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光斑又移动一些位置。显然，时间又过去大约5分钟。
熊文昌有3个孩子，女儿熊先雪上学去了，平房门里伸出的“两个脑袋”原本也应该去上学的，但因为起晚了，怕迟到，就没去学校。
他们就读的学校在4公里之外的梅花小街上，叫“梅花小学”。去学校的路，几乎是泥土路，晴天尚可，雨天则有些滑。
熊文昌所住的山寨叫“梁子”，是写实的地名，确实在一座山梁上。稀稀拉拉的10多栋民房，有些凌乱，但在行政区划里，它则有着规范的命名：纳雍县厍东关乡李子村梁子组。
退出老屋子，王玉琴转身到对面平房里，看见的是一锅酸菜和一屋子凌乱。一锅酸菜和一屋子凌乱颠覆了她的判断：平房从外面看上去还有点样子，但“底”与“面”严重不符，看了里面，才知道什么叫“空壳”。她的直觉就是：这一家人的经济是空壳的。
王玉琴是纳雍人，48岁，在广州创业20年了。因加入广州初心公益义工协会，她就把一部分精力转移过来，分配到公益事业上。以前，她和义工们在贵州镇远、从江、麻江行走，做了不少捐资助学的事情，今年刻意转到老家纳雍，想做一点事，就是依靠初心公益义工协会的力量，打算在纳雍扶持20名困境儿童，直到高中毕业。
王玉琴是先拿到一份包括熊文昌女儿熊先雪在内的困境儿童名单才来的纳雍。
那份困境儿童名单，只是一张纸，轻飘飘的，她们只能看见纸上的简单描述。
在那份名单上，每家的农户的困境情况被浓缩成简短的几十个字，她们看得见字但看不到真实状况。直到踏上梁子组的泥土，闯入熊文昌家那间屋顶破了洞的土墙房，很质感的东西才开始让她们唏嘘。
2018年4月8日的梁子组，日头很毒。广州初心公益义工协会7名义工分成3个走访组。王玉琴不知道其他组看到的现实情况怎样，但她能够估计得出，情况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她们决定帮助李子组困境儿童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强烈到恨不得马上实施——这是她们的初心。
老屋里的3个光斑又移动了一些位置，被张文、黄润萍叫去通知爷爷回家座谈的孩子满头汗水地回来了。
一会儿，在村头路口上，王玉琴、张文、黄润萍等到了熊文昌的父亲。
这是一位60多岁的苗族老人，头发蓬乱，像路边的野草，高一根，低一根，站一根，躺一根。老人不善表达，找他问孙女熊先雪的学习等情况，他茫然。后来才了解到，他根本不知道孙女叫熊先雪。又问几个孙子的情况，他说，他不管饭，饭都是几个孩子自己做自己吃，只管他们的安全。他说，儿子熊文昌修房欠了5万多元，过完年就出门了，不出门打工，还不了债，出门打工，又照顾不了孩子，两难。两害相权取其轻，熊文昌选择了打工……
老屋里的那3个光斑是移动的，到了夜晚，没了阳光，光斑就没有了，只有等到第二天，光斑才会回来，照亮那间阴暗的屋子。
王玉琴、张文、黄润萍她们3人也像那3个光斑，是移动的——她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实体企业，都需要打理，也就是说，她们要回到广州。但是，她们也会像光斑一样回来，照亮那些需要照亮的角落……
2
女孩高晓敏，13岁，六年级。
高晓敏的妹妹高洁，11岁，四年级。
高晓敏的另一个妹妹高冬雪，9岁，一年级。
高晓敏的又一个妹妹高桂月，7岁，幼儿园大班。
她们的年龄呈等差数列，个头也几乎是一样。
在王玉琴手上的20名困境儿童名单中，她们4人是非常特殊的同胞四姊妹。
她们都在梅花小学读书。名单上的“致贫原因”一栏显示，她们的父母都已去世。
确定分组走访时，王玉琴坚持要去同胞四姊妹所在的牛鼻洞组，她想把名单与现实对应起来看。
走访途中，在去李子村牛鼻洞组的路上，王玉琴等人遇到一位叫高兴华的村民。高兴华说，这4个女孩现在跟着伯父高勇住，就是前面寨子里的第一家。
一份看得见姓名、看不见实情的名单，曾导致了王玉琴的误判——她以为，父母去世后的这个家庭留下4个女孩，够悲催了。结果，她到达监护人高勇家才知道，去世者留下的不是4个女孩，而是7个——两个大一点的女孩上初中，还有一个最小的女孩未入学。因为名单是梅花小学校长陈振立足小学阶段的教育情况而制定的，所以，名单上面就没有初中女孩和未入学女孩的名字。
加上未上名单的3个女孩，这“七仙女”应该比王玉琴想象的还要困难。
高晓敏、高洁、高冬雪、高桂月的父母到底是怎么回事？高勇几乎不愿意再说起那些往事。
高晓敏、高洁、高冬雪、高桂月的父亲叫高厚江，母亲叫龙慧。父母的去世，是意外。
2016年的一天凌晨，龙慧家屋子后面的山上突然掉下巨石。当时，一家人还在睡梦之中。
龙慧家所在的牛鼻洞组在一条冲子里，两面是山峰，中间是块狭长的平地。山峰上长灌木，房子修在山峰脚下。理论上，长了灌木的山石是稳定的。但稳定的山石说垮就垮，这就是意外。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意外中，掉下的巨石砸坏了房屋，夺走了龙慧的生命。
当时，最小的女儿还躺在龙慧怀里。
巨石砸毁房子的瞬间，刚好从龙慧怀里女孩的左眼角擦过，划下了一道伤口。所幸不是致命伤，女孩躲过了一劫。
但是，突如其来的灾难还是给这位不谙世事的小女孩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她的额头上，从此落下了抹不去的伤疤，而比伤疤更甚的是，那场灾难夺走了她的母亲，让她成了单亲孩子！
麻绳朝着细处断。
龙慧去世一年后，丈夫高厚江骑摩托出行时遭遇车祸，殒命了。从此，7个女儿彻底成了孤儿。
高厚江的哥哥叫高勇。弟媳去世，弟弟接着去世，7个孩子要吃要喝要读书，高勇责无旁贷，把7个遗孤接到自己家里抚养，让她们失去亲人不失去亲情、失去依靠不失去学业。
大一点的两个女儿，高勇花车费托付给一司机，让司机每个星期天把她们送去厍东关中学读书，每周五又把她们接回来。
小一点的高晓敏、高洁、高冬雪、高桂月，高勇每天早上骑摩托把她们送去5公里外的梅花小学上课，下午又接回家里。
高勇的妻子负责做饭、洗衣。
管吃，管住，管学习，管安全，管成长，高勇一家人就这样围着高厚江夫妇留下的7个孩子转。
高勇的妻子说，家里原本不宽敞，代养7个遗孤后，每天吃饭一大桌人，睡觉的地方床挨床，一间屋子摆了3张床，转都转不开，“就像开旅社”。
王玉琴目睹这一切，眼里暗暗涨潮，她甚至想领一个孩子去广州抚养，让孩子的未来更光明……
不确定的意外，是山村的梦魇。
疾病，则是山村脱贫路上的“寄生物”。
眼下，在李子村周家寨组，49岁的顾正秀正在遭遇疾病这个“寄生物”一点一滴地吞噬，哪天死都不晓得。
顾正秀容貌上表现出来的年龄，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大上许多，是莫名的疾病让她提前苍老。
顾正秀的两个女儿原本都在学校念书的，大女儿杨姣念初中，小女儿杨娟在梅花小学上五年级。
顾正秀的病一直查不出病因。她也不避讳死亡，说哪天死都不晓得。一个家庭有病人，发展无疑要打折扣，孩子的读书也会受到牵连。
顾正秀家的房前屋后都是山，只有两山中间有一点稍微平整的土地，但只能种苞谷洋芋，维持生活本已不易。
土地产出几乎不能自给，女主人又生病。这是两重困难的叠加。
屋漏偏遇连天雨，自顾不及的顾正秀还要拖着病躯照管弟弟家的两个留守儿童。这又是另一重困难的叠加。
多层次的困难叠加，让这个家庭喘不过气来。
因此，读初一的杨姣不得不放弃学业，外出打工，以补贴一家人的吃穿用度。离开学校那天是上学期的期末，再有半个月就是期末考试时间，但她等不及了考试了，考试已经不再重要。
杨姣想继续读书，但她更想帮家里减负。离开学校时，老师都劝她留下来。她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哭。眼泪，成了她表达对学校师生不舍之情的载体，眼泪，也表达了她作出沉重选择的无奈！
……
尽管义工表达了叫回杨姣继续求学的意思，但顾正秀似乎已经接受了女儿弃学打工的现实。义工只好叮嘱顾正秀：在读的杨娟千万不能辍学，有什么困难，初心公益都会帮忙。
3
清·袁枚写过一首叫作《苔》的诗：“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是对苔花的赞赏。
山里的困境儿童，就像那种叫苔花的植物一样卑微，起跑线上输掉了一截。如苔花一样的她们，如米一般小的她们，如何学得牡丹开放？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大问题！
梅花小学的覆盖半径，集中在梅花村、李子村，兼顾覆盖箐脚村一部分。老师们对几乎每个学生的家庭都有所了解，也同情那些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打入“困境儿童”名单的孩子，但也爱莫能助。
在李子村，如果说学生高晓敏、高洁、高冬雪、高桂月四姊妹面对的困难“是从背后来的”（农村人把不可预知的厄运说成“是从背后来的”），防不胜防，那么，导致四年级学生张荣艳陷入困境的难题却是因为母亲跑了、父亲张华付又没有收入来源。
土地贫瘠导致逃婚，逃婚导致家庭劳力薄弱，劳力薄弱又导致家庭经济更加贫困，家庭经济贫困又导致孩子陷入困境……这种连锁反应，几乎都是山村的宿命。
总之，在一份长长的困境儿童名单上，在义工走村串寨的考察中，意外，贫穷，离异，逃婚，等等之类的情况，就是山村的梦魇，躲不过，逃不开，结果不仅要家长直接承受，甚至还要孩子跟着去承担。
这些，可以说是山村的“综合征”，根治它，需要山村里的每一个主体，当然也需要政府的体制内担当，同时，也不能把体制外的帮扶力量排斥在外。
在《梅花小学贫困生名单登记表》中，共性上，20名贫困生的家庭情况都贫穷，都是贫困户，而导致贫穷的具体原因却迥然各异——
父母均去世的，4名，占20％。
父母离异的，1名，占5％。
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的，1名，占5％。
母亲离家出走失联的，1名，占5％。
家庭无经济来源的，1名，占5％。
家庭户主生大病的，1名，占5％。
家庭经济收入方式单一的，11名，占55％。
无劳力，无增收平台，患病，是贫困的根源。在接受走访的梅花村、李子村，这些根源都在综合性地交织。土地多是山地，不肥沃，不成片，只能种苞谷洋芋，这就是一个客观上的桎梏。这种现实，导致了土地耕作的艰难，收入上的微薄，进而导致了贫困的恶性循环。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未完待续）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