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阳/文 读完印度小说家安努拉达·洛伊（A－nuradhaRoy）的《一千种绿，一万种蓝》，没见过太阳鸟的读者或许很难抑制搜索这种小鸟儿的冲动。这是女主人公嘉亚特里一位好友对她的昵称，她的儿子也认为该称呼无比贴切。这种被称为“东方蜂鸟”的小家伙体羽闪耀着金属般的光泽，不同亚种身披紫蓝、蓝绿、橄榄绿、火红、亮橙等色彩，行动时轻快明亮。老园丁梅什金·罗萨里奥坐在印度小镇蒙塔兹尔的花园里，绘制四时变化的植物召唤关于母亲的记忆，充满色彩和活力的蓝翅膀太阳鸟何尝不是完美伙伴。
梅什金九岁那年雨季的一天，母亲嘉亚特里反复交代他放学按时赶回，一分钟也不能晚，并毫无征兆地提及从家延伸到火车站的彩虹。一场暴雨延误了梅什金的归程，等他回到家，母亲已经离开——婚后断送艺术生涯的母亲，跟着来访的外国艺术家好友瓦尔特·施皮斯和贝丽尔·德·佐特一起离开了蒙塔兹尔小镇。据传，他母亲和施皮斯私奔到了巴厘岛。嘉亚特里的丈夫内克深受耻辱和痛苦的折磨，离家远行寻找真理，不久后却带着新娶的妻子和继女回家。梅什金在压抑的氛围中成长，悄无声息地生活，和继母的女儿成为朋友，看着祖父偷偷医治伤员、儿时玩伴参军、父亲入狱……成年后，他选择进入众人不屑的园艺行业耕耘一生。苦等母亲多年的梅什金，终于在年迈之时收到内含母亲多年行踪秘密的信件包裹。
鉴于作者名字相似、国籍相同，阅读这部作品不由联想到印度的另一位洛伊——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Roy）的《微物之神》（TheGodofSmallThings）：二者均结合印度和世界史书写家族和个体的经历，带来沟通五官的通感式沉浸体验，但似乎《微物之神》更突出丰富细密的图案纹理，《一千种绿，一万种蓝》则沉浸在晕染的色彩之中，宛如红鸡蛋花瓣的赭石色边缘深入中间浓烈炽色的渐变。
这部作品以20世纪印度摆脱殖民统治以及两次世界大战遭受被动影响的动荡历史为背景，虚构人物的故事中不乏真实历史人物的身影：曾在巴厘岛旅居并合著《巴厘岛舞蹈和戏剧》（DanceandDramainBali，1937）的德国艺术家瓦尔特·施皮斯（WalterSpies，1895—1942）和研究舞蹈民族志的英国舞者、评论家、东方学者贝丽尔·德·佐特（BeryldeZoete，1879—1962），曾在施皮斯导览下游历巴厘岛的著名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Tagore，1861—1941），曾在印度政府园艺运作中担任主管、为圣雄甘地葬礼和纪念碑等重大项目做设计的著名园艺师阿利克·珀西-兰开斯特（AlickPercy-Lancaster，1912—1961）……能够自由切换孟加拉语、印地语和英语的安努拉达·洛伊在实地考察之余大量搜集阅读原始资料，又在完成调研后清醒而克制地调和了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使之共同服务于这个散发着曼陀罗花、茉莉、昙花等草木香气的故事。
阎浮树的果实飘落，带来那场让母子不再相见的暴雨，母亲在魔术师表演中不顾身份上台配合“消失”表演带来的恐惧和担忧成为真实。梅什金曾心生恨意，想用香烟戳她照片上的眼睛，就像是用巫术去诅咒、解恨。作为被母亲抛下的儿子，他的痛苦真真切切，仿佛祖父诊所罐子里浸泡的那只断手是自己的，还永远地飘走了。儿时他问祖父，为什么当地没有多少火车停靠，祖父告诉他，在乌尔都语中，蒙塔兹尔意为“焦急地等待”。他的确一直都在等，火车声已经等同于孤独，没有一列火车如愿带回母亲，等待是漫长巨大的虚空。园丁擅长等待，应和大地缓慢的节奏，梅什金对母亲的等待却不一样，不只是期盼，还有焦虑。
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对父亲的了解增多，梅什金也渐渐产生了许多与母亲相似的生命体验。不在场的母亲，近得如同镜中的自己。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和生存方式与母亲高度相仿。梅什金和母亲一样信仰草木生灵，为父亲对万物视而不见感到遗憾。两人都爱用画笔描绘自然，赞美自然界的生命力。即便年事已高无法亲眼见证枝叶参天的景象，梅什金依然会义无反顾地种下树苗；为纪念一位充满热情的女歌手，他在曾经荒芜的土路上种满夏日仿佛红色和金色焰火表演的金链花树和凤凰木，并竭力要求以她命名；他在烈日下挨家挨户请邻居们签字，阻止四十四棵楝树被砍……他想留给世界的遗产，是荫蔽小镇的树木。梅什金也会偶尔摘下眼镜，看看如同母亲画笔下色彩交汇晕染的模糊柔和世界，体验那种视界的真实感。
人们认为梅什金的孤独是因为遭到人类背叛或无人去爱所致，可他本人觉得动植物给他的陪伴是人类无法给予的。也许感知世界的方式就是母亲及其友人留赠予他的礼物：通过色彩、形状、声音、气味去感知一个充盈而真实的世界。梅什金和父亲的争执，与他父母之间的争执情理相通：国家不到一岁有待建设发展，他却只想侍弄花草——在父亲看来是不可理喻的，和嘉亚特里一样异想天开。梅什金在众人眼中俨然是“一个用拉丁语说树名的迂腐之人，一个既不选择笔，也不选择剑，而是选择小铲子的人。”
在母亲缺席的成长中，梅什金日益清晰地感受到父亲在家制造的压抑感。内克迫使自己行医的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诊所里，对出于感恩和怜悯娶回来的第二任妻子利皮和她女儿态度严苛，利皮甚至一度失去生存的意愿。内克与利皮的互动很能代表他对家人的态度和要求：他给利皮只买了五件素色手纺土布沙丽，公公馈赠缀有小亮片的石灰绿沙丽、金项链和耳环作为新婚大礼，儿媳爱不释手，却被判不符合简单纯洁的生活方式。明确表示反对后，内克还补了一句：“她可以自由地穿她喜欢的衣服，当然，这些选择必须发自内心。”这正是他们家“自由”的讽刺之处：妻子看似拥有选择自由，可倘若发自内心的选择不符合丈夫的意愿，依然会招来不满和训诫。
而在内克的第一段婚姻中，隐形的坐标与刻度同样无处不在，嘉亚特里感到压抑的原因或许和默默接受传统观念的女性略有不同。丈夫关于母性和成熟的说教时刻追随，令她恼怒烦躁。嘉亚特里如此评论某些男性——主要是影射她丈夫：“他们自以为无所不知，没有人能够给他们带来新的东西。他们从生活中榨出所有的快乐，使之干涸，然后把它切成一堆他们称之为规则的颗粒。”这既是她和内克关于自由与快乐、克制和自律的观念差异，也是她对男性自以为是智慧化身、成天口若悬河的不满。
嘉亚特里和内克的困惑与挣扎，这段婚姻三观不合、缺乏共同语言的龃龉之痛，恰好引出一个国家争取独立自由和女性个体争取独立自由的两条线索。内克认为他们最宝贵的财产是尊严，嘉亚特里则认为是想象力或幸福。作者并未将自诩开明宽容的内克置于恶人地位，也通过妻儿的眼光强调这位苦行僧般的社会活动家正直刚强、严谨，心系国家和民族的自由与发展。只是，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的内克不免让身边的人感到压抑；他对女性遭到束缚的认识也仅仅是浮于表面，论及行动苍白无力。和嘉亚特里共同生活时，他还呈现出言行不一的状态：一边抱怨为自由而战多么困难，一边为自己想推翻政府工作；一边赞同女性被家庭束缚得太紧，一边以近乎暴力的强度规训妻子，约束她的一言一行。《微物之神》从源于等级制度和社会观念的爱情悲剧入手，《一千种绿，一万种蓝》采用的却是另一种视角：女主人公婚前婚后的家庭环境偏偏比同时代大多数印度女性都要自由。嘉亚特里出嫁前有一位信任她艺术天赋、宠爱栽培她的父亲，父亲去世后家族视她为负担匆忙嫁女，为她选择的夫君却是她父亲的学生、自诩开明的知识分子内克·昌德，不仅如此，夫家长辈也慈爱温和。对于彼时可能很难出嫁的嘉亚特里来说，一切似乎都是最好的安排。可正如她在给好友的信中自问的那般：为何家庭、丈夫和孩子对她来说还不够？
让条件看似完美的女性放弃众人眼中完美的一切追逐艺术自由其实更为讽刺，更具颠覆性意味。内克在外人和自己眼中都是思想开明、任由妻子随心所欲的人，可正如在花园里自由舞蹈引发争执时嘉亚特里所言，伟大国家的自由并不能使她本人获得选择自由，连年幼的儿子都比她自由。嘉亚特里在丈夫强调自身的宽容和绝望时一针见血地反击：“所以我的自由是你锁在铁质保险箱里的东西？在你觉得合适的时候才施舍给我？”作为妻子，她的每一丁点儿自由首先都需要获得丈夫的许可，丈夫同样可以夺走这些小小的自由——就像内克收走嘉亚特里辗转采购来的心爱颜料那样。更可怕的是，基于社会结构的绝对支配权，完全可以不动声色地伪装成开明和宠溺。
和费兰特小说《烦人的爱》（L'amoremolesto）中的那位母亲阿玛利娅一样，让嘉亚特里无法喘息的不仅是丈夫和社会，还有来自幼子的无形压力。年迈时陷入回忆，梅什金才敢承认自己的到来让母亲痛苦窒息，压缩了她的世界。他对母亲的需求和凝视，似乎也是外界价值观和条款的反射。在年幼的梅什金眼中，发髻上戴着一串白茉莉或鸡蛋花、散发着香气的柔美母亲，唱着专属于他们的那首歌的母亲，或许比掀起沙丽骑车、摔倒后吮净鲜血，像狼一样露齿尖叫大笑的母亲更真实可亲。这个对母亲学舌念叨父亲管束要求的儿子，年幼时或许也和他父亲一样，默认绘画对女性来说只能是爱好，见不得母亲浑身是颜料和泥土、头发黏在一起的样子。
深陷枷锁沉重的“自由”之中，嘉亚特里无法认真严肃地实现艺术创作所需的专注和工作强度：丈夫只允许她将绘画、音乐和舞蹈视为爱好，不允许这些爱好影响他心目中更严肃的事情。不难理解嘉亚特里为何拔下一根根发簪，将杧果刺成“一只凌乱的豪猪”。她出走的原因，在世人眼中更是毫无悬念地落入与性爱相关的俗套：私奔。然而背后的真实原因，镇上的人，哪怕是内克这样的知识分子，恐怕都难以相信：无人料想一个女人的出走或许无关情爱，她的选择实为远离挚爱的人，换取学习艺术并以之维生的机会。
见证一位女歌手在雷雨前的昙花香气中醉倒于灌木丛前为女性歌唱，是嘉亚特里行前的壮胆酒。忍痛割爱离开故土和所爱的人，等待她的既有“成千上万种绿色和蓝色”、浸透了色彩的梦，也有痛苦强烈的思念，还有一辈子的格格不入。在给挚友丽萨的信中她倾吐了持久弥新的孤独：因为语言问题既不属于西方圈子、也无法接近巴厘岛人，在当地没有亲密的朋友；热气腾腾的咖喱角只能在梦中享用；好友施皮斯先是被诬入狱，获释后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敌国侨民被送进拘留营，她很多时候完全只能靠自己，还时刻担心荷属东印度可能会被日本占领。
伴着自由的是撕裂胸膛、流血的痛，嘉亚特里的远行实为迫不得已，最难割舍的是深爱的儿子梅什金——那个她出走当天要求按时回家、本打算带着一起离开的孩子。她在给挚友的信中称希望能像自己的父亲一样，为儿子打开一个新世界，并透露过把孩子接到身边的意愿，让他看到母亲在美术馆里展览的作品，“看到他的母亲愿意倾尽生命去守护的东西”。显然，关于如何为儿子树立榜样，她和丈夫的理解完全不同。
关于母爱和自私，作者在接受《亚洲文学评论》（AsiaLiteraryReview）采访提及打破惯例的女性人物时特意指出：“一些读者对嘉亚特里反应强烈，说她自私，被惯坏了，因为她丢下儿子去画画。同一拨人并没有因为嘉亚特里的丈夫内克离开家而责怪他。推崇男性将精神、学术或政治追求置于妻子和家庭之上的传统在印度尤为突出——这样的男子被赞为简朴自律、专心致志。然而倘若这种专心致志出现在女性身上，就连一些女性读者都会感到震惊。很好。我喜欢创造戳中痛点的女性人物，她们能让你质疑自己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