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拉·哈里斯主义将是什么样的？审视哈里斯执政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

随着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几乎锁定2024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提名，华盛顿及各国首都围绕哈里斯若当选后的外交政策会是什么样子的讨论甚嚣尘上。

鉴于哈里斯和现任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在过去四年里试图在外交和国家安全问题上保持完全一致，区分两者的外交政策观点并非易事。不过，哈里斯曾在2020年短暂竞选过总统，并在2017至2021年担任过美国参议员，因此她并非一张白纸。

《外交政策》杂志在审视哈里斯的记录和过往言论的同时，还采访了十多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国会工作人员、专家及哈里斯的前助手，了解她对美国涉及的关键地区和外交政策问题的立场，从中国到俄乌战争再到中东等。以下是我们的发现。

相比拜登，哈里斯在中国问题上的记录相对有限。拜登在2020年竞选期间曾自豪地表示，他作为副总统曾与中国领导人有过广泛接触，而哈里斯与中国领导层的接触仅限于2022年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峰会期间的短暂会面。

哈里斯在担任副总统期间，试图巩固美国在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联盟，这可能是她在中国问题上最强的经历。她作为副总统三次访问东南亚，造访了新加坡、越南、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她访问菲律宾期间还到访了南海的巴拉望岛（Palawan），并在与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Jr.）会面时强调了美国对该盟友的“坚定承诺”。她还多次代表拜登参加该地区的会议，包括去年9月在雅加达举行的美国-东盟（ASEAN）峰会。

哈里斯在2020年竞选总统期间对中国的立场与白宫过去四年的政策高度一致，即在竞争和合作之间寻求平衡。在2019年9月的初选辩论中，她曾谈到中国时在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指责中国，但她也强调美国应在气候变化等关键问题上与中国合作。

然而，她在一个方面的立场与现行政策有所不同：她曾批评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中国征收关税，并表示自己不是“保护主义民主党人”。但拜登政府基本维持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许多之前反对关税的民主党人，包括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疫情和与中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也表示支持。

总体来说，专家认为，她的中国政策不太可能与拜登有显著不同。

“拜登的中国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主党的共识，”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中国业务总监、前国务院中国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China Coordination）首任负责人华自强（Rick Waters）表示。“我不认为卡马拉·哈里斯的中国政策会有戏剧性的变化。我真的认为政策框架基本已经确定。”

印度一直是拜登政府双边关系中的亮点之一，华盛顿越来越多地将其视为对抗中国的关键平衡力量和美国更广泛印太战略的关键伙伴。国防和技术一直是美印关系的强大支柱，去年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对华盛顿的国事访问期间宣布了多项协议和倡议。

专家认为，哈里斯的印度政策也不太可能与拜登有显著不同。美印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得到两党的一致支持，包括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双方都不太可能进行重大调整。

哈里斯与印度的个人联系比任何美国总统候选人都要深——她的母亲Shyamala Gopalan从印度移民到美国，哈里斯多次提到母亲对她生活和观点的影响。然而，在政治上，这不太可能起到多大作用。“当然，哈里斯与印度的血缘关系可能会用来表达她对印度的亲和力，”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南亚研究所所长、《外交政策》南亚简报的作者迈克尔·库格曼（Michael Kugelman）表示。“但在印度政策上，她与拜登之间基本没有差异。”

哈里斯实际上比拜登对印度更为严厉，她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曾批评莫迪政府的人权记录，特别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担任副总统期间，她在与莫迪的多次接触中也以更微妙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立场。然而，若她成为总统，这种批评可能会有所缓和。“我不认为她在人权问题上会比拜登更强硬，或者至少不会超出美国战略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库格曼说。

同时，哈里斯的年龄和她年轻、活跃的支持者基础可能使她更愿意进行这些不舒服的对话。“她也是新一代民主党政客；她不是拜登总统那一代的人，”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印度项目主任阿帕娜·潘迪（Aparna Pande）表示，补充说，年轻的美国人作为党派未来的重要基础，对宗教自由和全球不公正问题更加关注。哈里斯自身的政治倾向也很重要。“她在某种程度上来自民主党的左翼，进步派，所以民主价值观对她很重要，”潘迪补充道。

在更广泛的地区问题上，哈里斯多次访问东南亚，并成为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主要面孔之一。但在总统竞选期间，她可能会因拜登作为总统最低谷的外交时刻之一——混乱的阿富汗撤军——而受到牵累。特朗普在第一次辩论中多次利用这一事件攻击拜登，或许他也会对哈里斯采取同样的策略，但专家认为效果可能不会一样。

“我认为共和党很难用阿富汗问题抨击卡马拉·哈里斯，”前白宫、中情局和国务院官员、现任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印太安全项目主任丽莎·柯蒂斯（Lisa Curtis）表示。“显然，这是拜登个人决定以灾难性的方式完全撤军，”她补充道。

然而，如果哈里斯当选总统，阿富汗问题为她提供了一个真正产生强大外交政策影响的机会。“作为一名女性，希望我们可以期待卡马拉·哈里斯当选后更多关注支持阿富汗女性，”柯蒂斯说。“作为在美国为女性权利奋斗的人，她很难忽视阿富汗女性所面临的问题——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拒绝女性和女孩接受教育的国家。”

哈里斯在参议院或担任副总统期间并不是一个贸易专家。但从参议院时期和2020年总统竞选来看，哈里斯提倡的贸易政策大体上是以工人为中心、环保友好、经济理性，这与当今的民主党理念相当契合，并明显与特朗普及其竞选伙伴、俄亥俄州参议员J.D.万斯（J.D. Vance）的立场形成对比。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哈里斯一直批评其关税政策，指出这些关税实际上是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额外税收，导致贸易伙伴的反击和国内经济痛苦加剧。

但拜登当时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并在上任后维持了许多特朗普的原始关税，甚至增加了一些新的、更有针对性的战略关税，以保护关键部门。也许保护主义情绪已经深入到两党之中，以至于即使是自我挫败的进口税概念也难以摆脱。

在贸易协议方面，哈里斯的立场有些难以捉摸。她表示自己会投票反对最初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一里根-布什时代的共和党创意如今已成为共和党的眼中钉。她也反对特朗普的《美墨加协定》（NAFTA 2.0），因为她认为该协议在劳工和环境保护方面做得不够。她对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也有类似的反对意见，该协定在特朗普上任第一周就被取消。

拜登曾派哈里斯出席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包括慕尼黑安全会议和乌克兰和平峰会。

尽管哈里斯没有拜登那样的跨大西洋记录，但连续三年出席慕尼黑会议，她在欧洲这一重要场合作为美国的“安抚者”发出了所有预期的信号。

她在2022年2月的慕尼黑演讲中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和“铁的”，并强调北约的第五条自卫条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2023年，她再次在慕尼黑发表了类似的关于北约的讲话，但对俄罗斯的言辞更为强硬，并表示拜登政府已认定俄罗斯在战争中犯下了反人类罪。

在一场结束拜登总统竞选活动的辩论前两周，哈里斯在瑞士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上代表拜登，呼吁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克里姆林宫对哈里斯的总统竞选活动目前保持沉默，总统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提到哈里斯的“不友好言论”，但表示俄罗斯尚无法正式评估她的候选资格。俄罗斯国家媒体则立即开始攻击民主党的新旗手。莫斯科国立大学全球政治学院院长安德烈·西多罗夫（Andrei Sidorov）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每周谈话节目中说：“拥有核按钮的卡马拉比拿着手榴弹的猴子更糟糕。”

如果哈里斯在11月获胜，她可能会继承以色列-哈马斯加沙战争这一最受瞩目的外交危机之一。副总统在以色列和战争问题上的记录正受到密切审查，以寻找其政策与拜登是否有连续性或分歧的迹象。

与拜登相比，哈里斯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上的经历相对较少。但仔细阅读哈里斯的投票记录和公开讲话可以看出，她不太可能在美国对加沙战争或更广泛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立场上做出重大改变。

2023年6月，哈里斯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独立日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承诺，并提到她在参议院支持对该国的安全援助投票记录。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来，哈里斯基本遵循拜登政府的政策，肯定以色列的自卫权，同时逐步增加对以色列军事行动无情性质的批评，推动达成一项包括释放人质在内的停火协议。

尽管她的政策可能会延续现有政策，但她可能会采用不同的语调。前国务院以色列-巴勒斯坦谈判特别代表弗兰克·洛温斯坦（Frank Lowenstein）认为，哈里斯可能会更加强调和同情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痛苦。在与穆斯林社区领袖的会晤中，哈里斯对他们关于战争对加沙人民影响的报告表示感动，并在会后询问更多关于人道主义状况的报告。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会面后，她重申了拜登政府的立场，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也表示行动方式同样重要。

2022年，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美非领导人峰会上，拜登承诺次年访问非洲，但最终未能成行。拜登政府试图通过组织美非领导人峰会并定期派遣内阁部长访问非洲与特朗普政府区分开来。哈里斯是访问非洲大陆的最高级别政府官员，去年访问了加纳、坦桑尼亚和赞比亚。

前任和现任政府官员表示，哈里斯政府可能会采取与拜登政府类似的对非政策：保持内阁级别的访问频率，在民主和法治方面大声疾呼，并在地缘政治影响力上与俄罗斯和中国竞争。

然而，哈里斯政府可能会面临艰巨的挑战，即如何让非洲领导人和民众相信美国对美非合作和民主的承诺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些批评人士认为，拜登政府在非洲推进民主的言辞是空洞的。

尽管如此，哈里斯政府在美非关系方面仍有一些积极因素。拜登政府强调扩大商业和基础设施联系，已经促成了142亿美元的新双向贸易和投资，美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在全球新冠疫情后的急剧下降后也再次上升。

移民政策是哈里斯作为副总统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使得预测她的潜在策略变得相对容易。

共和党称哈里斯为拜登政府的“边境沙皇”，并批评她未能“解决边境问题”。但移民专家强调，她的任务范围远不止于此，实际上，哈里斯负责的是与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三国的接触，帮助解决导致移民的根本原因，如经济困境、暴力和政治压迫。

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哈里斯宣布了超过52亿美元的私营部门承诺，包括Meta、萨尔瓦多第二大银行Banco Cuscatlan和Target等公司和组织。

哈里斯在2021年访问危地马拉时，明确警告潜在移民：“我想对这个地区考虑前往美国-墨西哥边境的民众说清楚：不要来，不要来。”这一声明遭到一些进步人士和移民倡导团体的批评。

拜登政府对南部边境的更广泛政策为哈里斯的潜在策略提供了一个窗口。拜登签署的一项有争议的行政命令导致非法越境人数下降到三年最低点，该命令在高水平越境时阻止移民寻求庇护。该命令遭到倡导团体的谴责，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称其“是拜登总统实施的最严格的边境政策，类似于2018年特朗普政府的努力。”

哈里斯作为加利福尼亚人、前总检察长和移民子女的背景塑造了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将在她当选总统后继续影响她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