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的拍摄对象是一个激进的主题，那我们该用何种电影形式来呈现它？”
——本·鲁塞尔（Ben Russell）
四月初，巴黎真实电影节 （Cinéma du Réel）的评审团大奖（Grand Prix） 颁给了由本·鲁塞尔和纪尧姆·卡尤（Guillaume Cailleau）携手拍摄的影片《直接行动》(Direction Action, 2024)。
《直接行动》获得真实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左起：电影节总监凯瑟琳·比赞 （Catherine Bizern），纪尧姆·卡尤，本·鲁塞尔，同声翻译人员）[图片来源：巴黎真实电影节]
3月24日，距离电影成片一周年，亦是《直接行动》在“真实电影节上”的首映式。晚上七点半的映场，影厅满座。三个半小时的放映结束，虽已近午夜，大部分观众都仍留下参加了与两位导演的交流问答。这是影片继在今年柏林影展全球首映并获得“相遇”单元（Encounters[1]）最佳影片之后，又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好评。六月初，当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纷纷传出令人担忧的结果之时，在位于马赛的民族志与社会人类学研究所（IDEAS[2]）所举行的《直接行动》放映讨论会上，影片再次引起关注。
《直接行动》记录了位于郎德圣母村（Notre-Dame-des-Landes）的环保主义社群 —— 在法国亦被俗称为ZADISTE，意指占据保护区（ZAD[3]: Zone à défendre）的人们。1974年，为了适应法国经济与城市发展，南泰尔（Nanterre）北部的朗德圣母村被规划为机场选址用地。随后五十年里，反对机场兴建的运动一直在持续。2008年，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决定重启机场兴建项目，正式公告土地征收，再次引来环保群体的强烈反对声。次年，为了反对土地被征用于开发对环境有害的商业项目，当地农民、环保人士和其他反对者纷纷在机场规划用地上扎营搭起帐篷，并建立了“保护区”自治社会，“保护区”也因此引来更多新闻媒体及社会上的关注。经历了多年与政府的谈话和冲突，ZADISTE取得了初步胜利：2018年初，法国时任总理爱德华·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宣布政府再次放弃机场兴建计划。“保护区”的人们并未就此离去，而是把这片土地变成了种种社会理想的试验田：反资本主义、反全球化、民主自治、集体决策等，郎德圣母村亦因此成为了当下在法国抵抗和占领运动的代名词。
“看到他们的胜利与坚持，让人看到乌托邦在今天还是有其可能性的”，鲁塞尔在放映后的交流中说道，“所以我想去了解这个地方，结识在那里生活的人。”
《直接行动》剧照。（图片来源：CASKFILMS）
《直接行动》由四十一个长镜头构成，最长的十分钟。在媒体报道与纪录中最常听到的是ZADISTE的“反抗”声：反对法国的新自由主义政府，质疑现存的消费主义社会，批判警察被政府施予更强硬的权力，反对现行世界秩序，尤其是土地和公共部门被私有化对环境生态和社会造成的影响等等。在2012年及2018年政府几次对郎德圣母村的ZADISTE进行的武装驱逐，双方的正面冲突在媒体报道和网络上更多凸显了ZADISTE作为环保主义激进分子的形象。而在《直接行动》近三个半小时的纪录中，极少有ZADISTE对其环保理念或社会理念的陈述与申辩，影像更多记录的是对他们日常“行动”的观察和呈现：犁地插秧、饲养畜禽、造房子、做面包、制造劳动工具、休闲活动（打耳洞、弹钢琴、下象棋、摇滚音乐会）、邻里做饭聚餐、游行集会海报的制作印刷、录制说唱乐等等。
但影片并非一曲描绘城里人为避世选择乡间生活的田园诗歌。这些人来到郎德圣母村，与当地仅剩的一些农民一同捍卫这片土地的同时，也尝试以此为实验地，迎接所有希望建立另一种社会和生活模式的人，在此共同建立一个集体自我管理的社会。在影片每一个长镜头的时间停留观察中，人们逐渐进入“保护区”这群人的日常劳作和生活。众人携手自给自足，并建立信息传播渠道，无论是用宣传海报，播客平台，说唱乐，抑或是集会游行的方式，都是为了让社会了解郎德圣母村“保护区”存在的原因，存在的形式，以及普及环保知识。在郎德圣母村的ZADISTE亦关注并支持法国其它“保护区”的人们（比如占据法国中西部圣索利地区[Sainte-Soline]的反对者，由此抗议一项水库修建方案对公共水资源及农业造成的影响），大家以此作为一种新的集体抗争方式，不再主要以传统的游行示威进行抗议，而是在一个地方扎根生活，保护一片土地，尝试由此摆脱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世界的统治，建立一个新社会。
《直接行动》剧照。（图片来源：CASKFILMS）
“（寻求）一种真实的生活，而不是一出拙劣的模仿。” 在“保护区”自建的录音棚内，影片中一位说唱乐手录制歌曲中的唱词。当环境问题推向成为各大国际论坛的首要议程，当“保护区”在法国社会引来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法国年轻的一代，《直接行动》所勾绘的这幅“保护区”的空间肖像画，让ZADISTE的种种理念（政治的、环保的、经济的、社会的等等）都渗透在影像安静的纪录观察中，具象而又饱满。日常的生活和劳作都不再是简单无谓的重复，而是与他们的愿景紧密相连，是他们设想中的社会“可能性”被点滴实践的过程。
目前在朗德圣母村生活的有近两百人，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直接行动》拍摄于2022-2023年，两位导演选择用十六毫米电影胶片摄影机拍摄。加上录音师布鲁诺·奥泽特（Bruno Auzet），摄制组共三人，每次拍摄都需扛着笨重的影机三脚架在“保护区”偌大的场地移动，即便是遇上抗议人士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的时候。纪尧姆·卡尤说：“我们在‘保护区’待了一年多，近100天的实际拍摄。一天拍一个镜头（最长的十分钟：胶片长度允许拍摄的时间），共用了八十盘胶片，积累了约十二个小时的拍摄素材，（成片）最后用了其中的三分之一。” 一年的拍摄期间，两位导演更多的时间是和ZADISTE在一起劳作与相处。“每次回来（城里），我们会冲印拍摄的素材。下次再回那儿拍摄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上一次的拍摄素材放映了和当地人一起看。” 因为两位导演对拍摄器材的选择（没有选择轻巧的数码相机），影机如另一个身体在空间中的存在，其跟随拍摄的情境变化而移动的速度，让电影拍摄和纪录本身也融入了这一“理想社会”的构建过程。
《直接行动》剧照。（图片来源：CASKFILMS）
从事影像创作二十多年，美国影像艺术家本·鲁塞尔（1976 - ）因其影像的实验性而知名。他所拍摄的民族志影片 （在学术领域亦归属于视觉人类学） ，打破纪录与实验影像的常规界限划分，结合民族志笔记、观察性的非虚构影像，以及超现实主义虚幻等风格，用影像来记录呈现世界各地不同的群体：族群部落、劳工、无政府主义者等等[4]。纪尧姆·卡尤（1978 - ），在柏林生活和工作多年的法国艺术家、电影导演及制片人，其创作融合影像装置、行为表演、声音艺术等不同元素，表述探讨社会和政治话题。两人在2009年的纽约电影节上结识，因对影像实践的爱好与共识而投缘。2012年，鲁塞尔和卡尤合作拍摄了无声短片《紧缩政策》（Austerity Measures），记录了雅典的无政府主义者社区埃沙切亚（Exàrcheia）。2014年，纪尧姆·卡尤的实验纪录短片《实验室》（Laborat）获得同年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四年多前，鲁塞尔来法国马赛生活、创作与教学。2021年，当他第一次听闻在朗德圣母村“保护区”的社群，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和艺术家，鲁塞尔想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了解这个地方是如何形成的，在“保护区”实在地生活意味着什么。卡尤因学生时代有一段时间在南特尔度过，并有朋友曾在“保护区”生活，便提出牵线领路并担任影片的制作人。而两人在“保护区”一年多的共同经历，让影片自然成为了他们的携手之作。
《直接行动》剧照。（图片来源：Shellac）
对纪录电影这一类型，尤其是对其所谓的“客观性”，鲁塞尔一直存有质疑。他更倾向用电影作为媒介本身的描述力 （空间，时长，神情，动作，声音……），将观看影像的人带入每个镜头所构建的空间，去感受和体会发生在眼前的人事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并不是为了简单地记录和呈现（被拍摄的对象），而是试图通过电影影像本身，特别是在一个镜头的时长之下，探求其所能生发的观看‘体验’。” 这一看似轻易的影像表达手法，要求导演更多的前期准备和实际拍摄之外对一个地方的深入观察。将鲁塞尔某些影像创作视为“民族志”笔记，某种意义上亦是一项“田野调查”工作。但其镜头下的观察、记录以及最终影片的呈现，并不是猎奇者的视角，而是尝试从“他者”身上照见“自身”，共情之外所显现的固有认知中的局限或偏见，由此触发主体思辨。影片的剪辑，也因此成为影像思考与写作的重要过程。2017年，鲁塞尔的影片《好运》（Good Luck, 2017, 143’）纪录了地理、气候与社会环境截然不同的两个地方矿工们的采矿日常：一处位于塞尔维亚的地下铜矿，另一处位于苏里南热带森林里的非法金矿。这一作品在同年德国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 2017）上的影像装置，可以说是鲁塞尔影像表现手法的又一佳例。
无论是民族志纪录影像的先驱或代表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让·胡许（Jean Rouch）、罗伯特·加德纳（Robert Gardner） ，还是通过纪录影像的实验对现实或历史展开批判思考的罗伯特·克雷默（Robert Kramer）、 彼得·沃特金斯（Peter Watkins），抑或从影像的时间向度对社会进行观察、记录及实验性描述的香特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莎伦·洛克哈特（Sharon Lockhart）、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 ，还有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用影机镜头对人脸肖像的凝视……当鲁塞尔列出这些他所喜爱或欣赏的艺术家时，已显现出了他的影像表达视角。而他对胶片拍摄与长镜头的使用偏好，却并非为艺术电影的表率，而更多是在影像实践中探求影像与时间的关系，影像与“现实”/“真实”之间的关系。
《直接行动》剧照。（图片来源：Shellac）
鲁塞尔常用“迷幻式的民族志（psychedelic ethnography）”笔记来定义他的记录方式，因为在一个长镜头时间中的沉浸，观者之身体由此入“镜”中之“境”。并非在其中为之沉迷，而是自身的主体观看意识再次被唤醒。对电影影像作为媒介本身的特性所持有的如此信念与实践，在《直接行动》而言，观众在影像的“此时此刻”中共享的或许并不是对理想中“乌托邦”美好的向往与憧憬，而是每个人在影像之“境”中被释放的建立乌托邦的自由可能性。
注释：
[1]“相遇”单元设立于2020年，作为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重要旁枝之一，单元为新的影像美学与叙事以及纪录影像在电影节上提供一个展现平台。
[2] IDEAS - Institut d'ethnologie et d'anthropologie sociale，归属于爱克斯-马赛大学（Université Aix-Marseille）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
[3] ZAD一词产生于1962年，原指 “用地保留区” （Zone d'Aménagement Différé）。2010年，环保主义人士用诙谐的词语游戏来对抗其正式的含义：他们保留了ZAD这一缩写简称，但将全称改为 “Zone à Défendre”（保护区），由此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媒体和社会逐渐把在“保护区”扎营的人称为“ZADISTE”，这一词开始被频繁使用。2016年，“ZADISTE”被正式收入《小罗贝尔词典》（Le Petit Robert）。
[4] 鲁塞尔的个人网站dimeshow.com有其较完整的创作纪录，其中很大一部分影像作品可在网站上直接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