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徐泓
燕东园桥西大草坪东边的两个角上，各有一棵参天的白杨树，树干粗壮，树冠浓密。春天杨树开花，洒满一地“毛毛虫”； 夏天阵风吹过，肥厚的叶子哗哗作响，好像在拍手鼓掌；深秋 落叶萧萧，正是小孩子们玩“拔根儿”的好时候。
我在几篇燕东园二代的回忆文章中都发现，大家对这两棵大杨树印象深刻。其中一篇文章，张企明《我记忆中的燕东园》中写道：“那时只有几棵加拿大杨。等到了我们搬进去时，白杨已经有近十丈高了……白杨参天，绿茵匝地。”另一篇孙才先《燕东园：我们童年的乐园》里也写道：“角上有两棵高大的杨树，高高的树杈上还有喜鹊巢。”
1953年暑假的一天，我正蹲在树下阴凉处，拿个小铲子挖土，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双小皮鞋，抬头一看，一个小女孩问：“你在干什么呢？”
她圆圆的脸，笑眯眯。我说：“我要种树。”然后反问她：“你是哪家的啊？”
她伸手一指紧靠我家的41号，说：“就是这家！刚搬来的。”
我们拉拉手，彼此认识了。她叫何三雅。9月里，北大附小开学，我俩在同一个班，一起成为一年级小学生。
何三雅的父亲何其芳，既不来自老北大，也不来自清华，他们家是燕东园里唯一一家从颐和园东边的中央马列主义学院搬来的。他也不属于北大哪个系，他是受命来筹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的。两年后，这个所归属中国科学院，改称中科院文学研究所。何伯伯原任副所长，1958年所长郑振铎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后，何伯伯继任所长。
三雅的母亲叫牟决鸣，我上了二年级以后，才认识并念出了这个“牟”字，很奇怪还有这么一个姓。何伯母短发中分，肤色白皙，爱穿列宁装。三雅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在41号院子里，一楼阳台前有一片草坪，楼房的南北两边各有一棵大杏树，枝干粗壮，树冠呈圆形，树皮灰褐，先开花，后长叶，再结果。她家院子里的杏树让我知道了杏花有变色的特点，含苞待放时，朵朵粉红，随着花瓣的伸展，色彩渐渐由浓转淡，到谢落时，一片雪白。靠近她家院子东墙还有几棵山樱桃树，也是先开花，后长叶，再结果。春天这个院子煞是好看，杏花灿如朝霞，樱桃花繁星点点。待夏天杏子和樱桃熟了的时候，院子里人气大旺，几拨男孩子、女孩子轮番进来各取所爱，打杏子、摘樱桃。
三雅说，上面这张照片就是在樱桃树前照的。那时她家刚搬进燕东园不久。
我小时候放学后常去三雅家，两人一起做作业。跨进41号后院的月亮门，上台阶穿过厨房向左拐，就到了三雅住的房间，我们坐在窗下小桌旁，摊开本子写作业。我喜欢到三雅家做作业，还有个企图心：她家的里屋有一个大书报架，上边摆满了各种期刊、报纸，像个小图书馆，我被架子上的《北京文艺》《外国文学》《民间文学》等期刊吸引，取下就看得爱不释手，三雅让我拿回家看，我总是很小心地把杂志揣在怀里，或者塞进书包，看完马上还回来。
三雅这样说过：“我们的家，与其说是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的场所，还不如说是一个大书库，我们兄弟姐妹注定了在书柜之中诞生，在书柜之中成长。我爸不无自豪地写道：‘喜看图书陈四壁，早知粪土古诸侯。’但我们的感受很不一样。我们多么羡慕我们的同学、邻居家，我们觉得一个温馨的家应该是充满阳光，窗明几净。而在我们家里，从地板堆向天花板的书柜，使我们有一种拥挤、局促感，空气中总弥漫着某种令人不快的、旧书的气味。”
何其芳伯伯的藏书室名叫“无计为欢室”。他一生藏书颇丰，主要有三大类：古籍、中文平装书、外文图书，约九千多种，三万五千余册。何伯伯1977年7月因病去世，何伯母1978年就“遵照他的遗愿，将全部藏书赠给了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学校图书馆专门辟“何其芳古籍阅览室”，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古籍图书还编有《何其芳古籍藏书目录》。
当年很难见到何其芳伯伯，匆匆几面，他留给我的印象和园子里其他伯伯很不一样，他衣着简朴，待人随和，笑口常开，讲话语速快，走路步子快。居家的时候，何伯伯又是一副可爱的模样。我们的记忆里都有这样一个场景：晚饭时分，何伯伯穿个大背心，手里拿个大蒲扇，迈着八字脚，操着一口四川乡音，满桥西去喊疯玩的孩子们回家吃饭。但从来没听他喊过三雅。为什么？这次我向三雅提出了这个疑问，她解释说：“当年一放学我就扎到桥东冯至伯伯家，和冯姚明玩去了。每天都是我家的保姆站在桥头上向桥东喊我：‘大姐，回家吃饭了！’我家兄弟姐妹彼此都直呼名字，保姆看不过去，坚持称呼我‘大姐’。”
说起吃饭，三雅回忆：“我爸是美食家，讲究吃，也会做，所以他长得胖。每次阿姨请假，做饭的活儿就归我爸了。”何伯伯做得一手好川菜：米粉肉、麻婆豆腐、鱼香肉丝等等。做米粉肉要费些工夫，米粉都是何伯伯将家乡寄来的“阴米”（将糯米蒸熟后阴干而成）一一捣碎，上锅一蒸就是一盆。他和孩子们的谈话也主要在饭桌上。“我爸从来没有家长的权威，特别爱和我们说话，还挺幽默，我们也没大没小的，说他‘贫’，是个话痨。但话题很有趣。我记得有一次他问我们，挺好的‘挺’字是形容词的什么级别？非常好？很好？比较好？大家讨论了好半天。”
在三雅的记忆中，她家住燕东园的时候，父亲的工作特别忙：“除了喊我们吃晚饭，别的时候真没工夫理我们。他好像整天都在开会、办公，不少会就在家里开。直到晚饭后，他才拥有个人的时间，当家里的人安静下来，他才能坐在台灯前全神贯注地从事自己的文艺理论研究，阅读大量书籍文献，常常要伏案工作到次日拂晓，每天最多睡四五个小时。”
一幅褐色灯芯绒的帘子，把何家的大客厅分割成两半，所里的年轻人围坐在这里，读书、讨论、写文章，何伯伯为他们一一修改。据当年一位参加讨论的年轻人曹道衡回忆，这里还开过更重要的会议：1956年上半年，文学所古代组的成员“每星期一下午，就到燕东园何其芳先生家中开讨论会。每次讨论会， 游（国恩）先生、余（冠英）先生和范宁、陈友琴、胡念贻等先生也都出席。会上对《诗经》中每一首诗的篇义和辞句，都进行讨论”。
我详细翻阅了何其芳伯伯的材料，希望找出他与燕东园其他伯伯的形象和风格不同的原因。原来，他是我党“三八式”老干部，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投奔延安参加革命。何其芳伯伯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一位才子，写得一手唯美派新诗，很快即以青年诗人声名鹊起，又凭散文集《画梦录》获《大公报》文艺奖。1938年8月，他与沙汀4 、卞之琳5 一道，穿过重重封锁线来到延安，落脚在鲁迅艺术学院教书，同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4月，他跟随贺龙将军过黄河到晋西北和冀中敌后接受战火的洗礼。回到延安之后，他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1942年，他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1944年至1947年，他先后两次被派往重庆做思想文化和统一战线工作。何其芳伯伯曾有一个机会留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但他不愿意从政，还是愿意搞文学、搞创作，于是调至中央马列主义学院（现中共中央党校）任教，后奉命组建和领导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我也同时查到了何伯母牟决鸣的资料，原来，她与何伯伯有共同的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经历，只不过她进鲁迅艺术学院时是一名来自浙江的女学生。她也是1938年入党的，1939年与何伯伯相识。那时，何其芳是文学系主任，牟决鸣是文学系第三期的学员。三年后的7月，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与牟决鸣、周立波与林蓝两对新人，同时在窑洞举行婚礼，传为佳话。何伯母婚后 一直跟随丈夫工作，在燕东园41号住的时候，何伯伯筹建、主持文学所，她就在文学所资料室上班，每天晨起暮归，回家还要打理家务，照顾丈夫和孩子。
1953年至1958年，何伯伯家在燕东园41号住了五年。我注意到，这可是思想文艺战线大折腾的五年：先是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然后批判胡适文学史观，接着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 主义，很快反右运动又席卷而来。何伯伯主持的文学所，在哪一项运动中不是首当其冲？何况，他自己也曾冒着政治风险提出一些与主流不同的见解。粗知了以上背景，我已经能够多少推测到，何伯伯那时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为什么工作如此紧张与忙碌。
我在翻查资料时，看到何伯伯1958年针对《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发表的不同意见，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就在整个文艺界一片热闹和喧嚷的环境中，何伯伯却表现出冷静与清醒。1958年，他亲自到西安调研，考察民歌创作的实际情况，“也敏锐地认识到新民歌运动中的浮夸本质”，“回到北京，何其芳立即写了《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反思了自己对于新民歌运动的认识。没想到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许多责难、批评，但他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看法，而是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1959年1月至3月又撰写了两篇长文《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再谈诗歌形式问题》，邀请学者参加座谈会，希望能将对诗歌格律化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推向深入，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精神，在那个年代难能可贵。1987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为纪念何其芳逝世十周年，编选了怀念文集《衷心感谢他》。
三雅说：“我爸有颗赤子之心。在文学所里，大家都称呼他为其芳同志。他对专家学者、年轻研究人员、行政干部、秘书、司机，都很尊重，热情坦诚。在他去世十周年、三十周年所里为他开的纪念会上，与会者的发言令人感动，我听得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以至于最后该我致辞时竟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回忆何伯伯的往事，我和三雅还有如下一段谈话。
我问：“你爸早年就是著名诗人、散文家，他后来还搞文学创作吗？”
三雅说：“他到文学所以后，主要是研究革命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我们知道他不愿意放弃文学创作，他向往的是写诗、写小说。他热爱托尔斯泰，一直想写一部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自传体长篇作品，而且已经写了开头，收录在《何其芳全集》里。”
我也在一篇回忆何其芳的文章里看到，1956年夏天，他跟作家陈荒煤7 都因病住进了北京医院，何其芳先生跟对方谈起自己写长篇小说的设想，“最后，我们两个都还发了点‘牢骚’：为什么我们两个老是被分配到行政工作岗位上，不能搞一段时间的创作？”其实还有一个比“没时间”更致命的隐痛，那就是，政治情结决定了他不可避免地夹缝于文学与政治之间，渐次丧失了创作的主体性。何伯伯始终没有如愿写出大部头。
1958年秋天，文学所从北大迁址到建国门外，何伯伯家也随之搬到东城区西裱褙胡同51号。三雅和我们这些小伙伴依依惜别，转学到城里上六年级了。刚分开的那两年，我和三雅还有书信来往，交流近况，互道思念之情。1965年秋天，何三雅从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
很久以后，我们都不再年轻，一次老友聚会时，三雅告诉我：“我爸当年看了你写的信，说这个女孩子将来会写情书。”我不禁哈哈大笑，心想，亲爱的何伯伯，这一点您可看错了，我这辈子什么书信都写过，就是没有写过情书。
何其芳故居
2008年，北大附小再度扩建时，41号楼被划进校园，但没有拆除，而是按照与28号小楼同样的“名人故居”模式，保护外貌，内部经现代化改造为教师用房。只不过规格与28号小楼小有差别，只有故居碑匾，镌刻在一块石碑上，没有故人的胸像。41号楼被命名为“何其芳故居”，成为北大附小的又一处历史文化标志性建筑。
2017年，三雅重访燕东园，想回41号老家看看。北大附小西门的门卫拦住不准进去，几经说明是“何其芳先生的女儿”，才被疑疑惑惑地放行。我陪着三雅走到楼前，她上下左右打量，连连说“不认识了，和过去不一样了”。我对这栋小楼也只有陌生感，没有亲切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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