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染胡同京报馆
梁家园周围示意图
王越（文化学者）
北京宣武门外，是北京城的发源地。现在菜市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立有楼状“辽安东门故址”石碑。安东门为辽南京城东垣北侧的城门，故址位于烂缦胡同北口西侧与广安门大街交接处。烂缦胡同以东至梁家园南北一线，是金代扩建中都城时新建的胡同，这一带所保留的大片辽金胡同，是北京胡同之根，也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
梁家园胡同遗存的“开放型胡同”
梁家园在骡马市大街东段北侧，胡同内有明代著名的梁园。明刘定之《呆斋集》载：“梁氏园外有旧城。旧城者，唐藩镇、辽、金别都之城也。”萧太后城在胡同北面的梁家园小学内。20世纪40年代末，笔者就读于梁家园小学，学校分南北两区。北区的校园西侧有段土城，放学后我们常爬上去玩耍，说那是萧太后城，此土城实为残存的金中都东城墙。
《金史·海陵本纪》载：“贞元元年五月乙卯，以京城隙地赐朝官及卫士。七月戊子朔，原赐朝官京城隙地，征钱有差。”金中都新建的住宅、商铺即在城西、城南、城东三面的平行胡同中。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苹芳先生对金中都进行了钻探。钻探结果表明，金中都的西南部多是平行等距离的胡同，与北宋汴京开放型街道胡同相一致。金中都的东部，即梁家园废城以西的北柳巷、南柳巷、魏染胡同、四川营、果子巷、米市胡同等均为当时金中都遗留至今的开放型胡同，明嘉靖年间这些胡同均被圈入外城。
“胡洞”和“弄”均源自古代的“巷”
明清时，经儒师们对胡同考证，北方的“胡洞”和南方的“弄”，均源自古代“巷”的写法之一“衖”字。明谢肇制在《五杂俎卷三·地部》中说：“闽中方言‘家中小巷谓之弄。’弄即巷也。《元经世大典》谓之火弄，今京师讹为胡同。”换言之，南方的弄和火弄在北方民间俗称胡洞，两者之间是衖的南北两音关系。元版本《老乞大》记东北人称小巷为胡洞，金末的北曲和元曲里也出现锦胡同、花胡同和“杀出一条血胡同”等。明代正式把胡同列为街巷通名，并统一写成“衚衕”，清末简写为胡同。
胡同在古代也称衕，衕和胡同可以通用。小说《西游记》写道：“每年家熟烂柿子落在路上，将一条夹石胡同，尽皆填满；又被雨露雪霜，经霉过夏，作成一路污秽。这方人家，俗呼为稀屎衕。
魏染胡同30号鲁迅在此主编《莽原》
梁家园胡同西侧的红线胡同，北起前孙公园胡同，南至骡马市大街。明清称麻线胡同。门牌17号，京剧表演艺术家杨宝森曾居此。杨宝森初学谭派，十二三岁时嗓音明亮，专攻余派，有“小余叔岩”之称。后在其兄琴师杨宝忠、鼓师杭子和的辅助下，创立宗余的杨派唱腔，代表剧目有《伍子胥》《杨家将》《击鼓骂曹》等。
南柳巷在明代称柳巷儿永兴庵。永兴庵供奉观音大士，在今南柳巷45号，寺门朝东，清代称永兴寺。寺门外原有河道，柳树成行。清乾隆京师图中，今南柳巷处名十间房，琉璃厂西门北名北柳巷。宣统京师图中，十间房处改名南柳巷。清代在南柳巷东侧的铁老鹳庙设立报房，逐步形成报房集中的报房胡同，永兴寺和南柳巷也成为在京销售和批售报刊的中心报市。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和《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都曾住此巷。2003年扩建两广大街，在永兴寺前挖下水道，深挖到10米左右时，挖出金朝绳纹砖和近2米长的圆松木，证实该巷确建于金代。
魏染胡同南北走向，北起南柳巷，南至骡马市大街，以工匠出身的魏家染坊命名。魏染胡同30号《京报》馆旧址，是一幢半西式的灰色二层楼房，坐东朝西。32号邵飘萍故居与和京报馆旧址紧连，为东西二进传统院落。邵飘萍，名振青，笔名飘萍，浙江金华人。作为中国现代新闻先驱，他被誉为“新闻全才”。1916年，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1918年10月，创办《京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秘密党员。鲁迅先生曾多次到此商议稿件，并亲自主编《京报》的《莽原》周刊。1926年发生“三一八”惨案，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杀害。2021年6月，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京报馆旧址修缮一新后对外开放。
四川营和棉花诸条胡同的得名
从南柳巷向西，有南北向四川营。相传，明崇祯年间四川女将秦良玉奉诏勤王，曾驻兵于此。《明史·秦良玉列传》说她智勇双全，善于骑射，又知书能文，她带兵军纪严明，威信颇高。崇祯帝在皇宫召见秦良玉时，做了四首诗赞扬她的功绩。其中一首诗写道：“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
秦良玉在驻兵处建有石芝庵。后来蜀人将石芝庵改建成四川会馆，由于北京四川会馆颇多，故称四川老馆。馆内有秦良玉祠堂，内祀她的神位，上书“明太保秦良玉之位”。神位之后有木龛，龛中为秦良玉戎装画像。民国时期，会馆大门还挂着横匾，上书：“蜀女界伟人秦良玉驻兵遗址。”民国时，四川会馆曾开辟女校。也许正是出于对秦良玉的敬仰与怀念，不少人错认为四川营和棉花诸条胡同源于秦良玉驻兵处。其实在成书于秦良玉奉诏进京前近百年的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里，已记有四川营。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孙冬虎在《北京地名发展史》一书中写道：“关于‘四川营’，从清代的《宸垣识略》开始，往往说它因为明万历至崇祯年间四川女将秦良玉的军队在此驻扎而得名，旁边的‘棉花胡同’则是她的部下纺棉织布的地方。但是，张爵的记载证明，‘四川营’的产生必然远在嘉靖三十九年之前。”显见四川营和棉花诸条胡同的得名，与秦良玉驻兵没有任何关系。
供图/王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