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开《中山出游图》中的招文袋
唐朝胡人背包俑（西安博物院藏）
禄东赞腰间的鱼袋 《步辇图》局部
南宋时期的褡裢（福建福州黄昇墓出土）
电影《抓娃娃》票房一路飙升，片中女主贴在男主耳边念经般的“爱马仕kelly橙色荔枝纹”迅速成为全剧爆梗，同名话题也冲上了热搜。可谁能想到时尚的尽头是传统，好看又实用的包包，我们祖先早就用上啦。
商周春秋
古早版“国民包”居然还分男女款
《诗经·大雅·公刘》中有这样一句诗：“廼（nǎi）裹餱粮，于橐（tuó）于囊。”描述的是公刘在出发前做准备，率领众人将丰收的粮食制成干粮，大包小包都装得满满当当。可见有关于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不过向来讲究的古人在那时将大包称之为“囊”，而小包则被唤作“橐”。
诗中的“囊”是为了装干粮，古人心想：“既然囊可以用来装干粮，那我随身的钥匙、手巾、印章以及凭证异类的物件也能装！”毕竟袖口腰间放一堆小东西不仅行走不方便，而且鼓鼓囊囊的看起来也不够潇洒，于是他们就研发出了“佩囊”。这个“佩囊”通常是被挂在腰间，不过它还可以手提，或肩背，所以也被称为“持囊”或称“挈囊”。
作为“国民包”，佩囊的材质与款式也在不断升级换代。至春秋战国时期，佩囊易名为“鞶（pán）囊”。据《礼记正义》卷二八《内则》中记载：“男鞶革,女鞶丝。”由此可知升级版的“国民包”居然已分男女款，男款的是用皮革制成，而女款的则是用丝制。
新疆鄯善苏巴什古墓出土过一件春秋战国时期的鞶囊遗物。这件鞶囊通体为纯羊皮，竖置，高6.7cm，宽3.7cm，囊口敞开式，两端有提带，由纤细的皮条缝缀，造型简洁大方。即使是用现代人的审美来看，也是一件时尚单品。
而说起丝制的鞶囊，那就不得不提史上最颠“箱包设计师”董卓。据《后汉书》载，董卓作乱，从洛阳迁都长安，由于行李袋不够用，他居然大手一挥，指着国家图书馆里收藏的丝帛书籍说道：“将它们都给拆出来，大的做成帷帐车盖，小的做成佩囊！”
汉代
兽头腰包，新款限定，有价无市
汉代时期，鞶囊已成为包中的经典款，几乎人手一个。为了走在时尚的最前列，皇家开了一个新品发布会，推出了新款限定包“绶囊”。
“绶囊”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朝廷官员衣袍上佩挂的“组绶”。“组”是官印上的一条带子，“绶”是一种长条形的丝质带子，用来盖住装印的囊，通常被系在腹前或是腰侧。朝廷以“绶”的色号来区分官员职位的高低，由此在官员的腰间出现了一种盛绶的口袋，也就是这个新款限定包“绶囊”。
绶囊的正面通常有兽头图案，其中以虎头居多，整体造型为方形，四角略圆，周边还会加点小装饰，看起来相当于现代人的公文包。不过它又没公文包那么严肃，日常被系在前腹或腰间，看起来居然还有点现代运动腰包的感觉。可运动腰包又没它精致，毕竟绶囊仅是材质就可以细分为金缕、金银缕、银缕、彩缕等多种。
作为皇家发布的新款限定包，绶囊自然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在当时的社会，要想知道一个人是否有官爵加身，就看他腰间的绶囊上是否绣有“兽图”。当然，想要得到这个限定款新包，也很不容易，主要靠皇帝赏赐。东汉史学家班固曾受赐虎头绶囊一双，他高兴得不行，还专门给当时的权臣窦宪写了封信：“固于张掖县受赐虎头绣鞶囊一双，又遗身所服袜三具，错镂铁一。”在《东观汉记》中也有类似记载：“邓遵破诸羌，诏赐遵金刚鲜卑绲带一具，虎头鞶囊一。”
绶囊一直流行到魏晋南北朝，只不过包上的图案不再拘泥于兽头，兽爪也成为了流行元素。北朝时期的官员就常将一种被称为“兽爪囊”的佩囊佩挂于腰间，专门用来盛放印绶，时人将它简称为“兽爪”或“爪”。
不过绶囊虽然是一种公文包，但它却不是男性的专属。与此相对应的，还有一种“兽头囊”，即在囊袋上织有兽头纹样的佩囊，是隋朝良娣以下命妇的专用佩囊。在山东沂南的一汉墓画像石上，就能看到一古人腰间垂挂着一个做工精致，绣有花边的虎头纹样的佩囊。
唐代
出差官职不够，借包来凑
唐代以后，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古人对包的需求开始精细化，于是又一新款限定包发布，它就是“鱼袋”。
“鱼袋”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收纳“鱼符”，而所谓“鱼符”多用木头或金属制成，因为外形像鱼而得名。鱼符有两片，分别刻有“合”“同”二字，里面详细地刻着官员的形式、官位、任职何地以及俸禄等情况，这样便于官员被皇帝宣召入宫时，验明身份，防止欺诈现象。从这里可以看出，鱼符相当于现代人的居民身份证，而鱼袋则是一种卡包。
只不过，这种卡包在唐代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佩戴。据《新唐书·舆服志》记载：“随身鱼符者，以明贵贱……皆盛以鱼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最高档次的包居然是用黄金装饰。若是职位低的小官，想要到“国外”出趟差，还得去找大官借个紫色的“金鱼袋”来撑场子，这个行为在当时被称为“借紫”。至武则天授元年间，她直接下令将“鱼符”换成“龟符”，于是鱼袋也就换成了“龟袋”。
此外，唐代与身份地位相关的包还有“笏袋”和“算袋”。“笏袋”是用来装笏的袋子。据史料记载，在唐玄宗时期，丞相张九龄年事已高，若是将笏放在身后，然后再骑乘很困难，于是他就命人制作了一个装笏的布袋子，让随从拿着随行。谁想这个笏袋一出，居然成为了官员上班的“网红包”，很多官员都入手一个。而“算袋”，是官员们用来存放墨、砚、计算用具的袋子，类似现代人的补习袋，不过要有一定品级的官员才能佩戴这种算袋。到了唐玄宗年间，这种算袋不再具有实用性，而是用来作为腰间的一种点缀，只有重要场合时，文职官员才会佩戴。
作为唐代的女性，怎么会放弃“‘包’治百病”的机会？虽说唐代最有名的包是鱼袋，但从目前出土的笔画石刻以及陶俑来看，唐代女性对包那是相当有想法。如敦煌第十七窟北壁西侧壁画晚唐近事女挂在树杈上的挎包，通体无任何装饰，只在搭扣处加以点缀，“外缝线”的款式看着就非常时尚；又如西安博物院藏的唐朝胡人背包俑，挎包的外形或方形，或扇形、无论是款式还是裁剪，丝毫不逊于现代人的国际大牌包。
宋代
招文袋，连“鬼”都得配一个
到了清雅的宋代，士大夫以及读书人已不再追求能象征身份地位的包，而是将充满文艺气息的“招文袋”作为穿搭的标配。“招文袋”又被称为“昭文袋”或“照袋”，民间则称“刀笔囊”。
据明陈继儒《眉公记》载：“从三四苍头，携照袋，贮笔砚、韵略、刀子、笺纸并小乐器之类。照袋，以鸟皮为之，四方，有盖并攀，五代士人多用之。”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招文袋是用来装书本文具的包，多用皮革制成，相当于现代人的书包或是补习袋。
而《金史·舆服志》又记载道：“书袋之制，大定十六年，世宗以吏员与市民之服无别……遂定悬书袋之制。……并黄皮为之，各长七寸、阔二寸、厚半寸、并与束带上悬带，公退则悬于便服，违者所司纠之。”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招文袋是挂在腰上的，官员们退朝后要将书袋挂在便服上。宋明时期的招文袋多为横向方形，大小不一，包上有盖子，并且用襻扣固定，包上有背带，可以斜挎在肩上。
目前招文袋并没有出土文物，但很多古画中都曾出现了它的身影。如宋代李公麟《白描十六罗汉渡海图》中的招文袋，看起来非常精致，在包盖处还做了些类似祥云的波浪状设计。而从宋代画家方椿年所作《仙人过海图》中的招文袋，看起来更像是布帛制成，包的翻盖处还有一个小小的包挂，可见招文袋的制作材质也很多样。宋末元初画家龚开《中山出游图》更搞笑，连画中的鬼都给配了一个可斜挎的招文袋，半椭圆的外形，包的剪裁设计还很简约大方。
招文袋如此盛行，大概是因为它设计简单，不拘泥于材质，也没有过多的镶缀，款式又很利落，实用性很强，像极了现代文艺青年们的帆布包。若是走在宋代的大街上，不背上一个招文袋，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化人。
明清
链条包已诞生比西方早五百多年
招文袋是古代读书人的专属，那“褡裢”自然就是普通劳动人民和小商贩的心头好。“褡裢”追求的是自然随性与实用，它多以藤、草、麻等材料结网成袋，与现代人的草编包、网织包极为相像。褡裢分为两层袋子，使用的时候从中间对折，搭在胳膊上，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褡膊”。
在明清时期，褡裢非常流行，商人或账房先生外出时，总是把它搭在肩上，这样可以将两只手解放出来干活。同时，它也是礼物中的“尖货”，因为褡裢的两个口袋均用来盛放钱币，古人就借“袋”的发音，取“代代有钱”的吉祥之意，来表示祝福。
褡裢也受贵族妇女的喜爱，在福建福州宋黄昇墓中出土过一个小型的褡裢，系于尸体袍内腰间，全形似两个对称的扇状带相连，呈银锭式，可以合并或展开。可见，褡裢不仅可以搭在肩上，也可以系在腰间。
除了褡裢外，商品经济繁荣的明清时期，由于新生事物的诞生，也出现了一些特定的包，如专门用来装扇子的扇囊。明清时期的文人墨客喜欢在折扇上题诗作画，为了保护好折扇，不让折扇上的字迹模糊，古人就制作了一种丝绸的扇囊。作妖的古人想要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当然不会放过在扇囊上绣有花纹。古人将扇囊系在腰间时，不仔细看都会以为是个装饰物，压根就没有包的痕迹。
值得一提的是，链条包的祖宗在中国。2019年南京江宁将军山明沐斌继室梅氏墓出土了一件金镶宝嘎乌式佩件，看着与现代的迷你链条包类似。它的外形只有巴掌大小，但花纹极为精致，正面是六瓣莲花如意云纹，镶嵌着红蓝宝石绿松石，背面是梵文，具有很浓的佛教气息。这件金镶宝嘎乌式佩件极有可能是藏经匣，或是护身小窖，背起来刚好到腰部位置，看起来时尚又贵气。
此外，现代人所熟悉的荷包也在明清时期流行起来。尤其到了清代，服装纳入了满族服饰的特点，官服中必须佩戴荷包。每年过年，皇帝还将装有金银珠宝的“岁岁平安”荷包作为年终奖赏赐给朝廷大臣们，而民间少女们也在等着将自己亲自缝制的荷包送给心上人。
纵观包的发展历史，现代人不得不再次感慨：时尚的尽头是传统。
文并供图/金陵小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