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
6月6日上午,历经几年大修的永通桥开桥通车了。桥面铺覆的沥青被铲除,桥面古条石重见天日。
永通桥又名八里桥,与永定河上的卢沟桥、昌平北沙河上的朝宗桥,并称京城三大古桥,知名度都相当了得,八里桥则更因清朝咸丰年间发生过一次大战而闻名遐迩。当年,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的鲜血洒在了这座桥上。因想重温那段历史,我找出了几本收藏的旧书。
上海书店根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复印的《清朝野史大观》
《清朝野史大观》中的《僧格林沁》
《清朝野史大观》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上海书店复印。该书称采辑清代二百数十年间逸闻逸事,分类编纂,巨细无遗,可为有清一代野史之总汇。而且,该书注重征信,无关信史的隐怪荒唐之说、偏激虚构之谈,纵有趣味也概不采录。即说此书的编辑选材是严肃认真的。
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此书采集了四条史料:《广州一役之影响》《庚申和战之纷议》《剿夷谕》《焚圆明园》《批准四国合立条约》,粗线条地串联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始末。此外还有一篇《僧格林沁》,简要概述了大沽口之战和八里桥之战。大沽口之战,可谓是八里桥之战的前奏。
僧格林沁是科尔沁蒙古族人,名字译成汉语是狮子的意思。他的性格也同于他的名字,面对英法联军的进逼,他是积极主战的。大沽口、北塘炮台就是在他主持下修筑的。《广州一役之影响》中说,英国为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以“换约”为借口纠集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渤海。英国兵船更是一马当先,强行闯进大沽口。“科尔沁忠亲王(即僧格林沁)以重兵扼(守)大沽。(咸丰)九年(1859),击败英法兵船,英人退至香港,益募闽粤亡命,操练不辍。(咸丰)十年,复悉锐犯大沽北塘炮台,连败官军。陷天津、逼京师……海内震动。”
这段话包含了清军一胜一负的大沽之战和北塘之战。第一次大沽口之战挫败英军后,英国蓄意报复,与法国组建了联军,于1860年春北上,英军占领了大连湾,法军占领了烟台,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这时候的清廷,却在战与和上摇摆不定。《庚申和战之纷议》说的就是这件事。后来大沽口炮台失陷,天津失守,清廷又派大臣向侵略军乞和。谈判破裂,英法联军逼近张家湾,仗是非打不可了,咸丰帝颁发《剿夷谕》,宣布拿出二十万两帑银作为奖赏,激励中国士兵杀敌,继而发生了八里桥之战。
《僧格林沁》一文说,大沽之战,“僧王督马步军御之,英军大挫,歼其领队。”这说的是第一次大沽口之战。之后,“同盟军(即英法联军)复合,兵舰百艘,其势不可犯。”这说的是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清军大败的原因,该文说是“僧王创敌人不善陆战之说,请撤北塘兵备,纵敌登岸击之,而不知非胜算也”。确实,一年前的胜仗,使他有些轻敌了,并把防御的重点放在了大沽口。事实上,北塘并非一点防备也没有,在敌人可能登陆的地方,清军埋设了地雷。不料,一个中国人的败类将此事告诉了敌人,这些地雷被破坏掉了。敌军在北塘的登岸,决定了第二次大沽口战斗的失败,导致了后来的八里桥之战。
介绍八里桥之战经过的说法很多,但互相抵牾,有些是明显的舛误。为深入、细致、进一步了解八里桥之战的前因后果,我翻开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
大沽炮台失守的一些细节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中国史学会主编,197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六册、二百五十多万字,收集了当时大臣给皇帝的报告、皇帝的回复批示、清朝政府与英法等国往来的外交文件以及一些私人笔记,还有英法联军中一些人的回忆,许多材料是非常有价值的。比如对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该书中法国人德里松在《翻译官手记》中透露,法军指挥官孟托班“靠着味增爵会修士和耶稣会教士帮忙,招募到了一些间谍”,他派出两名中国基督教徒,带信给北直隶大主教穆利,要他提供白河工事以及守军人数的情报。穆利主教告诉法军:“他们(指清军)把所有的防务手段都集中在白河入口处。他们在大沽要塞遍布大炮,而大沽要塞的所有炮眼又都是朝着大海。”“中国人只作过一种推测:(英法)联合舰队将强行通过(白河河口)。至于派一支军队在海岸某处登陆,然后再从背后攻击要塞的可能性,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显然,这些情报帮了英法联军的大忙。
该书中收有一篇《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作者是后来成为曾国藩幕僚的薛福成。他在文章中披露了一个细节:英法联军七百人从北塘登陆了。僧格林沁见敌人数量不多,便用了他的老战术——“麾劲骑驰之”。敌军暂时后撤,然后“七百人为一字阵,每人相去数十步,阵长数里”,将三千骑兵围在了中央。包围圈逐渐缩小,一大群骑兵便成了活靶子、进退不得。在密集的枪声中,清兵“如墙之隤,纷纷由马上颠陨”,“三千骑兵仅存七人而已”。薛福成的文章说:“近世火器日精,临阵者以俯伏猱(náo,一种猴子)进为避击之术。骑兵人马相依,占地愈多且高,遂为众枪之的。然后知枪炮既兴,骑兵难以必胜,或反足为累也。”他认为,在现代战争中,骑兵已经没有优势了。
在大沽口炮台的守卫战中,清军士兵的抵抗是顽强的,牺牲也是惨烈的。法军中的德里松在他的《翻译官手记》一书中写道:“自从我们和他们打仗后,中国军队肯定还从来没有这样英勇和顽强地抵抗过。”据他说,法军中参加战斗的近四百人,其中四十人被打死,一百六十人丧失了战斗力。英军的损失比法军还要重。“尽管如此,炮台还是落到了我们手里”、“中国人损失的总数为一千人”。
在这场战斗中,清军将领,直隶提督乐善阵亡了。
战斗结束以后,德里松在炮台前看到了清军士兵使用的武器。他在书中感叹道:“我的天呀,那又是一些什么样的武器啊!有一些是歪把子的火绳枪,样子古里古怪的,样式老透了,使用既不方便,又没有杀伤力。”“还有一些则是弓、弩、标枪和几把坏刀。……用这样的武器,他们又怎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危害呢?”
《清朝野史大观》卷四中的有关篇目
令人唏嘘的八里桥之战
八里桥之战发生在1860年9月21日,清军抗击的是孟托班统率的法国军队。他手下有五千八百名步兵、四个野战炮兵中队(配备两套战炮)以及一些登陆部队,包括作为登陆使用的水兵,总计约八千人。刨去大沽口战役中的死伤者,投入八里桥之役的有六七千人。
孟托班在回忆录中说:“在离我们三法里(一法里合4公里)的地方有一座由鞑靼(即蒙古)军队严加防守的很漂亮的石桥。”“在离这座桥一法里的地方,为数达三万至三万五千、包括骑兵和步兵在内的全部鞑靼(即蒙古)军队……来和我们对垒。”此前,他和英军统帅格兰特商定:由他攻打那座石桥;英军向西迂回,通过巴西寨(译音)那个地方的木桥,从后面向八里桥包抄。
战斗是在早晨七点钟打响的。孟托班写道:“鞑靼人开始了猛烈的攻击。他们的骑兵从我们阵地的右侧到左侧都聚成一片,蜂拥而来。”当蒙古骑兵冲到距离法国士兵只有五十码(接近50米)的时候,他们遭到了密集火力的狙击,许多人和马被打死,“他们开始迟疑不前”。中国的步兵则在大树的掩护下藏身在战壕中,“并且还得到大炮和火绳枪的支援”,但是“炮弹都从我们很高的地方飞过去了”。
英法联军使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后膛枪,有效杀伤力能达1000米。而清军使用的火绳枪要从枪口装药,用火绳点燃火药来发射,即使熟练的枪手一分钟也只能打两枪,其有效射程才100米,且配备不多。而蒙古骑兵的武器则主要是弓箭。
在道路上受阻而迟来的法军大炮赶到了。他们的炮有两种:线膛炮和滑膛炮,射击精准,能让炮弹准确地落在骑兵中间,杀伤力很大。《骨董续记》的中国作者写道:“蒙古(骑兵)从未经战阵,见贼(法军)炸炮甚凶,贼炮子似葫芦形,打出复炸开,碎子乱飞,沾身即起火,连打带烧,蒙古兵遂反奔,冲及我八旗队,死者枕藉,遂大败。”
法军逼近了八里桥,一个叫夏尔的法国军人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看到“一大群身着黄衣的中国人聚集在桥上和桥的四周。为首的是一位骑在马上的长官,他勇敢地挺身站在他的士兵的前面,挥舞着黄旗”。这位长官大概是胜保,他的战马被炮火击中,他本人面颊中弹,血染战袍,被抬下了战场。
八里桥战斗持续了大约五个小时。最后,一连法国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上了桥面。守桥的清军士兵没有一个后退,“全部以身殉职”。
那么,清军有没有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呢?孟托班回国后,向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献上了许多从中国掠夺的珍宝。作为回报,拿破仑三世封他为“八里桥伯爵”,还让他当了参议员。当拿破仑三世提议再给孟托班年金五万法郎作为奖赏时,遭到了多数议员的反对。议员们认为,发生在八里桥的不过是“一场引人发笑的战斗”,说“在整个战役期间,我们只有十二个人被打死”,不值得再给他那么高的奖赏。十二个!这是死在八里桥的法军人数。
中国士兵的勇敢顽强,赢得了他们敌人的敬重。一个叫保尔·瓦兰的在《征华记》中写道:“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靼骑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然而还打不过一小群欧洲人,这也的确是事实。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他们的箭、矛、迟钝的刀和很不像样的炮。……然而长官们和军中的勇士们却前来列阵于八里桥上……在整整一小时内,他们顶住了使他们惨遭伤亡的压倒火力。……与其把战场易手让给敌人,(他们)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阵亡。”“这样的英雄主义在中国军队里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光荣应该属于这些好斗之士”。
八里桥之战清军战败。后面的事情就都知道了:咸丰皇帝逃往承德,圆明园等三山五园被焚,和英、法、美、俄签订了令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
八里桥之战给中国人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深刻的。面对强敌,中国人从不畏惧,从不缺少不怕牺牲的勇气。然而八里桥让中国人懂得了:光靠勇气和牺牲是不足以抵御外来侵略的。令人欣慰的是:八里桥还在,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孱弱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