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奠基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乐黛云教授于今晨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乐黛云，1931年出生于贵州贵阳，1948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2年留校任教，系中国语言文学系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教授，并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CCLA）会长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副主席。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跨文化之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比较文学与中国 — 乐黛云海外讲演录》（英文版）等。
乐黛云不仅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培养出了王达敏、程巍、王宇根、张辉、宋伟杰、陈戎女、张旭春、张沛等一大批目前活跃在国内外学术界的知名学者专家。
她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也是1972年北京大学恢复招收留学生后，第一批教授留学生“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师。
乐黛云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经历过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也经历过知识分子颠沛流离的黑暗时光。在《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乐黛云回忆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和求学经历，以及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遭遇一系列的坎坷曲折——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又回到教学岗位。
五十岁的她，在一般人以为“人到中年万事休”的时候，选择了重新开始。此后，她重新焕发学术活力，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开拓中披荆斩棘，取得了斐然成就：因为她，北京大学有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机构；中国有了自己的比较文学学会；全国各高校有了一个又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培养点；中国学者开始走向世界，并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中担任要职；而中国比较文学也成为整个人文研究中一个异常活跃和重要的学科。
1985年，乐黛云与季羡林先生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
她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学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钱理群的老师，被称为“北大的国宝”。她还曾与季羡林、钱钟书共事，季羡林用“奇女子”来形容她，“她依然是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仍然是大刀阔斧，决不忸忸怩怩，决不搞小动作……一领青衿，十年板凳冷，一待就是一生。”
1957年，春节合影（右起: 汤一介、汤用彤、汤丹、乐黛云、汤用彤夫人张敬平、汤一介弟弟汤一玄；左起：萧萐父、杨祖陶、肖静宁、杨辛）
她的丈夫是举足轻重的哲学家汤一介，她的公公是一代学术大师汤用彤。乐黛云与丈夫汤一介先生携手于未名湖畔，一个浪漫天真，一个儒雅质朴，他们将一生献于学术，成为中国文坛上一对不可多得的国学伉俪，却谦逊自持，自誉为“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
汤一介，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2014年9月9日去世。父亲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哲学史大家，早年留学哈佛，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并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汤一介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儒藏》项目首席专家。汤一介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哲学的深度发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当代思想的融会创新作出了突出贡献。
这样一位“奇女子”，有着怎样传奇的一生呢？
在《四院.沙滩.未名湖：60年北大生涯（1948—2008）》一书中，乐黛云教授对自己60年的北大生涯做了追忆。
童年、家乡与文学梦
乐黛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祖父是贵阳山城颇有名气的富绅兼文化人，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英文系的旁听生，母亲是当年贵阳女子师范学校的校花。
父母都是新派人，所以4岁就把乐黛云送进天主堂，跟一位意大利修女学习钢琴。
全面抗战爆发那年，乐黛云刚满6岁。
大约1939年末，贵阳也受到战乱威胁，下达了学校疏散的命令。
乐黛云父亲所在的贵阳一中奉命迁到离市区40余里的农村——乌当。父亲租了一座农民储粮的仓库，一家四口(除了乐黛云，还有2岁的弟弟)就在谷仓里住了3年。
尽管外面兵荒马乱，但那时候的乐黛云还可以沉浸在父亲所极力营造的一片温情之中——一家人常常去小山顶上野餐，欣赏夕阳。
图 | 乐黛云与父亲在一起
住家附近没有小学，父母就亲自教乐黛云念书。父亲教英语、算术，母亲教语文。母亲嫌当时的小学课本过于枯燥无味，就挑一些浅显的文言文和好懂的散曲教她阅读和背诵。
1941年，乐黛云10岁那年，父亲因接近进步学生而被解聘，失了业。
一家人凄凄凉凉地回到贵阳，真是过了一段非常穷困的日子。乐黛云常陪母亲到贵阳专门收破烂的金沙坡去卖东西，家里几乎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很颓丧，母亲和乐黛云却更加坚定了奋发图强、将来要出人头地的决心。
生活的转机有时来得好奇怪，父亲偶然碰到了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同学，他正在为刚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招兵买马，父亲当即被聘为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于是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
乐黛云快乐地在花溪度过了我的初中时代。母亲也在乐黛云就读的贵阳女中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一家人在花溪的生活又恢复到过去的情调：在小溪边野餐、看日落、爬山、做点心、赶集。
乐黛云在贵阳女中念完了三年初中。初中一毕业，她就考上了贵州唯一的国立中学——国立第十四中学，可惜她在十四中的时间并不长，高二那年，抗战胜利，十四中迁回南京，乐黛云则仍然留在贵阳，进了贵州中学。
高中三年，乐黛云被文艺所深深地吸引。美国的“文艺哀情巨片”使她如痴如醉。她宁可摸黑走路回家，也要在星期六下午赶场看两三部美国电影。
每个星期六，乐黛云一定会参加唱片音乐会，听著名音乐史家萧家驹先生介绍古典西洋音乐，然后系统地欣赏从巴赫、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到德彪西、肖斯塔科维奇的乐曲。
在这一时期，乐黛云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来看外国小说，中文的、英文的，真是无所不看。她还喜欢写散文、念故事，国文课上，总是得到老师热情的夸奖。就这样，乐黛云走上了她的文学之路。
图 | 乐黛云与汤一介结婚照
北大、革命与爱情
1948年，乐黛云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那时局势还很动荡，因为家在贵阳，父亲不想让她北上读书。
但是，她对北京大学十分向往，向往去进步的、革命的北京大学，不愿意去中央大学。母亲默许她北上，因此她途经武汉时便私自改道北上，一路奔波，终于到达了她日思夜想的北大。
其实乐黛云原本投考的所有大学，报的都是英文系，但是北大把她录进了中文系。后来听说是因为沈从文先生颇喜欢乐黛云那篇入学考试的作文。
在北大，乐黛云最喜欢的课便是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兼写作)以及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选。
沈从文用作范本的都是他自己喜欢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从来不用别人选定的课本。他要求学生每两周交一篇作文，长短不拘，主题则有时是“一朵小花”，有时是“一阵微雨”，有时是“一片浮云”。乐黛云班上有27个人，沈从文从来都是一字一句亲自改他们学生的文章。乐黛云最盼望的是两三周一次的作文评讲课，要是得到了先生的夸奖，那可真像过节一样，好多天都难以忘怀。
在乐黛云记忆里，废名先生的课则与沈从文风格截然不同，他不大在意学生是在听还是不在听，也不管他们听得懂或听不懂。他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他时而眉飞色舞，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凝视窗外，时而哈哈大笑。上他的课，乐黛云总喜欢坐在第一排，盯着他那“古奇”的面容，想起他的“邮筒诗”(出自废名诗作《街头》)，想起他的“有身外之海”(出自废名诗作《十二月十九夜》)。于是，自己也失落在遐想之中。
那时的乐黛云怀着一腔热血，加入了北平城内的地下党。每天深夜，革命工人在北大印刷厂加班印制秘密文件和传单，她和同学就负责校对，有时在印刷厂，有时在月光下。我印象最深的是校对一本小册子《大江流日夜》，扉页上醒目地写着：“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
图 | 乐黛云一家四口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地进入北平城，全校出动，到大街上迎接解放军。生活自此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也是在这一年，乐黛云认识了汤一介。两人经常一起去农村义务劳动。有一次刚好是春夏之交，太阳暖融融的，嫩绿的小草很美、很香，乐黛云当时穿一条工裤，前面有一个大口袋。汤一介摘了几棵小草放在她的口袋里。
图 |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1950年暑假，乐黛云参加了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从满洲里出国门，将近十天，火车一直穿行在莽莽苍苍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之中，贝加尔湖无边无际地延伸开去。
回国前两天，她突然被问及是否愿意留在苏联的中国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待遇相当优厚，还有机会到莫斯科大学留学。乐黛云对此一口回绝，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后来，她得知汤一介那时每天都惴惴不安，怕她留在苏联不回去。
1950年，乐黛云（右二）在布拉格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上
1952年，从北大毕业后，乐黛云留校工作，担任中文系首任系秘书，协助系主任工作，同时自己也开展一些学术研究，并选定现代文学作为研究方向，她发表的长文《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轮廓》在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文艺杂志《文艺学习》上多期连载。随后，她开始登上讲台，教授大学四年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同年，乐黛云与后来的哲学系大家汤一介教授在燕园喜结连理，乐黛云自诩她与汤先生是“未名湖畔同行的两只小鸟”，在60多年的相伴岁月中，汤先生温文儒雅，乐先生昂扬豪爽，两种性格互补成趣，伉俪情深，携手汇聚成了一片蔚然大观的人文之海。
1952年后的近20年，历史的浪潮让乐黛云历经沧桑，数次的下放劳动里，她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
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她另一层精神支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她将“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的豁达精神作为生活准则，每天赶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有条件时便拿个小字典，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大自然的力量和阳光信念帮助她度过了那些困难于索解的痛苦年代。
1972年年底，她和家人终于再次回到北大，因为在下放劳动中工作做得不错，也没有情绪低落、怨天尤人，获得“打砖能手”“插稻先锋”的光荣称号，回校后，她终于能够重返讲坛。
1969年，乐黛云、汤一介与女儿汤丹、儿子汤双合影
报考大学时，她倾心英文学习，却误打误撞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大学期间，收获难得的外交官工作机会，但她追崇学问，最终回归燕园；在最艰难动荡的岁月里，她怀抱乐观、随遇而安，时刻积蓄着做学问的力量。虽然她从小喜欢西方文学，大学报考学习英文专业，放弃从事外交工作的机会。与“向外看、向外走”的机会几经擦肩，冥冥之中，似乎有另一个声音和使命在呼唤和等待着她……
不解之缘 水到渠成
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招收了一些留学生，开始时是朝鲜和非洲学生，后来，欧美学生逐渐多起来。乐黛云从1976年开始承担这批留学生（朝鲜学员班、欧美学员班）中国现代文学课的教学工作，没想到对留学生班的三年教学生涯全然改变了她后半生的生活和学术道路。
乐黛云在后来的自传和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教学经历：“我不是一个相信命运的人，但人的一生确实充满了偶然。……当时，大家都不大愿意给留学生上课。第一，谁都没有这样的经验，和外国人相处，会有很多麻烦，如果他们提些怪问题，怎么办？弄不好，就会被扣上‘里通外国’之类的罪名；第二，外国人完全没有接触过中国文学，怎么讲都行，体现不出什么学术水平，今后升级、提职称之类，也占不了什么分量；第三，教学内容也很难安排，按老的一套讲，学生不会爱听，讲点新东西，又怕出错误。因此，大家都不太愿意去。我因为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只好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开始教一个留学生班的现代文学。我的留学生，有12个国家的留学生，包括北欧的一些国家，像丹麦的，班里有二十余人，主要是欧美学生，也有从澳大利亚和日本来的。他们也把我跟他们讲的东西，带到他们国家去了，而且认为我讲的东西很有意义。”
1979年，乐黛云和欧美留学生
为了给外国学生讲好这门课，乐黛云努力突破当时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僵化模式，为他们讲茅盾、巴金的作品，吸引留学生们认真听课。她也是北京大学第一个在“文革”后敢于讲徐志摩、艾青、李金发等“资产阶级”作家。她说：“那时，我的留学生不会去打‘小报告’，也不会苛求我有什么‘正确的政治观点’，我可以比较自由地讲述我对这些作家的看法。为了让我的学生较深地理解作品，我不得不进一步去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它在中国传播的情形。这一在学术界多年未曾被研究的问题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开始系统研究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在中国如何被借鉴和吸收，又如何被误解和发生变形。"
这段经历，成为她开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颗种子。
1981年后，乐黛云在教授留学生中国现代文学过程中积累的研究成果逐渐发表，她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刊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纵横捭阖地论述了鲁迅、茅盾、郭沫若三位文学巨匠与尼采的关系。同时还编译了《国外鲁迅研究论集》，这部论集对国内的鲁迅研究起到了开阔视野、促进发展的作用。她的这些研究工作引起了一些同行的关注，特别是留学生班上的美国学生舒衡哲，她当时已是很有成就的美国年轻历史学家，对尼采在中国的影响颇感兴趣。她与乐黛云教学相长、师生互鉴，在一起交谈了许多学术思考，也在生活中成为很亲密的朋友。舒衡哲回国后，在美国波斯顿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教书，成为非常著名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学者。
乐黛云后来回忆：“我想很可能是由于她（舒衡哲）的提及，哈佛-燕京学社的负责人才会在1981年5月到北京大学来和我见面，很快，哈佛-燕京学社为我提供了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一年的机会。从此，我的生活又有了一个新转折。"
1988年，乐黛云与美国友人卡洛琳（中）、舒衡哲（右一）在波士顿
1981年8月，乐黛云应邀前往哈佛大学访学一年，随后又到伯克利大学任客座研究员两年。飞越重洋的她感受着文化冲击，更感知到时代潮流前进的迫切：“中国需要重新了解西方、了解世界，东西两大系统的文化需要互相认识、互相关照，而后文化争端才可以开启全面的交流和处理。"
在此期间，乐黛云对比较文学学科着迷至深，她借阅了大量这方面的书，又把所有积蓄都买了比较文学书籍，并决定将她的后半生贡献给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事业。
在伯克利温暖灿烂的两年里，乐黛云先后出版了两本英文著作，一本是袒露她所经历的“风暴”时期真实经历与心境的回忆录《To the Storm》（《面向风暴》）；一本是学术专著《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
后来《To the Storm》一书还被译成德文版《当百花应该齐放的时候》，并获得当年美国西部最高的“湾区最佳书籍奖”。多年后，这本书还引起日本著名汉学家、东京大学教授丸山升先生的兴趣，在丸山升先生的支持下，丸山松子和乐黛云原任教的留学生班学生——横滨大学的白水纪子合作将此书译成日文出版。著名的国际友人，三十年代起就在中国工作的约翰·谢伟思在该书序中说：
“这本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远不是一系列事件的记录，她（乐黛云）的叙述真诚而敏感，在她看来，错误并不都在一面，而是由于许多个人无能为力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的机缘所造成。"
乐黛云自认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真实。后来，这本书被很多大学选作讲授中国现代史的补充材料，乐黛云还常常收到国外学生和她讨论一些有关问题的远方来信。这本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她与大量留学生学子交流的一个重要“桥梁”。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交流在时光流逝中逐渐发酵出思想碰撞的魅力，衍生出相互理解的关怀与客观认识，这应就是文化交流的力量所在。
《To the Storm》（《面向风暴》）一书封面
既开风气也为师
1984年，在美交流期限将满，乐黛云面临是否回国的抉择。回国前夕，她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美国好友劝她留下，担心她回国的境遇。这时，留学生班的学生，乐黛云最好的朋友——舒衡哲给了她最直率的劝告：
“如果你留下，你也可以随便写写，成为一个挺有趣的老太太，儿女大学毕业后，会在美国找到工作，你的生活会过得蛮舒服，可是，你的学术研究，完了。
乐黛云后来每每感念起舒衡哲对她的劝告，认为她总是能在生命最重要的转折点，给她朝正确方向的关键推动力。舒衡哲后来评价她：
“乐黛云坚强，Determined（决然）。她总是说，往前走，不要向后看，这是她对自己的要求。历史的回忆当然重要。但她不会陷在其中，她身上有一股向前的力量。我觉得她是‘左派’，这不是政治上的指涉，而是一种坚定。哪怕后来她的学生都有些颓废的转折时期，她依然对国家怀有信心。你说那是信仰吗？很难这么定义，我更愿意说是忠诚于她内心的理想。这种理想主义敦促她一直保持行动。
两人之间“真诚为友，相互支持”的真挚友谊成为中美两国文化交流浪潮中美丽的一朵“浪花”。
2009年，舒衡哲和乐黛云教授
回国后，乐黛云继续钻研比较文学,她坚定地认同鲁迅先生对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看法，就是必须在与世界文学的众多联系和比较中，才能找到发展中国新文学的途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成为她的内心使命。可当时，比较文学学科被人“看不起”，有人说她“中国文学不通，外国文学半拉子，所以搞比较文学”。乐黛云却有着一贯的热情和坚定，恰在此时，深圳大学向她伸出橄榄枝。
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大学成立。乐黛云在这里承担着“马前卒”的工作，将学者们团结在比较文学周围，她笑言自己是“拉大旗作虎皮”。学会组建第一届比较文学讲习班时，有200多名青年教师参与，后来，他们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黄埔一期”。
1985年，乐老师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言
不久后，国家正式批准设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乐黛云担任所长。她下定决心要做出实绩，竭尽所能“为中国培养人才”，心无旁骛投身教学，在北京大学开设“比较文学原理”“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分析”等课程，她的课堂令学生们感到耳目一新。在北大讲台上，她旁征博引激情昂扬，举止优雅又不失豪放，声音柔婉又不失力量，以文学魅力和个人魅力吸引着莘莘学子。一次，因为听课的学生太多，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她不得不把课堂搬到可以容纳更多人的大礼堂。
她全身心投入工作，学术专著也随之诞生。1987年，乐黛云的《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季羡林亲自作序，并赞叹“如入宝山，不知道捡哪一块为好”。在乐黛云主持下，短短几年间，中国比较文学相关专著便出版数百部，在国内比较文学研究沉寂多年后，她开风气之先，成为这一领域的拓荒者。硕士点创立，博士点创立，中国比较文学的星星之火逐渐燎原。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乐黛云置身于人群之中，素衣短发，笑容温和。她自信发声，讲述着中国文学的美好。
在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中，学者们公认乐黛云“既开风气也为师”，而她认为自己只是个“鸣锣开道，打扫场地”的角色。从不提当年为开创学科而做的诸般繁难辛劳的工作，她说：“不说这些。一个学科的发展，一项事业的发展，比起个人的得失来，不知道要重要多少倍。"
2011年6月，乐黛云在家乡贵州
从青丝到白发，未名湖见证了她的坚韧与奉献。
2022年，乐黛云老师发表她的90岁感言：“我很庆幸选择了北大，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选择了文学研究作为我的终身事业。我从小就立志从事文学工作，最大的愿望是把美好的中国文学带到世界各地，让各国人民都能欣赏到优美的中国文化，进而了解中国。我努力做着，虽然做得还不够好，但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乐黛云著
2021年由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出版的《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一书的后记有这样一篇文章，由乐黛云与丈夫汤一介所写。
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在北京大学燕园，人们常常看到，黄昏时分，有两位老人绕着未名湖漫步同行。他们绕着这个“有名”的湖不知有多少圈了，还会再绕着同行，也许十年，也许更长的时间。
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他们绕着这个湖一圈又一圈，从青年到中年，又从中年到老年。这湖，这湖边的花树，湖边的石头，湖边的靠背椅，湖边树丛中的鸟，一一都引起他们的回忆：他们在湖上无忧无虑地溜着冰；他们刚会走路的小女儿跟着年轻的父亲走在小径上，留下一张有着他们背影的照片；他们看着儿子在冰球场上横冲直撞；他们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年老的汤用彤先生绕湖观赏春天的美景；他们也常倾听着由湖边音响中播放的中外古典音乐，悠然神往。春天，他们找寻湖边的二月兰；秋天，他们欣赏湖岸不知名的黄花。他们绕湖同行，常常也会触景生情：湖的这边曾有他们的学生跳水自尽；湖的那边埋葬着他们所钟爱的一个学生的骨灰；湖边的小桥是他们两人中的一个被隔离审查时离别的分手处；湖畔的水塔边，他们曾看到两位老教授背着大黑铁锅，游街示众，脖子上划出深深的血痕……
绕湖同行，是不尽的回忆，也是当下的生活。他们边散步，边辩论应如何解释“有物混成”，探讨多种文明共存是否可能；他们议论理查·罗蒂在上海的演讲，也回忆与杜维明和安乐哲在湖滨的漫谈；他们还常共同吟味《桃花扇》中一曲《哀江南》所写的“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他们多次设计着如何改变当前忙乱的生活，但生活依然忙乱如旧；他们常说应去密云观赏红叶，但红叶早已凋零，他们仍未成行。他们刚把《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编好，又计划着为青年们写一本新书，汇集自己人生经验的肺腑之言。他们中的一个正在为顺利开展的《儒藏》编纂工作不必要地忧心忡忡；另一个却对屡经催逼，仍不能按期交出的书稿而处之泰然。这出自他们不同的性格，但他们就是这样同行了半个世纪，这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也是他们的未来。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却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
汤一介 乐黛云
2014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