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缺一不可。视觉中国/图
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北京闭幕，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其中提到，“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7月19日，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唐方裕介绍，《决定》共15部分、60条、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都是涉及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的内容，其中有的是对过去改革举措的完善和提升，有的是根据实践需要和试点探索新提出的改革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三中全会关乎中国经济发展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要决策，每五至六年举办一次，历届三中全会回应市场化改革的诸多难题，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此次三中全会亦成为全世界观察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窗口，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定》提出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曾发文称，三中全会是历史性和现代性的连接点，又是通向现代性的必由之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改革开放成就离不开三中全会，历届三中全会的意义就在于理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郑永年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郑永年。受访者供图
“追求符合自身文明、国情的现代化”
南方周末：“中国式现代化”是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关键词，你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郑永年：我将它称作“五位一体”，即14亿人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协调的现代化、和平与发展的现代化。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也是当今世界最高标准的现代化定义。
过去的“现代化”都发生在西方，很多人简单地将现代化理解为“西方化”。如今，中国发展为第二大经济体，这也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非西方化的另一种选择。
二十大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最大的意义就在于“现代化”是多元的，既不是“西方化”，也不是“反西方化”，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要符合自身文明、文化及国情。
南方周末：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时，我们将面临哪些新情况、新问题？
郑永年：我们在骄傲于“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另一种选择之余，也要看到中西方的现代化背后本质上是制度之争，要看哪种制度能够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基础设施建设等物质层面的现代化。
观察西方现代化不难发现，西方国家经济发达、生产力水平高，但生产关系跟不上生产力发展时，就会出现社会贫富分化、阶层差距过大的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要协调发展，二十届三中全会正是着眼于适应新的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
南方周末：你曾提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通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的新质生产力？
郑永年：最主要的还是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就是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中国是当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工业部门最为齐全的国家，技术种类完备，只是产品附加值还不够高。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进行能提高产品附加值的产业升级。
以往的产业升级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今天生产鞋帽，明天生产电子产品，另一种是只做鞋帽，但今天卖50元，明天可以卖到500元。
大家通常理解新质生产力，都认为一定要是前沿技术或者颠覆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固然重要，但这类技术距今为止只经历过三次，第四次才刚刚开始。颠覆性技术并非凭空出现，也是从现有的产业技术升级而来，提升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通过政策改革，未来会有更多的经济增长空间得到释放。
我们要科学地理解新质生产力，不要把目光都放在新的产业，而忽视传统产业的升级，尤其是中国14亿人口，一定要防止一哄而上，而是要想办法提高各行各业的产品附加值，塑造中产文化，而非同质化竞争，陷入价格战的泥潭。
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
南方周末：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发展新质生产力？
郑永年：我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三大关键称作“三驾马车”，分别是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人类250多年的工业化历史中，这三点缺一不可。
比如，华为的5G技术，最早是作为一个基础科研的理念提出的，理念的产生不掺杂对利益的追逐，可以说基础科研更是兴趣密集型，而非资本密集型。对于从事基础科研工作的科研人口，也称作科学家，需要保障其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让他们更好地追求真正的思想自由和科学兴趣。应用技术转化则是资本密集型的，需要企业投资，5G技术应用由华为实现了。
此外，从基础理念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中，风险投资至关重要，我们看到二战以来诸多西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几乎都是风投砸出来的。风投作为社会闲置资本，追逐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收益，正好成为推动应用技术转化的重要力量。人才、技术、产业都离不开金融服务，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南方周末：近几年产业投资中，很多是政府资金在发挥作用。形成这“三驾马车”，我们的条件是否成熟？
郑永年：深圳早期大多产业就是风投投出来的，近几年的一个现象是，各地政府的产投、创投越来越多。
关于政府投什么、民间投什么，我们需要具体分析。像大规模的实验室投入肯定需要国家主导，地方政府更多地应当投资基础设施。当前，地方国资的投资倾向投资3-5年，不利于形成长期资本、耐心资本，这往往与主政者的任期相关。壮大耐心资本的前提是需要形成耐心体制。
今年5月，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到独角兽企业新增数量减少的原因。我们调研发现，有外资和民间资本减少的原因，更可惜的是出现独角兽在国内孵化却到国外落地的情况，尤其是生物医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这些领域，这就需要适时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以生物医药为例，中国的新药审批制度过长，加上与医保关联后新药价格上不去。这说明，中国不是缺乏创新创造能力，而是没有顺利实现落地转化成为本国的新质生产力，这些都需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来完善，此次三中全会的重点就在于调整生产关系。
南方周末：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阵地，这些领域我们有先发优势，目前面临着哪些发展瓶颈？
郑永年：现在讲到数字经济，都在讲数据交易所，但真正通过数据交易所交易的数据并不多，更多时候是作为数据的“仓库”，放在那就不动了。
再往前看，就要谈到数据确权，让数据流通寸步难行。我们一直在提市场经济，但落到实地却困于确权，反而破坏市场经济。不开放，数据出不去也进不来。
南方周末：能看到国家对于数字经济的开放程度在提高，数据流通成为共识。
郑永年：理论上已不成问题，但体制上也要解决，归根到底还是数据领域的生产关系未能调整，未能回答国家层面、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的数据如何整合、流通的问题，这中间理论与实践的距离还较远。新型工业化与数字经济一样，都有改革生产关系的需要。
土壤问题就是生产关系的问题
南方周末：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包括“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该如何理解？
郑永年：中国的农村地多人少，通过土地集约化提高劳动生产力、发展乡村民宿旅游等概念提了几十年，没有人反对，但为什么总做不到呢？
面临的问题也在于生产关系未理顺，比如农村的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等。我一直呼吁消除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农民与工人的身份概念，实现真正的城乡居民双向流通，城市中产阶层能到农村居住，农民进城置业生活，这就涉及土地流转及资产，如何在保证耕地的基础上，让农村土地流通起来。
“50后”“60后”还有返乡置业的想法，现在年轻一代人口流动向大城市集中，大多人不会再回到家乡，土地制度应该跟着调整。我们不指望着大资本下农村投资，但至少要允许个体化的宅基地的流通。
南方周末：这些改革的难点在哪？
郑永年：一方面是既得利益难以革除，另一方面是“集体”的思想转变缓慢。
现在愈发感觉到，改变思想比改革既得利益更难。中国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又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花费了十几年才明白市场经济只是一个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才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村土地制度也需要这样一个过程。
南方周末：在农村投资创业的人说，在农村发展比在大城市创业更有难度。
郑永年：那当然。现在无论是搞民宿、美丽乡村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产权问题无法落实，投资是不可持续的，村民与企业都难以保障自身利益。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保护集体产权一直是难点，往往会成为“强人产权”，也就是权力者的产权，资产从不在老百姓手中，老百姓也没有支配权。没有形成长期的产权制度，没有企业敢于投入、搞好经营。大家若只想着赚一笔就走，那么只会是苦了老百姓，农村没有积累也无法发展。
南方周末：你如何总结此次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点？
郑永年：此次三中全会的重点就在于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此前，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了改革开放特区发展的土壤，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今我们的目标有了，土壤在哪里？土壤问题，就是生产关系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是先易后难，现在要啃硬骨头，革除既得利益，那就要机制改革，为新质生产力的创造、生产及发展提供土壤。
南方周末记者 周小铃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馨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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