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农村青年，一个是“海归”，最懂中国

一个是湖南农家子弟，一个是广东留日“海归”，在今天看来，两个人不会有多少交集，更不会有相同的思想观念。

历史的风云际会也是一种神奇造化，偏偏这两个青年人，就因为一致的认知而走到一起，殊途同归，在广州一座优雅的古建筑里，找到中国革命的方向，点燃熊熊烈火。

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彭湃。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在广州召开，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 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7月，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倡议并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至今正好100年。

彭湃主持了第一届、第五届学习班。截至1926年9月，讲习所共举办六届，教员包括彭湃、毛泽东、周恩来、萧楚女、李立三、恽代英等，培养了近800名农民运动干部。近1/4的教员、学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光荣牺牲。其中，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习班由毛泽东主持，327名学员来自全国20个省区，范围大，人数多，影响大。

农民运动讲习所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干部，带动了全国各地讲习所以及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兴起。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贡献，绝不是停留在学员数字上，而是体现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培养干部以及如何找到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在这里只讲彭湃和毛泽东两位灵魂人物办理讲习所的做法及其经验启示。

我们经常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革命也是一样的道理，道路选择错误是根本的错误，道路选择正确是根本的正确。共产党如何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上正确的中国道路，从举办讲习所的经历就已经可以看出端倪。

彭湃出身地主家庭，拥有“鸦飞不过的田产”，但是，他和家庭决裂把田契付之一炬，积极从事农民运动。

彭湃深入农村向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1922年7月29月，六个人的农会组织在海丰诞生。1923年1月1日成立海丰总农会，会员2万多人，管辖人口达10万人，彭湃当选为海丰总农会会长。

在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彭湃意识到，如何做好农民的宣传工作，使农民了解自己受苦受难的原因，指明争取解放的道路，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迫切任务。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先培养一批热心农民运动的骨干。这个意识，为后来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埋下了种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受共产国际影响较大，工作重点是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毛泽东在重点关注工人运动的同时也没有忽略农民问题。

毛泽东一贯重视中国的农民问题。1917年，他还在学生时代就深入长沙、宁乡等五县农村进行调查。1921年初夏他又深入岳阳、华容、安乡、常德、湘阴等县农村调查。1922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讲授《告中国的农民》一文，指出广大农民必须团结起来，夺回土地。1923年4月,毛泽东派遣党员在衡山的岳北一带开展农民运动，会员达4万多人。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少国民党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毛泽东的论述引起大会注意，在突出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同时开始注重农民运动，形成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

1924年，正是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推动下，“扶助农工”成为国共合作的三大政策之一。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

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农讲所主编《农民问题丛刊》并在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中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农民讲习所培养的队伍和撒下的思想种子，很快就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道路。一边是上百次夺取城市的武装起义失败，一边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农村游击战争如火如荼，两者形成冰火两重天之势。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总结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系统阐述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的思想。

毛泽东的农民运动主张从“三大”开始，随着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逐步形成其正确的农民运动和农村武装斗争思想，最终指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

今天，“海归”花费百万元留学回来找份普通工作究竟值不值的问题，总是时不时地搅扰舆论场。也许，对照一下彭湃，人们会得出不同的答案。

彭湃家境富裕，1917年夏前往日本求学，后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科。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妥妥的“富二代”和“学霸”。然而，这位“富二代”考虑的不是如何继承家产而是如何解放穷人。1921年，他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向日本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表示：“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

从日本留学回来，彭湃一开始搞农民运动时穿白色学生洋服，戴白通帽，农民不愿与他谈话交往。后来，他意识到说话方式和穿着都和农民格格不入，穿上粗布衣裳，头戴竹笠，赤着双脚，与农民拉家常，帮农民插秧、拔草、车水。用俗语宣传，农民不明白农会是什么，他就把农会叫“贫人党”。

彭湃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的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状况，就是自己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体会。1926年，彭湃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成为从事农民运动的必读书，他被赞誉为“农民运动大王”。

彭湃不当“富二代”和“学霸”，却成了农民口中的“湃哥”和“彭菩萨”。谁和人民站在一起，谁就赢得爱戴，谁就赢得创造历史的力量。彭湃被害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宣言：“他这样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已深入全国工农劳苦大众心中，成为了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谁不知广东有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王首道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之一。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毛泽东同志反复教导，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农民占大多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比较注意些，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不肯到乡下去做农民运动工作，在党内存在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毛泽东希望有大批的农讲所学员去搞农民运动，“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

毛泽东自己的生活也非常俭朴，穿粗布衫，睡的是用两条长凳架成的木板床，上面铺着陈旧了的草席和白被单，床头放着一对湖南制的方形竹笼，里面盛衣物，上面堆放书报杂志。室内还有几把木椅和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笔墨纸砚之类。

1926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并在农讲所亲自作专题讲授，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阐明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当时，农民交租比例为40%～70%，钱粮年息高达36%～100%，此外还有各种剥削。毛泽东指出，农民辛辛苦苦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农民活不下去了，一定要起来闹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一支主力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

毛泽东善于用通俗的比喻来讲道理。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多层宝塔，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一层的是地主和买办，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说：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王首道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迁就资产阶级，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只注意工人运动，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同盟军。毛泽东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回顾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等优秀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一边。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这一切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及其革命实践中树立了良好的开端。

“优秀是一种习惯。”亚里士多德如是说。

优秀的习惯不是先天自发形成的，否则，这和陋习就无法区别开来。相反，优秀之所以是一种习惯，就是始终以自觉姿态不断鞭策自我长期保持下去。

农讲所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引导学员参加校外实际斗争，到农村去作社会调查，让学员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识和工作方法。除正式授课外，最注意所外活动，凡星期天都有农村运动实习、步行训练、马术训练、市郊农民协会成立，以及到城郊调查和宣传等。

毛泽东把农讲所学生组织起来并指导他们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按省籍编成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贵两广、福建、江浙、山东、奉直、豫陕、三特别区等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到广东农村调查实习，有一批学员曾到粤北韶关农村实习一星期，王首道这一批学员毕业之前专赴海丰县实习两个星期。

武昌农讲所经常请贫苦农民作报告，曾组织学员到石咀、洪山、咸宁、通山等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还带着农讲所印制的《农村阶级分析调查表》到武昌郊区详细调查农民受剥削、受奴役的情况和地主剥削、欺压农民的罪恶。在调查访问中，学员与农民打成一片，提高了学员对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认识，明白了广大贫苦农民必然成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道理。

1925年，毛泽东回湖南家乡养病期间依然坚持农村调查工作，经常翻山过坳，向农民进行深入阶级调查和个别发动。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到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 “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陈独秀等人错误地否定工农运动，斥之为“过火”“幼稚”等，甚至出台限制农民运动的办法。当时，党内“糟得很”与“好得很”两种思想认识，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如何认识当时的农民运动和农民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给予回答与指导。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带着问题对湖南的湘潭、萍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进行考察，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毛泽东在随后写出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批驳了错误的声音，称农民革命“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也许是天生的直觉，也许是睿智的判断，毛泽东在注重国情调查方面很早就表现出一代伟人的卓越见识。

1919年，毛泽东在上海送好友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是组织者，按理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他选择留下来。在给法国友人的一封回信中，毛泽东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

“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1917年岳麓书院将其书于匾额之上。毛泽东曾寓居书院，推窗就能看到这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从此铭刻于毛泽东心中。

有调查才有发言权。毛泽东是共产党人中注重调查研究的典范，这种实事求是的调研作风延续至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十分重视引导学生进行自觉的思想改造。广州农讲所的学生刚入学，他就组织大家讨论“怎样做一个农讲所的学生？”“怎样才能清除从旧社会带来的各种毛病，改造成为一个有效的革命工具？”

农民运动讲习所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被告知将来要从事农民运动就必须养成习苦耐劳的习惯。在操练过程中，无论是沼泽还是荆棘之间，一旦听到“卧倒”的指令就必须无条件服从。

毛泽东处处以身作则，不怕日晒雨淋，不避艰险。1926年5月30日，他率领农讲所学生参加广州各界纪念五卅惨案一周年大会，回所后冒雨演说10分钟。6月23日，他带领农讲所师生参加广州各界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示威游行。游行中途，忽然狂风大作，暴雨骤降，其他队伍纷纷到骑楼下避雨，农讲所师生在毛泽东带领下冒雨前进。

这种纪律也体现在后来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中。毛泽东谆谆告诫学员，“我们现在虽然决心要做一个农民阶级的革命先锋，要为农民的利益牺牲一切，然而我们的身上，已经从旧社会里带来了不少的毒菌，这些毒菌随时随地都有阻止我们前进的可能……我们许多都是从小有产者的阶级出来的，所以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毛病，都很容易丛集在我们的身上。”

如何改造自我？那就必须用纪律约束，而这种约束肯定不会令人如沐春风般舒服。因此，毛泽东也明确指出，“这些规定，我们不要看作一种普通的学校规定，而是使我们达到变成一个好的革命党员的一种必需的方法……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即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制定的纪律，这种纪律是自觉的纪律，是达到使我们学习革命的理论和实际造成好的革命党员之唯一方法。”

这种严格的纪律意识被上升到政治高度，不遵守纪律就是缺乏革命的诚意。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中有12条“必须绝对服从的纪律”，其中，第五条规定：“为要改正浪漫的个人活动，并且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的训练，大家要深切明了这个意义，若以为这是用军事的力量来干涉我们的生活，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便是并不想要造成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员，是一种极大的错误。”

严格的纪律，坚定的信念，将工业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区分开来。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谈到，“流氓无产阶级在一切大城市里都可遇见，并且是与工业无产阶级迥然不同的，这个阶层是产生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泉源，专靠社会餐桌（应当尤指资产阶级的）上的残羹剩屑生活”。1870年，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中指出，流氓无产阶级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首先必须摆脱这帮家伙。

正是因为有如此严格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和历史上的流民起义截然不同，泥腿子被改造成革命战士。可以说，农民运动讲习所对学员进行思想改造的做法，为紧随其后的“三湾改编”提供了直接经验。从此，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被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被确立，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短暂而重要的历史中，我们窥见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从土地革命到包产到户，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百年来一系列事关中国农民幸福的重大事件背后，那盏革命的灯始终烛照天地光焰千秋。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15期

值班主编 | 赵靖含

排版 | 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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