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圣：“非常之人”的“非常之功”

“从一个蜀中少年到一代辞宗赋圣，从琴挑文君到赋惊汉主，从两度出使到临终遗篇，从开发西南丝绸之路，到呼唤封禅大典，上下求索的司马相如，留下一段段浓墨重彩的人生篇章，熠熠生辉在华夏历史的星空。”

——这是中央电视台近期播出的两集纪录片《司马相如》的结语，对司马相如（前179—前117）的人生和功业作了精要的评价。该片上集名为《非常之人》，下集名为《非常之功》，亦可见其匠心——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文》说：“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

司马相如，其人生于两千年前，年代久远，史事渺茫；其文多用赋体，深奥宏丽，索解不易。幸而借助金国永先生（1926—2002）所撰《司马相如集校注》，我们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位“非常之人”的“非常之功”。

司马相如字长卿，原名犬子，蜀郡成都（今成都市）人，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相如的家世，史无明文，但言文翁守蜀曾遣其受七经，其后以赀为郎。汉制：以赀为郎者必十万以上，而富埒王侯之商贾子弟不得为官，可证其家为富有之士绅，他有一个相当优越的成长环境。

关于相如的青少年，《史记》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话被班固篡改得面目全非而又被历代注家所误训，原文是：

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

“犬子”是他父亲为他取的名，而不是注家们所说的字或爱称。后来他自己才改名“相如”。问题出在为什么他父亲因他“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名之曰犬子”。班固不理解，妄删“故其亲”“之曰”五字，把前后的因果关系删掉了，对正确了解相如青少年时期的情况设下了障碍。

以“犬子”为名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国语·越语上》：“生男子，二壶酒，一犬。”韦昭注：“犬，阳畜，知择人。”可见三国时代的韦昭，都还懂得勾践所以用犬来激励全国男儿，是希望他们成人后都要做个大丈夫，在他的领导下振兴祖国，灭吴雪耻。那么，在西汉初年的相如之亲，见相如努力习文练武，故“名之曰犬子”，以鼓励他日后成长为知择主而事、建功立业的大丈夫不是很自然的么？但是，相如并不满足于做一个一般建功立业的大丈夫，而立志做一个像蔺相如那样以其大智大勇，建立特殊功勋的奇男子，所以“更名相如”，不也是很自然的么？关于这一点，《华阳国志》所载的相如初发长安时题于市观的“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之文，可以互相印证：相如青少年时代颇有大志，又自视甚高。

《史记》说相如最初入仕是“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此职虽不显而荣，名将李广和后来曾致丞相高位的李蔡几乎与相如同时入选。倘若相如当时能像他们一样悉心尽职，则平步青云，践其少志是指日可待的。这时的相如按所有史料推算只不过而立之年，他却像历史上一些怀宝不遇、困顿仕途多年的人一样弃官而去，客游梁数年。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梁孝王卒，与相如同游的辞赋之士邹阳、枚乘、庄忌夫子等人皆树倒猢狲散，相如也销声返归故里。这就足以说明，未至壮年的相如，并不汲汲于功名利禄。

尤有甚者。《史记》说：“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这就是说，十万以上家财，已被他挥霍耗尽了。他只有去投靠素与相善的临邛令王吉。“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既有求于人，而又慢辱相加。临邛富人卓王孙因其为县令贵客，设宴相邀，亲自谒请，“长卿谢病不能往”，以示鄙夷，但当王吉再次往迎，“相如不得已，强往”，又琴挑其女卓文君，携之私奔。其后为生活所迫，竟不顾己曾为皇帝侍从、妻亦乃巨富之女的身份，夫妇酤酒于市，自着贱者之服，与奴婢为伍而不以为耻。所有这些，都说明三十多岁的相如对富贵荣华的蔑视态度和对礼法世俗的叛逆精神，与他少年时之醉心于赤车驷马对照，判若两人。

何以相如有此剧变？他那傲世狂放之资质不能为社会所容自然可以作为一个理由。但他轻易辞官，弃功名如敝屣者又作何解释？《史记》所言“景帝不好辞赋”之理由不够充分，恐怕只有从他入仕后目睹景帝刻薄寡恩，以诿过或猜忌忠臣良将之晁错、周亚夫等人去寻找其蛛丝马迹。同时，还应看到相如之所弃者乃荣华富贵，而并没有泯灭他欲有所作为、建功立业的雄心。这是从他在武帝时应召赴京再度为郎可以得到证明的。

相如再度赴京是建元三年（前138）左右，已届不惑之年，他仍然写了《上林赋》，尽情讴歌天子苑囿之盛。这只能从武帝即位后即延揽贤俊，励精图治，使他受到鼓舞，焕发青春，来作出合理的说明。可是，相如的这种热情并没有保持多久。在元光五年至元朔元年（前130—前128）他两次出使西南返京后，因被人控告出使时受贿而失官年余，遭此挫折，自然要促使他更加冷眼看世界。同时在朝日久，也不可能不看到武帝虽雄材大略，却也骄恣信谗；朝臣虽人材济济，却也在互相倾轧的严酷现实。《史记》说：“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主要原因在此。所以，他除了曾以中郎将（一说郎中将）出使外，在朝官止于郎和陵园令等闲散卑职。

嵇康《高士传赞》对相如充满仰慕之情，说：“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但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男女之防、尊卑之别等伦理观念愈演愈烈，相如之戏侮故交，琴挑文君，自诩都丽，甘伍佣保，自不免被卫道者们目为文人轻薄，为自作贱。所以，历代对相如之文虽交口赞誉，而对其为人则毁誉参半。

《史记》说武帝读了相如的《子虚赋》，叹道：“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杨得意答道：“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武帝惊，“乃召问相如”。后读《大人赋》，“天子大说（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

后来的事实证明，相如堪称语言艺术大师：他既是侈丽闳衍的汉大赋的奠基人，又是作楚声的骚体赋的佼佼者；他的散文苍劲沈雄，不失西汉文之特色。历代论者言及西汉文学，或称贾（谊）马，或称枚（乘）马，或称二马（司马迁、司马相如），或称扬（雄）马，都离不开相如，足见他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班固《汉书》说：“（相如）蔚为辞宗，赋颂之首。”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

《子虚赋》书影

（《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司马文园集》）

相如作品中备受推崇的是“二赋”“二文”。“二赋”即作于景帝、武帝之交的《子虚赋》《上林赋》，是后世文人共同奉为典范并争相模仿的汉大赋。思想内容主要是夸耀讴歌山川之宏伟、园囿之壮丽、物产之丰饶和畋猎之盛况，最后归结于行圣王之政，正君臣之礼，兴道迁义，体恤民艰，诸侯不当僭越，天子也不宜奢侈，有着明显模仿宋玉《高唐赋》的痕迹。结构上也和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一样用虚拟人物相互问答的形式。由于相如“二赋”的作成是在大一统的汉代国泰民安的极盛时期，远非宋玉所处偏居一隅、君昏国弱的楚国季世之比，故其铺张宏丽、驰骋想象皆远远过之，以其规模之恢宏、想象之丰富，辅之以细节处之刻意描摹，丝丝入扣，达到雄浑自然、虽乏波澜而感壮阔、虽属虚构而感逼真的艺术效果，很有感染力。故李白读了由羡慕云梦景色而隐居安陆，扬雄叹为神化之所至，张溥誉以有得于内之赋心，千载知音皆为之倾倒。

“二文”是指相如两度出使西南所写的《谕巴蜀父老檄》《难蜀父老文》。“檄”，多作征召、晓喻、申讨等用。“二文”的写作背景，据《史记》说：“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于是相如奉旨出使，写下《谕巴蜀父老檄》，很快平息了巴蜀百姓的怨愤。其后，“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相如再度出使，写下《难蜀父老文》，力排“通西南夷”得不偿失的众议，坚定了武帝“通西南夷”的决心。

在“二文”中，相如积极拥护武帝内兴礼义、外攘四夷的政策，阐明武帝开边是拯民于沉溺之急务、创业垂统之宏业，既为辑安中国所必须，也是四夷举首企踵之所望。又因所谕对象之不同而各有侧重，但皆雄辩滔滔，气势磅礴。所持论点又皆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民族的利益，义正辞严，令人折服。其中且不乏金声玉振、发人深省的警句。

随着“西南夷道”的开通，武帝在西南地区设置了犍为、牂牁、越巂、沈犁、汶川、武都、益州等七郡，极大增强了西南地区与其他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结，并为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打下基础。相如的两度出使，在中国历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书以明末娄东张氏所刊《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司马文园集》为底本，校以《司马长卿集》《史记》《汉书》《楚辞后语》《古文苑》《艺文类聚》《玉台新咏》等文献，收录赋6篇、书2篇、檄1篇、难1篇、符命1篇、自叙传1篇、琴歌2首，逐一作题解、校勘、注释。书末附录3种。资料丰富，校注详明，是研读司马相如作品的重要参考。

金国永（1926—2002），四川省泸县人，1947年在重庆大学参加中共地下党，被国民党通缉，改名金成礼。1949年后任四川省仁寿县区长、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审、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审读员等职。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与出版工作，为四川省出版界、文史界知名学者，“三苏”研究专家。撰有《苏洵》《苏辙》《司马相如集校注》等，与曾枣庄合撰《嘉祐集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