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林新论》
楼秋华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中国书画史上的系列名品作为研究对象，16个篇章针对藏品的个案研究，更向读者展示了如何观看一幅作品并鉴定其真伪，既有方法论的总结，又有具体案例的分析，富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内文选读：
乾隆皇帝在《快雪时晴帖》上的御题多达77处，并御画两幅，此为艺林所津津乐道。而其中三处御题系其近臣董诰（1740-1818）代写，却少有专门论述；即使提及，也往往与代笔混为一谈。事实上，代写与代笔（捉刀）迥然有别、界限清晰。同时，乾隆皇帝所谓“命董诰代写，亦佳话”，不仅具有其真实的精神内涵，而且也是对“代笔”事由的深刻警醒。倘若进一步追述，乾隆早在乾隆二年丁巳（1737）仲夏望日为其青年时代诗文汇编《乐善堂全集》的自序中，便已经阐明了个中缘由。他写道：“自今以后，虽有所著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且朕亦不欲与文人学士争巧，以转贻后世之讥。
乾隆五十八年（1793）冬，正当《石渠宝笈》续编行将成书之际，年过八旬的乾隆皇帝，因“诗字多，艰于细书”，而在《快雪时晴帖》上题道：
予八十有三，不用眼镜。今岁诗字多，艰于细书，命董诰代写，亦佳话也！御识。（图2）
由此，是年54岁的董诰被乾隆帝钦点为“代写”人。随后的三年间，他在《快雪时晴帖》中先后三次代写御制诗，其中包括癸丑（1793）冬至月、甲寅（1794）腊月、乙卯（1795）孟冬月各一首。
絮云浓午末，稷雪落申初……翘首时晴晦，益增嗟以嘘。御制雪六韵，乾隆癸丑冬至月，臣董诰敬书。（图3-1）
地润秋霖非望雪，远霑近未略惭然……慰哉转眼旋生虑，恐却斯情顿驰虔。御制雪一律，乾隆甲寅腊月，臣董诰敬书。（图3-2）
大雪抡节至，祥霙入夕和……占农归政喜，虔惕感如何？御制雪一律，乾隆乙卯孟冬月，臣董诰敬书。（图3-3）
可见，“御制……乾隆某年某月，臣某某敬书”成为董诰代写署款的固定格式，并无例外。应该说，此类君臣之间的“代写”与一般意义上的“代笔”迥然有别。确而言之，“代写”乃是“代为书写”之意，这其实也是作为词臣的一大职责。至于所代为书写的御制诗是否完全出自乾隆皇帝本人，则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在乾隆十年（1745）以前、乾隆皇帝自身书法尚未成熟之时，其御制诗中也有不少分别由陈邦彦、张照、梁诗正等“代写”之，而且款署“乾隆某年某月御题，臣某某敬书”，此大体成为样式。除了上述三人，钱陈群、刘统勋、嵇璜、裘曰修、陈孝泳、于敏中、董诰等人也先后成为乾隆皇帝诗文的代写人，常见“乾隆御制（识），臣某某奉敕敬书”乃是另一种基本样式，这在《石渠宝笈》续编“本朝臣工书画”中均有著录。所以从书法角度而言，这类书迹作者之归属清晰可辨，并不存在“代笔”“捉刀”之类所带来的真伪纷争。
然而，最近有论者竟将此类“代写”情形表述为诸如“董诰还被认定为乾隆皇帝晚年的主要代笔人”“代笔作诗”等，从而与书画研究领域的“代笔”现象混为一谈，未免有失妥当，容易引起误读。
其实，乾隆皇帝当年对此类误读已经有所提及，并对“捉刀”一词先后两次予以考订。第一次便是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所作的“捉刀”诗。
此诗开头：
俗以代人者，称之曰捉刀。盖祖宋新语，义庆之纪曹。
中间则写道：
然此说谬悠，不足欺人淆。而亦成颠倒，捉坐宾主扰。
最后乾隆皇帝认为：
前段已涉伪，后段尤偷佻。操奸故所鄙，刘记徒增嘲。
而在此诗的附注中，乾隆皇帝引述了刘义庆在《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篇中关于“捉刀”一事的全文，并加以辨析：
如果有此事，操之忌刻、轻佻为已甚。然追杀使者，岂不启衅匈奴，操必不为此，足知《新语》之躛说耳。
可见他也如同唐人刘知几（661-721）一般，明确否定了此事的真实性。
乾隆皇帝第二次关于“捉刀”典故的阐述，乃是在乙卯冬最后一次御题《快雪时晴帖》之后。他不仅在诗中再次引用捉刀一词，并在此诗的附注中作如此考订：
按“捉刀”之事，见刘义庆《世说新语》载“魏武将见匈奴使者，自以不足雄远，因令崔季珪代帝，而帝自捉刀立床头”。稽其事实，是以崔代曹，而曹之“捉刀”，乃假为侍臣，非曹代崔也。后人乃以倩代为捉刀，转致宾主互淆，而自来引用从无辨及者，向曾有诗正之（在辛亥年）。予尝谓读书不求甚解，在渊明自写胸臆则可；至于格物明理，不应如是疏略。虽文人相沿既久，临文不妨袭用，然亦不可不致辨也。兹因用此二字，复识及之。
显然，乾隆皇帝对于“捉刀”一典及其传衍具有清晰的思辨。这其实也直接表明了他对于词臣们为其代写御制诗文的基本看法，尤其是三年前他命董诰代写的确切态度。
然而，既然词臣们为乾隆皇帝“代写”早已司空见惯，则缘何在癸丑冬命董诰代写时，他却特拈出“亦佳话也”的“御识”，况且董诰在此之前已是其代写人之一。个中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予以探究。
乾隆十一年（1746）前后，乾隆皇帝已经在《快雪时晴帖》中反复题赞：
琳琅球璧，世间所有。若此帖乃希世珍耳。（图4-1）
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图4-2）
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图4-3）
诸如此类，一题再题。
我们不妨再回到乙卯冬乾隆皇帝在《快雪时晴帖》中御题“雪”诗：
老矣三年命捉刀，祥霙应节沛恩豪。获麟厘汭近上日，七字因之重涉毫。（图5）
正是在这首诗的附注中，他叙述了三年前命董诰代写“亦佳话也”的真正缘由。他说：
内府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真迹，每岁得雪成什，即书之册中，以征佳瑞。数十年来，书册几遍。前岁癸丑，因诗字较多，字体逾小，命董诰代书之，凡三年矣。今番应节恩雪既溥，且早虽命董诰书诗册内，复成此短句，勉力仍手书之。然此后既归政，册内不复涉笔矣……
由此可见，乾隆皇帝之于《快雪时晴帖》，其实不唯将此帖视为天下第一名迹，而且他还视此帖为大清祥瑞之物。因此，自丙寅（1746）之后，他“每岁得雪成什，即书之册中，以征佳瑞”。这就意味着，当他在此帖中“依例题句”，已成为天下祈福的重要象征。如此非同寻常的御题，自然必须亲力亲为。然而，岁月不饶人，当83岁的乾隆皇帝因“今岁诗字多”而“艰于细书”之时，他不得不钦命近臣董诰为其代写，并写下了“亦佳话也”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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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楼秋华编辑：袁琭璐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