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到中国去的马尼拉大帆船
麦哲伦亡去，西班牙人一次又一次卷土重来。
与葡萄牙人穿越马六甲海峡来到中国不同，西班牙人则从墨西哥跨越太平洋而来，他们是先到达并占领墨西哥，之后才来到菲律宾。西班牙对墨西哥的征服，是在16世纪初。
1519年埃尔南·科尔特斯率西班牙军登陆墨西哥。1521年，仅以两年时间，他就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这一年，环球航海第一人——麦哲伦也航达菲律宾，见证了地圆说，却被土人砍了脑袋，而脑袋是圆的这一点，则不需要证明。
麦哲伦是航海家而非军事家，是探险者而非征服者，但他在菲律宾却做了科尔特斯在墨西哥做的同样的事情，以航海家来做军事，以探险者来搞征服，这就难免错位了。
科尔特斯不求地圆说，但为海权论，专门做其擅长的事——军事，从古巴到墨西哥，从加勒比海到墨西哥湾，一路杀伐，遇神杀神，遇国灭国，其于西班牙，犹如葡萄牙之有达·伽马，皆为大航海时代以来最强征服者，但影响却差远了。
麦哲伦死，大航海时代结束。历史的进程，也就到了海权时代，科尔特斯成为海权时代到来的第一位国家英雄。
科尔特斯虽然赢了，但他赢在世界历史的边缘地带，而非赢在了如麦金德所说的对世界历史起决定作用的“世界岛”上，所以，他还不能像达·伽马那样标志一个他的时代。尽管他在墨西哥的成就，有助于西班牙成为海权时代的第一个海权帝国，但其历史地位，却被国运左右了。在美国主导世界之前，整个美洲，尚未进入世界历史的主流，谈起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当然也就提不到他了。
当美国主导世界时，西班牙又成了失败的国家，被英国、荷兰打败后，接着又被美国打败，不但在欧洲，而且在美洲、在西班牙都失败了，这样一来，他那点成就便更没人提，也不值一提。一个失败的国家，其国家英雄又有什么好说的。
不过，那时候的西班牙人倒也没忘哥伦布大航海的初心，“到中国去”，依然还是欧洲人不断进取的宿命。
如何将西班牙人在美洲的进展，带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去？有一条必由之路，他们知道，那就是“到中国去”。
在麦哲伦死了40多年后，西班牙重启麦哲伦航线。1565年，米格尔·洛佩斯·德·莱加斯皮再次远征菲律宾。1564年，他受命于新西班牙总督路易斯·德·贝拉斯科，前往菲律宾拓殖，于1565年4月抵达宿务岛，与当地首领立约，建立首个居民点，同时，他发现了从菲律宾到墨西哥的新航线，1571年占领马尼拉，建都菲律宾，从此，马尼拉大帆船起航。
这是一条太平洋往返航线，起航从马尼拉出发，由西向东，循北纬40-42度间海域航行，返程则循东北信风和北赤道洋流，沿北纬10-13度海域返航，经由关岛而至马尼拉。以此确立太平洋跨洋贸易东部航线，使之与葡萄牙人开辟的跨洋贸易西部航线——里斯本至澳门、澳门至长崎连起来，就形成了一条以中国为中心的、由西班牙主导的环球贸易航线。
这条环球航线如漩涡，涡卷中国，要将中国卷入由西方人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但中国体量太大，不仅经济体量大，文明体量更大，依靠传统航海动力和传统欧洲重商主义的马尼拉大帆船，显然卷不动，相反，它被中国的巨大体量吸入其中，不但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一个“白银时代”，且为中华文明的传播，提供了一条东学东渐的新航路，超越日本，通往新大陆。
大帆船启航时，适逢隆庆（明朝第十二位皇帝明穆宗年号）开关，解放海禁，设“洋市”于月港——漳州河入海口，因其港道“环绕如偃月”，故称“月港”，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自马尼拉开港以后，就成了闽人出洋的一个好去处，有大帆船在那里等他们，等候来自中国沿海港口的平底帆船。
就这样，在西班牙人与中国人的来往中，马尼拉如“半壁生海日”一般，从历史的地平线上冒出头来，成为了世界近代史的一个地标，从月港到马尼拉、再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这条航线就成为了一条历史大动脉，脉动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我们今日试号此脉，已知其脉象为丝银——中国丝与西班牙银，沿此脉运行，自1565年始，至1815年终，大帆船每两年一往返，年均一、二艘，载重约300吨，渡洋至中国。
大帆船在马尼拉建造，建造者多为中国工匠，由西班牙人雇佣。据说，它是当时最先进的船只，从马尼拉启航，满载亚洲商品，前往墨西哥，抵达阿卡普尔科，再转运各地。
一开始，放任自流，自由贸易。20年后，从1593年起，西班牙开始限制贸易，限船往来，年仅2艘，限重约300吨，此非有钱不赚，亦非因中国产能太大，而是由于其经济体量不够，产业规模太小，对中国产能一时难以容纳，难以消化。
为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必须打压中国制造。故以限制贸易，对市场经济实施超经济强制——削中国产能之足，适西班牙经济之履。在重商主义追求中，采取抑商措施；在自由贸易的冲动中，尽量采取控制贸易逆差的方式。
好在其垄断了航线，想怎么限就怎么限，而大明王朝对此不知不觉，未明就里，就被其掐住了贸易的咽喉。
所以，较之全球化贸易的另一端——葡萄牙那一线，不但其市场经济的程度相去甚远，而且其贸易量也差得远。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将这两条航线上往来帆船数量及其吨位稍作比较就知道，行驶在马来海面的中国帆船，据英国人约翰·克劳福德《印度半岛史》记载，大约是每年26只，总吨位是17100吨。相比之下，按马尼拉大帆船被限制到每年不过两艘、吨位不超300吨计，250年来，全部船只约500艘，合计吨位约1.5万吨，将每年都加起来，其总吨位还不及中国帆船下南洋一年的吨位。
当然，这是就其限制贸易而言的，实际情形究竟如何，还有待深入考察。一般来说，限制必有走私，限制有多大，走私的敞口就有多大，贸易可以垄断，需求不能垄断，西班牙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以及中国人对白银的需求，不是权力能垄断的。
全球化的两种近代语境
西班牙限制贸易的方式，与清朝以“一口通商”来垄断中外贸易的方式类似，都反映了权力支配经济的王权属性。更有甚者，西班牙与葡萄牙分庭抗礼，为了划分海域，瓜分海权，还在大航海初期，两国就拉着教皇划定了一条“教皇子午线”，也称“教皇分界线”。
1493年——哥伦布启航的第二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就颁发了多份诏书，设立了一系列想象中的界线。这些界线，位于大西洋上，用以划分葡、西两国海外殖民的势力范围。
最初，教皇子午线位于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League），将世界分为两部分，西班牙获得了线东的所有新发现土地的权益，而葡萄牙获得了线西的权益。次年，两国又签订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重定分界线于370里格以西，大致通过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中间，使得更多的大西洋中部和东部地区归葡萄牙所有。这条分界线，对后来的殖民扩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基本上确定了葡萄牙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范围，以及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土。
就这样，在教皇主持下，葡、西两国将全球海域一分为二，划定各自海权范围，未征求任何一国意见，但求神权认可，以为搞定了教皇，就能瓜分地球，以此不惜冒犯了全世界。
可仅此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统一起来，于是，一个历史的苹果坠落。1578年，葡王塞巴斯蒂昂一世在北非战死，因无子嗣，王室议决，由叔祖恩里克还俗，任阿维什王朝国王。然因其亦无子嗣，故欲娶妻，又因其主教身份，需教宗恩允，其时，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因与哈布斯堡王室关系良好，故不肯解除其誓言而允其娶妻，以此，其在位也就是个过渡。
王位继承人问题还得解决，其合适人选当时有三位：曼努埃尔一世第六子杜阿尔特王子之次女布拉干萨公爵夫人卡塔里娜，曼努埃尔一世次子路易斯之私生子克拉托修道院院长安东尼奥，还有曼努埃尔一世外孙时任西班牙国王的腓力二世。
可卡塔里娜是个女人，其夫名声不好，却是腓力二世的拥趸，若按当时习俗，嫡传继承人应为杜阿尔特王子已故长女玛丽亚的长子拉努乔·法尔内塞，但其父亲帕尔马国公爵也是腓力二世的支持者。而安东尼奥则是私生子出身，在与腓力二世的竞争中，不论文斗，还是武斗，都处于不利地位，但他也有社会基础，那就是当时贵族倾向于腓力二世，但下层民众却拥护国家独立，若以腓力一身二任，那就意味着独立泡汤。
兹事体大，王位继承关乎国运，是做小——保持国家独立，还是做大——与西班牙一体化，实现伊比利亚全球化？为此，恩里克一世召开宫廷会议，邀请王位候选人或其代表前来参加，并要求他们宣誓，服从会议通过的决议。
腓力二世却拒绝邀请，宣称其继位无可争议。
1579年，宫廷会议召开，两名候选人，卡塔里娜自动退出，只有安东尼奥打平民牌，为此，恩里克一世令他离开。1580年，红衣主教恩里克逝世，其遗嘱未提及王位，只任命了一个由五人联合执政的班子，在新国王产生之前暂时代行国王权力。
腓力二世趁机发动西葡战争，攻入葡萄牙，击败安东尼奥，王位之争就此结束。其结果，形成西葡帝国，开启如《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所说的“伊比利亚全球化”。
对于“伊比利亚全球化”，当时流行一种形象的说法，叫做“经由菲利普二世之王土，可以走遍世界”，也有人说，这句话出自十七世纪西班牙诗人维加。
对于“王土世界”说，我们并不陌生，这彷佛就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历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近代西洋的回音，也可以说是东方君主制天下观，对西方天主教君主制普世性的一个引领，当然，我们还可以说是“伊比利亚全球化”重启了中国诗经时代的“现代性”，古代王权所憧憬的一个政治文化图景——“王土”，被菲利普二世开启的“伊比利亚全球化”浪潮变现。
不过，在接踵而来的英、荷人的语境中，“王土世界”说不再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日不落帝国”。语境不同，含义有别。“王土世界”说，仍以君权神授，重在王权和神权。西葡帝国的出现，是王权与神权的一次合作，通过将教皇子午线划定的两国的海权和海域合二为一，而把“世界的四个部分”——欧洲、非洲、亚洲、美洲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天主教君主制的世界王国。
然而“日不落帝国”的说法，重心已变，并非王权和神权，而是变为国权。国权之中，虽然包含了王权和神权，但民权已然不断成长，从《自由大宪章》提出“王权有限、法律至上”的原则，到《权利法案》对个人自由与国民权利的确立，期间四百余年，随着教权退出政权，王权亦从君主专制退到君主立宪。
由此可见，民权以议会的形式，在国权中逐步取得进展，据此而言，“日不落帝国”只是个全球化的国家样式，论世界的统一性，亦非基于某个王权——由“世界之王”对全球的覆盖，而是取决于跨越国界的市场经济和超越主权的自由贸易。
以此带来的“全球化”，就不是王国式的“王土世界”，而是跨国公司化的“全球市场”，而自由贸易的主场，也不在陆地，而在海洋。因为陆地，早已国家化，被主权分割了。只有海洋，还是自然存在，应由自然法主宰，可以自由安排。
从全球化退居“白银时代”
于是，一篇檄文——《论海洋自由》横空出世，挑战教皇子午线，一举刺破了“伊比利亚全球化”的大泡沫。
面对西葡帝国对海洋声称其统治权，该文作者格劳修斯指出，从历史上看，这两国从未拥有过海洋，也没在海洋上留下财产，所以，教皇子午线有悖于自然法，是一条基于政教合一的王权和神权的、为了人为瓜分自然界而假想出来的分界线。
葡、西王权分赃，教皇的神权也参与进来，玩起了海权神授的把戏，对于如此违背自然的行为，焉能使其合法？船行海域，所过之处，不过浪花而已，哪有什么财产的痕迹？哪来一星半点的法律权利？葡萄牙凭什么禁止他国同东印度进行贸易？
荷兰人吹响“海洋自由”的号角，以此吹破了“伊比利亚全球化”布局的泡沫，然而，西葡帝国对此不以为然。
葡萄牙不得不追随腓力二世的战略部署，加大了从印度往中国进取的力度，从西洋到东洋，向墨西哥—马尼拉一线靠拢，将大东洋航线与大西洋航线连成一条“全球化”航线，不但对中国形成合围之势，而且形成了一个东洋与西洋夹击的天下。但其葡属东印度殖民地却被荷兰趁虚而入了。
尽管如此，在“伊比利亚全球化”中，最大的问题还是中国问题。对于英、荷崛起，葡、西可谓后知后觉，而在“到中国去”的历史性的追求中，葡、西早已占得先机，尤其是其有关“世界王国”的拼图，中国版图当属最重要的一块。
当我们从《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的第一章中读到“世界王国”时，就发现，作者格鲁金斯基挖掘出来的史料，简直就挖到西班牙人的心坎里去了，他说，1566年，一位墨西哥贵族在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拉丁语信件中，声称他“统治了中华新世界”。同年，另一位贵族也毫不犹豫地声称，西班牙已经拥有了“中国最大的、最好的一部分以及琉球群岛和日本群岛”。过了十几年后，还有人在接着说，“这个大国成为我们西班牙国王征服的地区”。
现在我们都知道，他们说的都是愿景，而非事实。情有可原的是，他们是从大东洋另一端的墨西哥探头探脑地遥望，所知甚少，传说居多。而在马尼拉，就不能这样看了，中国就在身旁，顺风扬帆，很快就能到达，所以，要仔细地看——“凝视”。
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凝视”中国，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而我们又如何得知？好在有个中文名叫“谟区查”的英国人，1947年，他在伦敦的一次拍卖中，发现一部手稿，他命名为《马尼拉手稿》，其学术同人则以他的中文名命名曰《谟区查抄本》。
《抄本》总计612页，文字314页，手绘插画97页，空白197页，抄本分为22个部分，其中5个部分标名作者，插画者无名。有关明朝风物的内容，占了抄本的三分之二，计有插图58幅，文字110段，其编撰者乃当时总督或其子，其书写以西班牙文，为手写体，所用纸张产自中国，装订方式为伊比利亚风格。
经谟区查确认，《抄本》插画属于明代中国绘画，其中，有关神像的插画，可能出自《封神演义》和《三国演义》等，每幅插画上均有边框和画的名称，而名称则以厦门方言的罗马体（Romanization）写成，呈现中西合璧的风范。
这个《抄本》，是西班牙文与中国画的结合，是中国纸张同西方书籍的结合，并非“伊比利亚全球化”在马尼拉就变味了，而是应了一句“无知者无畏”，什么话都敢说。可一旦“知”了，就不敢乱说了，转而与中国合作，一起“闷声发大财”。待在马尼拉才知道，中国不是墨西哥，中华帝国也不是阿兹特克帝国，其国土之广，人民之众，经济体量之大，文明底蕴之深，不是区区西葡帝国吐几个“世界王国”的“伊比利亚全球化”的泡沫就能搞定的，既然搞不定，那就参与，参与到中国的“白银时代”去。
更何况“伊比利亚全球化”浪潮，很快就被英、荷两国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拍死在时代的沙滩上了，随着腓力二世的“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及其不久去世，西葡帝国行将解体。
但马尼拉大帆船还在行驶，西班牙仍享有大航海时代带来的红利。马尼拉两手抓，一手抓中国，一手抓墨西哥，抓出闽粤口岸至马尼拉、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两条航线，连接起来，形成闽粤—马尼拉港—阿卡普尔科港的大东洋新航线。
那么，这两条航线，究竟为中国的“白银时代”贡献了多少白银呢？按照布罗代尔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的说法：“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最近认为，美洲1571-1821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到中国，一去而不复返。”
或问，这位“中国历史学家”是谁？据查，名曰全汉昇，1970年，他发表《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一文指出，从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为墨西哥流入马尼拉白银总数的1/2，以此估算出1700-1830年间，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约为6亿元，折合约4.3亿两，每年往中国输入的白银约为330万两。
三百年来，期间虽有明清易代，但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还是长期处于结构性的顺差之中，经济优势极为明显，以至于弗兰克在其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通过对1500-1800年间全球经济的考察，将欧洲国家在与中国贸易中存在的结构性的贸易逆差，戏称之为“商业上的纳贡”。他说，中国凭借其丝、瓷等方面的制造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贸易都是顺差，所有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同中国人做生意，都得向中国人支付白银，难以摆脱“商业上的纳贡”。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三百年来，在经济全球化中，东方一直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直到工业革命之前，放眼世界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这样说来，当然是基于中国。
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环绕全球的白银漩流，席卷世界各地的经济生活——“从波士顿到哈瓦那，从塞维利亚到安特卫普，从摩尔曼斯克到亚历山大港，从君士坦丁堡到科罗曼德尔，从澳门到广州，从长崎到马尼拉，商人们都使用西班牙比索或里亚尔作为标准的交换媒介”，弗兰克在他的《白银帝国》里如是说。
可要有多少白银才能形成这样的全球化旋流？
同样“占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较之全汉昇的估算，在弗兰克那里竟然多了一倍，他认为，在1800年以前的250年中，中国大约获得了6万吨白银。6万吨白银以银两计，约合19.2亿两，平均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大约为768万两。
不但西班牙，就连中国明清两朝，都被这巨大的白银漩流漩晕了头，当工业革命来临时，还在晕眩中，难以清醒。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