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张伯苓决定在大后方设立学校，最终选址重庆沙坪坝，建成南渝中学，即重庆南开中学前身。资料图
那个时候爱国，为国家牺牲自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话，我非常乐意接受那种教育，因为它把我拉进中国人的圈子去了，不是吗？我不就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中国人吗？
以后课间休息的时间，我只和男生玩儿。男生不分裂，那一批男同学都在准备和另外一个小学的男孩打仗呢！我好兴奋，练习战场的活动，我们每天放学就到我家对面、陈诚将军的石堡旁那座山上——我们同意未来将进行两校火并的大战场练习。我拿出了我的意大利园丁做的弹弓，群里一些孩子也有弹弓，我们在山上跑来跑去，躲在大石头后面准备跳出来吓坏“敌方”并把他们摔倒。
每天放学后在山林里玩着“受训”的时候，我们会大声地嚷或唱出这个口号：“阿—喽—喂—！咕—狄—拨—㖡—！”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口号，没有人懂它的意思。现在回想那时，很可能是从什么地方听到了英文，而编出来的“Hello, Good Boy”吧。我上学不穿裙子，只穿裤子，以便下午在山上为“战争”训练。他们也都把我当成团体中比较强壮的一分子，看起来又像个男孩儿，大家完全忘记了性别。上学时，课间休息我和男孩儿们一起忙着制造子弹，用手把一小块一小块的泥巴在桌面上滚成圆圆的小球，让他们在太阳下晒干，再包起来下午带回到我们约定大战的那座山上，藏在一棵大树的洞里面备用。
回家的路上经过歌乐山一处停车场那儿的警察局，也就是那整个片区里唯一的政府机构。那些警察很善良，我们跟他们要了子弹的壳儿做收藏。我也拿到了一堆亮亮的黑白飞机照片，能认出当时所有的飞机，都是美国型的，但没有拿到日本型的，因为那些时常从云上飞过重庆和我们歌乐山的，都是日本轰炸机。
有一次爸爸在家时，看到我们的身份证，发现那些警察把小虎的性别从爸爸原来填进去的“女”改成了“男”。那当然，因为那时警察局的人都以为这个卷头发、穿短皮裤的爱飞机照片的孩子是个男孩儿啊！
“呵！这是怎么回事儿？”爸爸惊讶地问，“我明明写女生，他们怎么会以为我不知道自己孩子的性别？”
于是爸爸把警察新插进去的“男”用毛笔划掉，又把“女”字写回去了。之后，我告诉了父母警察为什么“知道”小虎是男孩儿，因为我天天在学校里都是和男生玩儿，下课回家时我们又是一群“男生”一起回家，经过警察局也会停下来跟警察玩儿，跟他们要有趣的东西。怪不得他们自然地以为徐小虎是男的了。爸爸妈妈听了这些，彼此点头又摇头，但还是无奈。妈妈把我的头发剪得很短是因为她怕会长出虱子，我也喜欢穿我意大利那双蒂罗尔皮裤，那阵子就愉快得像一个准备打山仗的人，勇敢且活跃地生活。
三年级读完了，就跳到了五年级，慢慢地追上和我同年的同班同学。那年，即1944年下学期或者1945年春的上学期，记得有一天我在课间休息时，那位教我们演戏的帅男子曾老师看到我就叫出：
“欸！徐小虎你过来下。”他停顿下来对着我眼睛看，他的眼里在滚滚流泪。
“你知道你爸爸做了什么伟大的事儿吗？”他问。
我莫名其妙，看到我很喜欢的老师那么激动，开始感觉有点不安。
“现在不会明白，但你长大就会懂了。你爸今天做了个了不起的大事情。他是我们中国罕见的廉官、清官之一。他做人好伟大噢！”
当时我的确完全搞不懂伟大的事儿怎么会让人家哭呢？老师讲的是爸爸那时在陪都重庆辞掉了他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的职务，放弃了他的权威，以孤儿的身份向法庭诉讼冯玉祥谋杀他父亲的案子，替他爸爸报仇。这件事因为已经超出了法律行凶时刑法规定的杀人罪“追诉期十五年”不得进行，没有成功。后来得知爸爸一辈子都是为了报仇，把书读好以获得有用的工作，把工作做好以取得好的成绩，为他的父亲讨回公道。这方面，爸爸无法实现他一生中最大的志愿和抱负，对他来说心底肯定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孤独的痛苦。我猜想，爸爸一辈子把他个人的理想和失望都藏在心里，没和任何人分享过。两位妻子的文化背景及价值观都和他成长的背景完全不同。五个孩子中只有小虎曾坐在奶奶膝盖旁边倾听过悠久华夏忠孝的故事，吸收了一些中国传统核心的精神。奶奶从歌乐山搬到成都的姑姑李方桂夫人徐樱家里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老人家了，我们全家一直都被不同的战争吹散、分布到世界不同地方，从小学以后再没体会这么热烈的“中国感”了。但奶奶种在我心底的华夏种子，一直茂盛地生发。
1945年读五年级的我心里怀着紧迫的渴望：尽快穿上制服去当兵，要不然战争快打完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到山下沙坪坝的南开中学，那个童子军学校穿的是军人的制服，包括一条带有金属扣和一根长绳的宽皮带，肩带下有一顶军帽，以及一条一眼就能认出的童子军领巾。当时的南开中学强调运动、非常爱国，是全国有名的高等中学。我一定得从五年级跳那里的初中一年级。他们当时举办暑假补习班，我告诉父母一定要去那个补习班，并决定考进南开中学。
1938年，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资料图
“小虎儿，南开在山下的沙坪坝，离我们这里35里路，除了塞满书和毛笔铅笔砚台的书包之外，你还得携带自己的床单、棉被、枕头、牙刷杯子、一周的内衣、睡衣、雨衣、手电筒、零嘴什么的，又大又重的包袱没人帮你扛，要你一个人走下那么长远又没有路灯的山径。这怎么可能呢？”父母反对，说不可能。
保护国家的责任是我们这一代要扛的。我就是国家的一个勇敢的士兵，我一定要参加南开军事化训练，因此也愿意一个人扛着这些东西到南开中学去。我一点儿都不怕。
我坚持呀、坚持呀，坚持了好几天不放弃。无奈的父母就答应了。
第一次下山到沙坪坝的那一趟，家里的老马跟我一起下山的，找到了该走的小山径，也让我记了下来。那个暑假补习班是我这一辈子在中国上小学中学最开心的经验，它有趣的课程包括音乐、童子军演练、体操等等。那时我十一岁，比初一的学生们小一岁，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住校，但有些地方我学习得的确比较困难，跟不上同学们，无法像同学们那样习惯艰苦的群体生活。比如因为早上五点钟大家起来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我们得拿着我们的金属脸盆，在一个烧炭的炉子旁边排队，一个接着一个把热得不得了的滚水抽到脸盆里，再把它端到一个长的板凳上洗脸。那水好烫，碰到了就烫了手，痛得很。还得刷牙。再回到房间里把自己的床铺铺得紧紧的，必须铺得像一块豆腐那么整齐方正。也得把上面的蚊帐绑起来，紧紧地绑着，得像个炸弹一样。之后到餐厅吃早餐：还是黑黢黢的，因为餐厅里的灯也不大亮，看不清楚桌上是什么。大家得快快地吞下非常不好吃的稀饭——那里面充满了已断成两三小粒也变黑了的陈米。之后再按时到课堂报到，整个过程都不许说话。
1939年，重庆南开中学校舍鸟瞰图。资料图
周六中饭后回家，从沙坪坝上山到歌乐山八块田，山径不稳，爬山非常艰难。包袱还是蛮大的，但是没有下山时包袱那么重，带回家的只有要洗的衣服和空的饼干桶。我告诉爸爸妈妈晚上被臭虫咬醒，睁开眼睛在亮亮的月亮底下看到它们排队等着吸我的血，我不知道是几点钟，不知道应不应该赶紧起来穿上衣服。爸妈听了觉得这有点可怜，就给了我一块小表，让我夜里能看到时间。
周日下午，扛着干净的制服、满桶饼干和零嘴，一个人花四五个钟头下山。山径弯曲，路上有野狗会大声吠，一只只地从它们家里跑到路上来，假装想咬我。我勇敢爱国，哪怕狗咬，就站在那儿，停下来不动看着它们，这些野狗长得跟我们小学上学时那些野狗差不多。但是到南开去上学要扛的东西太多了，又是下午，没有以前读小学时带的那些热喷喷的早餐大馒头分给它们了。“我是护国的童军了。你们得乖乖地尊敬我们穿制服的军队的每一分子噢！可以陪我走路，不许乱叫，懂吗？”有些狗就会安静地陪我走下一段路。路边碰到坟墓我就勇敢地指给野狗们看。四川乡下的坟墓是把棺材摆在土地上面的，再用砖头做个有瓦当屋顶的小泥巴房屋把棺材围起来，还留出一个“窗户”。我把手伸进去，能摸到里面大棺材的盖子，手伸回来能看到手指都沾满了沉淀在棺材顶部的厚厚的灰尘。我骄傲地把勇敢的手指头给狗队看，来证明我们爱国的勇士不怕坟墓、不怕棺材。
天又黑，路上又没有路灯。没有大月亮的晚上实在难走，因为几乎看不清楚。但是整个路程都是童子军锻炼勇气的机会。不管我们年龄多大多小，勇敢的就会扛着包袱，什么都不怕，把山径记得一清二楚，看不见的也得摸寻着走出来。于是1945年到沙坪坝南开中学的这个暑假补习班，成为了我这辈子完全自己选择、自己负责的第一个巨大的生命转向。
徐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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