊！他蔑视身边的狱友，也蔑视自己，他自身的穿透力让他无法对荒谬熟视无睹，可在铺天盖地的荒诞中他无路可逃，在走投无路时整个心灵陷入黑暗，无边无际的沉沉黑暗。终于在绝望中走向疯癫！巨大的痛苦犹如琴弓摩擦琴弦，在徐渭的笔下绽放出悲凉的音响。
《杂花图卷》狂放的笔触砸向宣纸，犹如重量级的铁锤砸向通红的铁块，四溅的飞墨射向空间，凝结成暗红色的血迹滴滴，如泪痕斑斑，这是一颗孤独灵魂与强权撞击出的瞬间火花！
《晚秋图》纸本设色 180cm×95cm 1997年
大片荷叶下蜷缩着的螃蟹，是对考场不公的控诉？是用无肠公子讥讽考官？或许我们已无法破译徐渭当时的心绪，但笔墨之外凝固的欲哭无泪，那渐渐渗入内心的悲凉，似鞭痕抽打过的一道道残痕，似针尖划过皮肤的情绪记忆，无声地穿透内心，渗透灵魂！这是绝代天才的无声低啸。一个疯才子穿越纸面呼啸而过的绝吟。如静寂千年沉沉黑夜突发出的一道闪电，耀眼宇宙进入瞬间平静，随之而来尖啸的雷声冲出极限，冲出遥远的地平线，震裂层层老茧，令最封闭、最麻木的心灵也为之震动！这是一颗独立的坚强灵魂，他梦想成为自我照耀的独立天体，梦想自由的天国，梦想用他独立的思想去挑战极权，用自我良知去裁定世间的善恶！然而，他忘了生活在极权的铁掌下，更不知这铁拳能用无形的宿命慢慢让天才窒息！毕竟，极权永远是胜利者，多数天才终不过是透过社会被极权操纵的玩偶。除非你归顺于极权，用才华向极权献媚。所以，当孤立的个人被巨大的、看不见的一股力量摆布时，渺小的徐渭面对宿命，极权控制的宿命，注定是失败者。
《易水潇潇》纸本设色 170cm×94cm×3 1999年
好在徐渭用毛笔记下了他活生生的内心，在跳动中诉说，诉说人生的虚无与荒诞，诉说精神深处的苦涩经历，诉说孤独，诉说被挤压成碎片之后的孤寂！也诉说良知，可贵的真诚与良知，在他的良知笼罩之下的不公世界。还有他用高文化、高修养洗涤后的洁净世界，用他精神过滤后的神圣境界，以及静寂背后冰凉目光。
徐渭用一支残笔插入几千年封建岩石的缝隙，撬动了冻结了几千年的冻土层。这不仅仅是美术史上的冻土，而是整个历史厚土的颤抖！在他的笔点墨痕中发出令人心悸的枭鸣，至今仍在这片冰冻厚土上呼啸！
《徐渭》纸本水墨 240cm×124cm 1997年
孤独之眼 眺望天穹
——杜觉民画评
文/邵彦
一
面对杜觉民的水墨画，读者会领悟到：画家一定有著複杂的经历和深邃的思想。他的题材既有古典文人画的禽鱼杂画和栖隐的文人，也有回忆中的乡村生活和田园牧歌，有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也有底层的广大民众，但更多的则是无名氏的大头像，这些题材并不是他首先使用的，但他画出了别样的气度。禽鱼杂画的笔墨和立意显然来自八大山人，也是在墨戏中挥洒才情，嬉笑怒骂，然而变形愈加厉害，孤愤感更强。文人形象或枯坐或兀立，或鼓琴或独钓，固然可以看成画家的自况，但更突出一种苦涩的孤傲，空白的背景已经不是艺术处理的留白，而是与个人隔绝甚至对立的整个世界，即使在平和静坐时，脸上也只是一缕无奈的笑容。乡村生活如露天电影，三伏天祖孙午睡等，充溢著童年的柔和温馨，但对于早年在乡村生活中经历了长期苦难的画家，这一切只是对美好记忆的片段采摭而已。历史画多少是画家自己英雄情结的表述，而大头像则表达了抽象的“人”的概念，一张张表情各异的人脸，在画面上顶天立地，散发出摄人心魄的力量。
《乡村旧事》纸本水墨 200cm×180cm 1997年
画家出生在北国哈尔滨。他出生那年，正赶上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知识份子父亲不幸成为一名“右派”。也许在记事以前，他还不能体察大人的愁苦，但在1960—1962年那场大饥荒中，他一定过早地记得了政治压力和饥饿相伴而至的滋味。到1962年，作为政治和饥饿相伴施压的最后结果，全家由城市被遣送原籍萧山农村，他不得不面对生活境遇的巨大改变。他7岁在村里读小学，上到四年级就辍学当了生产队的放牛娃，那年他才10岁。不用上学，天天在林间山上放牧，这种生活也许更符合小男孩的天性，但问题是放牛娃一天的劳动成果不到两角钱（一天挣2.5个公分，年终结算每个公分7分钱），一个月不到5元左右。到16岁时他已是整劳力了，各种农活无所不能，一天可挣12个公分。他后来虽然也画牧童，但并没有迷恋上山水花鸟画，而是用一双火眼金睛看人世，可想而知当年农村的田园牧歌只是表像，而劳累、饥饿和政治歧视才是生活的常态，并成为日后奋进的动力。
《三伏天》纸本水墨 180cm×90cm 2013年
萧山位于钱塘江以南，与省城杭州只是一江之隔，今天已经变成了杭州市萧山区，历史上却属于浙东的绍兴府，文脉与杭州颇为不同。绍兴民气强悍，又以科第著称，不但出文人学者，更出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杜觉民画中豪放自由的笔墨显然接续了乡贤徐渭的精神，而深沉得近乎痛苦的思考和民胞物予的情怀则可以远溯到黄宗羲。他不断求学的经历也令人想起绍兴人看重读书进学的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激烈竞争中考上浙江丝绸工学院，后来又克服重重困难，考取广州美院中国画硕士学位，首届中央美院绘画博士学位。求学不仅意味著获取文凭，更意味著大量的阅读和终身学习的习惯，在这一点上，杜觉民所做到的比许多人文学者还要多。
《写生系列》纸本水墨 115cm×72cm 2005年
也许正是早年的曲折与磨难，使杜觉民人到中年仍然保留著“愤青”心态。1999年（己卯）春节后不久，他在自己的生日画了一幅题材不甚祥和的《风萧萧兮易水寒》，画上荆轲仗剑背面而立，扭身露出大半侧脸，表情悲愤而壮烈，高渐离坐地击筑，两人就如一立一坐两尊石像。
画家与徐渭神交，用水墨大写意画了一幅《徐文长造像》。徐渭一生可圈可点、可记可画之事甚多，画家偏偏选择了他在狱中著书的场景，为了突出人物的痛苦与落魄，还特意把木枷锁与铁链画在前景突出位置。几块涨墨之间的留白形成了高高的小窗洩露了天光。眼前没有门，顶上却有窗，人生境界之高远，不是因为盯著自己的脚下的影子。画家把对自己苦难的咀嚼，化成了对普通民众乃至底层贫民更为宽厚而强烈的人文关怀。
《雨过天晴》纸本水墨 180cm×285cm 2019年
许多有良知的画家都把关注的目光和包含同情的画笔指向底层民众，但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大量地画进城务工的苦力和街头的贩夫走卒。大量的作品都是写生稿，可以想像身背画夹的画家无数次混迹于市井和工棚。他们并不仅仅用脸上的皱纹和破旧的衣衫为画家提供线条与形式的种种可能，他熟悉他们的生存状况，瞭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情他们的艰难困苦。他们在有些人的眼中卑贱如蝼蚁，但在他的眼中并不是凡夫俗子，而是讚美甚至崇拜的对象。因了纸上涨墨的效果，街头拉二胡的瞎子，有如一尊光芒四射的佛像，推著自行车、穿著棉袄戴著皮帽的工人（像一个矿工），深邃的眼神和头部的光芒使他看我来就像耶稣。虽说禅宗早就主张“遍界是佛身”，但真能看到这个境界，正说明观察者心中有佛。正如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严重时刻》所吟：“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谁在夜间某处笑，无缘无故地在夜间笑，在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走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的在世上死，望著我。”画家与诗人心有戚戚焉，在一幅大头像上抄录了这首诗。作为人文学者的画家，未必执著于一种人文宗教，未必要当仪轨上的教徒，却必得是哲学上的信众，必得以宗教的大悲悯释怀于自己的苦难，却迎面走向他人的苦难。
《小品系列》纸本水墨 179cm×48cm 1997年
杜觉民的博士论文题为《隐逸与超越》，在我看来，使用“隐逸”这个词多少带有避重就轻的意图。“逸”的本意就是逃避，在乱世中是偷生逃命，在正常社会中则是避免与现有秩序和既得利益发生衝突，以一种不合作的姿态表达微弱的抗争。他所崇拜的三位古代画家—倪瓒、徐渭、八大山人—都被称为逸品大师，其中徐渭生于大明盛世却性格变异，他与社会的衝突显得不可理喻；倪、朱二位都有幸或不幸地遭逢改朝换代的大变局，如果没有这种大变局，很可能都以富贵閒人了此一生。其实，摆在杜觉民和他这一代画家面前的命题是：如果一个画家不疯不狂，又生当太平盛世，他如何走向伟大？
杜觉民曾说：“隐逸行为下所产生的枯笔残墨与我们这个偏重物质享乐的时代已格格不入。”其实，当下很多文化人行走的是一条太平盛世的逸品之路：学国学，收古董，喝茶品香，拜佛参禅，衣则中式复古，食则私家小厨，住则梨花院落，行则自驾旅游，波西米亚精神变为布尔乔亚趣味，在享乐主义基础上展开了精神消费显得那麽宁静、优雅，所需做的就是顺应和利用社会的正能量，既要与众不同，又会绝对安全。
《小品系列》纸本水墨 179cm×48cm 1997年
生活在现代都市里，杜觉民并不与这一切绝缘，但他保持著警惕的意识。文明社会永远会存在不平等和不公正，存在痛苦与困扰。在较为富足的社会，穷人极寒而死的现象减少了，但人与人在经济上和地位上的巨大差异会变得更加刺目，人们对公正的渴求变得更加强烈。同时物质上的自由与精神上的相对不自由也构成了更为尖锐的对立。对待这些“消极现象”甚或宿命困境的态度，决定了思想者的路向与境界，表达它们的方式与力度，决定了艺术家的风格与层次。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的资源虽然不少，但远不如西方文化丰富。
《击》纸本水墨 102cm×247cm 1997年
杜觉民不是一位仿旧式文人，而是对西方思想文化资源充满兴趣。他曾用一周时间通读完了百万字的英国学者彼得沃森所著《西方思想史》，对西方现代文艺理论颇为熟悉，甚至有点偏激地认为“从笔墨的角度切入来研究绘画，应该也是受西方影响”。他广泛涉猎西方文化，文学尤其是诗歌向他传递思想的力量，音乐给他提供形式上的启示，而电影兼有这两方面的功能。他的工笔划中表达出明显的光影变幻感，人物肖像尤其是大头像具有特写镜头的效果，这些处理手法与电影艺术有著内在的联系。
《上天之眼》纸本水墨 124cm×279cm 1997年
二
面对杜觉民的水墨画，观众感受到的震撼力，甚至是压迫感和窒息感，虽然来自主题与思想的力量，最终是通过强烈的视觉张力传达的。画家宣称：“笔墨本身是不值得研究的，它只是一种技术，是承载画家思想、观念和情感的媒介，最好的笔墨是让人看不到笔墨！感觉你只能这样画才能表达这样的境界”。不过，作品的内容和境界可以是公共资源，艺术门类的特色则在于表达的方式。思想载体的形状和品质，决定了思想传达的准确与深刻程度，把这个载体发展成熟并运用纯熟，正是艺术家的职业尊严之所在。
早年的学画经历以及由丝绸工学院开始的正规训练，使他的水墨画具有西画的背景，正如他所说：“吸取古今中外一切艺术之所长，为自己创造的艺术所用”。从表现光影的变化，到运用西画的涂染法，以及非书法性的点、线、面语言，皆可作如是观。他的风格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相隔多年的本、硕、博三段学习提供了熔铸新风格的最好机会。仅从他读博前后的画风看来，差异之大，远远超过了其他读博的画家。读博之前在浙江画院工作期间，他最为者力的是工笔画，读博期间则转向大写意，并迅速发展成熟。
《小品系列》纸本水墨 34cm×45cm 1997年
他的工笔画寓写于工，先用细劲的线条勾勒出主体人物形象，然后揉皱画纸，再多遍渍染，人物轮廓内浓淡墨蹟随著褶皱延伸，产生有如山石、树皮、屋漏、风雪般的肌理效果，也使人物像是从背景中凸显出来的一尊雕像。1997年（丁丑）所作《晚秋图》、1999年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到21世纪初年所画的一批四尺对开的工笔设色大头像，大量地採用这一手法。在这一时期他还使用过另一种画法，放弃了揉皱手法，只在局部使用类似揉皱的皴擦和水渍。如1997年（丁丑）的《雾》、1999年的《晨曦》，虽然主色调由赭黄变为淡青，具有雾气或晨曦中的潮湿与清新感，人物及其背景聚成一个团块，佔据了画面的大部分天与之形成强烈对比，并使人物富于雕塑的质感与力度。在此基础上，他还进行过其他的尝试，如2000年（庚辰）所作《七贤图》，延伸了水渍式皴擦和淡青色调，但又用白粉和朱砂颜料加强工笔重彩效果，人物的变形造型则受到南京画家的影响，终与他的本来面貌相去甚远，只是偶尔为之。大约在开始读博期间他所画的一系列写生大头像，回到赭黄色调，渍染变得简单，人物面部用大量皴线来完成结构、质感和肌理，实际上已经开始由工笔向写意过渡。
《小品系列》纸本水墨 38cm×48cm 1997年
他的大写意形式特色有两方面：一是视觉上的简化与设计感，二是墨法技术的极致化。前者是寓丰富于简化之中，后者是寓简化于丰富之中。
视觉上的简化，首先要对物象进行提炼。这种提炼以扎实的课堂与现场写生和光影素描为基础，但他并没有循此路数发展下去（发展下去的结果是成为第二个叶浅予、黄胄、周思聪……唯独不能成为他自己），而把汲取灵感的范围扩大到几个相隔甚远的领域—漫画的夸张与黑色幽默、汉画简化的块状感与黑白对比，甚至岩画和世界范围内的“原始艺术”的造型与符号。
漫画和汉画是中国绘画的边缘，但并非与水墨画传统绝缘，而岩画和原始艺术则已被吸纳为西方现代艺术的元素，对它们的利用也是中国画形式现代化的一种路径。为了与画面造型与气质相符，他的书法也取法有民间渊源的魏碑字，主体来自龙门造像记，相容“二璺”，字形和用笔都方正古拙，劲力内含，与他的自署“丑人”相得益彰。
《无上清凉》纸本墨 32cm×138cm
画面的简化与平面设计感的加强是他最近10年创作上的另一个大变化。在有题跋的创作中，题跋作为画面的结构元素，或纵长，或横列，突出形式感。如《高空有月千山照》的题跋两字一行，一共10行，横列于画面中下部，像隐士背后的地面。《无语听天》画的是横卧的大头像，人物双目圆睁，眼神空洞，不像处在休息中，倒像是被斩下来的脑袋，画面在上、穷款在下，也是作横式处理。《晚秋图》、《徐文长造像》和《脸上游戏》的题跋皆为纵长一整行。1994年（甲戌）所作隐士四屏之一《独钓》则为纵长双行，画面上只有一个钓夫、二游鱼，其馀是整片的空白，极端的对比，令人惊心，两行题跋有如一柱擎天，险中求稳。1997年的《严重时刻》是这类设计的顶峰，中间是一个大头像，贴著画面的两边是两行细长的题跋字迹。到后来，许多大头像画法愈益简化，题跋也变成了画面一侧或是两侧的纵长线条，或粗或细，或单或双，或勾或抹，其意不可说，充满神秘感。最后，许多大头像的背景乾脆变成了完全的空白，只看到一颗脑袋和细长的脖子，有如高高举起的木偶。
《一月映一切水》纸本墨 36cm×137cm
《住的是工棚，建的是高楼大厦》只画了一位放工后去打水的民工，穿著汗衫短裤，趿拉著拖鞋，手提空水桶，大步流星，低头疾行。他的草帽只有简单的一条横线画出帽檐，帽盖是化在刺眼的夕阳里了，白色汗衫上的线条断续与水渍变化也呼应著斜阳。而他的脸埋在深深的阴影里，脸颊上结实的肌肉似乎在全力对抗生活的重压。他两腿微曲跨开，裸露在外的深色的胳膊腿和黑色拖鞋，洗得发灰的黑色短裤、潮湿的黑褐色水桶，构成了画面下部的一个重色块，似乎就是承担重压的大地的力量。12个字的画题排成一列，像一条长长的棍子矗在他身后，这就是他社会身份的标记，画家的穷款则在他膝盖前方形成呼应。此画于至简中寓以丰富的平面设计感，文字亦作为画面的结构元素使用，而造型用笔有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趣。
《击木无声 敲空有响》纸本墨 137cm×33cm×2
他的画法总体上是重墨轻笔的，在大片墨蹟中突出的笔迹不多，但是点、线、面的变化运用得很充分。墨法则以宿墨、涨墨与渍染的运用为特色，局部用焦墨提醒。宿墨的“空心线”效果较新墨更富于变化和立体感。在运墨之前染湿纸张，故意造成的涨墨往往有光芒四射的效果，可以表现自然风光（如《徐文长造像》）、麦秸（《山乡旧事》）等，更多的则是人脸上和物体外的阴影。如前所述，他也用这些光芒来赋予对象神圣感，使他们仿佛灵光充溢（如《盲乐师》、《工人》）。在白纸与黑墨之间，大片渍染构成的灰阶使画面柔和而耐看，整体效果有如黑白照片般的宁静。
如果要对杜觉民的艺术作一个简单的小结，他的形式语言虽然与历史的“逸品”和大写意有著明显的继承关系，但他转益多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已经难以用“逸品”概念来涵盖，也与他学习过现代大写意巨匠潘天寿、李苦禅等人的画风拉开了距离。他的思想主题更不是独善其身的“隐逸”，而是融合了儒家的入世、佛家的悲悯、基督的救赎。一枝秃笔力量很渺小，难以改变世界，但却传达出画家心中的大爱，足以感动读者。艺术的纪念碑，就蕴含其中。
内容摘自于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出版《中国艺术家年鉴·杜觉民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