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杭人
以前有一本杭州老太太写的《山居杂忆》，接续《陶庵梦忆》的散文传统，将杭城往事、旧日民俗、本家传奇写得头头是道。本文主人公、98岁的张明辉也有着高超的记忆力，她对家中长辈的回忆如此清晰，而她所讲述的家族故事如此传奇。杭州和遥远的秘鲁利马，因此有了奇妙的关联。
杭州话里的“阿爹”，是祖父。结婚照上，张明辉的阿爹气宇轩昂，派头十足，丝毫看不出是难民和劳工出身。就是这个看似摩登的海外商人，在57岁那年毅然举家归国。
那时，他不是乡音无改，而是乡音已忘，故人不识。他竟然重新适应，重新扎根。这是何等的魄力。杭州人温润有礼，勤勉含蓄，但从不缺乏激荡时代的进取精神，从未忘怀铭刻于心的这方水土。
我是一位98岁的老人，侨居国外已40年，却日日回忆起过往在家乡杭州的一切。
我的余生恐怕不多了，现在努力写下一点一滴的回忆，为了记录我的家族过去的历史，为了怀念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
虽然在利马有了家小，但阿爹一直怀念着祖国、怀念着家乡
钱塘人管祖父叫阿爹。我的阿爹张广才，生于清朝咸丰初年，杭州西湖区周浦乡张家埭村人。当时，战乱中死了很多人。我阿爹的父母都被乱兵杀死，11岁的阿爹带着9岁的弟弟逃亡。后来，弟弟死了，阿爹被乱兵抓去，流落到广东。
阿爹22岁时，洋人来中国招募劳工，他因此漂洋过海到了南美洲的秘鲁，在首都利马城一位西班牙老板的手下干苦力。
十几年辛苦的劳作，阿爹努力学习经商和西班牙语，得到了老板的充分信任，并把亲生女儿许配与他。时年阿爹36岁，那位18岁的西班牙姑娘成了我的奶奶。
张敏辉阿爹与西班牙奶奶结婚照
阿爹那时已经有了很多自己的店铺，是很成功的商人。他和奶奶生了我爸爸和三个姑母。虽然在利马有了家小，但阿爹一直怀念着祖国、怀念着家乡，后来我奶奶去世了，他更坚定了叶落归根的念头。
阿爹57岁那年，几番周折，把事业让与别人，留了些股份以备后路。他带着四个孩子坐着大帆船，在太平洋上漂了三个月，受尽风浪之苦，终于回到了梦中念念不忘的杭城。
男人梳辫子，女人缠小脚，而阿爹已是西发、西装革履
那时，阿爹已经不会说杭州话了，也不会写中国字。他只会说粤语和西班牙语。
1908年，中国还是大清政府。阿爹去钱塘衙门，只能比着手势，用生硬、断续的杭州话交谈，交流很是困难。
张家埭村村长派出一位能说善道、略见过世面的中年人张广利，到杭城和阿爹见面。不知他们当时如何说得明白，总之，他们知道了彼此原是平辈的堂兄弟。
张广利帮阿爹在杭州找了房子，阿爹安置了一家大小后，再由广利陪去张家埭，见族中叔侄等，并在泗乡置产，陆续买了很多田地。
大清年间，男人梳辫子，女人缠小脚。而阿爹已是西发、西装革履，他和四位英俊的少男少女一出现在杭州城和周浦，都引起一阵阵轰动。
阿爹40多岁丧偶，回国时亦只是57岁，好些乡亲要为他说媒，但他都婉拒了，终其一生都未再娶。我想一定是他始终忘不了深爱着的妻子吧！
虽然很早远离本土，但稀奇的是，阿爹回来一年，就融入了中国的传统习俗，家中挂起了族谱和祖先的牌位。或许，这就是文化的归根。
一封信来往杭州和利马需半年，阿爹实在是鞭长莫及
我的爸爸张明福，出生并生长在秘鲁利马。他天性温顺，不识中文，回国多年后能说简单的杭州话，在家中始终充当“安乐王”。
阿爹在杭州立足后，按本地习俗为儿子安排婚事，竟让他娶了一位小脚新娘，就是我的大娘。次年大娘生下了大姐静英后，我爸爸向阿爹要求去秘鲁经营商务。阿爹起初不允，但经不住一再纠缠，才准许我爸爸去一年，并要求一定要回来。
张敏辉父亲张明福
谁知我爸爸一出“牢笼”，再也不想回来了。大娘怎受得了如此冷落，常向公公讨要丈夫，哭闹不休，阿爹为此闹心。当时信件寄送非常缓慢，一封信来往杭州和利马需半年，阿爹实在是鞭长莫及。
后来，爸爸经不起家人的频频催促和在利马的亲朋好友劝告，终于回国。回国那年，他离家时的小婴儿——大姐静英，已经8岁了。
我懂事后就问他，秘鲁的生活是如何过的。爸爸就会眉飞色舞地告诉我，利马的白天很长，要到晚上10点后才天黑下来，他们青年男女晚餐后都去广场，尽情地跳拉丁舞、唱歌，音乐不断，难怪他乐而忘返。
说到这，他会四面张望一下，只要妈妈不在，他就会挥着手帕轻快地跳舞给我看，嘴里还唱着卷舌的歌。
爸爸常跳舞跳到忘我的境界。我当时看过许多小说，已稍了解感情的事，所以对爸爸十分同情。往后他对我特别亲近，心中认为我和他是一队的。
当时在周浦，只要提起“明福大嫂”，那是无人不晓的
大概是1922年，大姐的妈妈又生了二哥崇光。孩子满月后，产妇却因产褥热病故。抚养婴儿需要母亲，阿爹急于为我二哥找一个新妈妈。
就在此时，我的妈妈韩英出现了。
那年，我妈妈十九岁，肤白如玉，长相富态。阿爹观察她很久，觉得满意，就让人去提亲。这时我爸爸虽然已经三十四岁，但长得俊美，看上去还很年轻。
张敏辉母亲韩英
当时我的外婆刚于半年前去世，加上外公也早逝，家中没有长辈，妈妈可以自己做主。张家来提亲，她就答应了。虽然要去做两个孩子的继母，自己又那么年轻，但她知道阿爹乐善好施，也知道爸爸是个老实人，嫁过来不会吃苦的。
婚后，妈妈善于理家，待二哥视如己出。二哥在襁褓中就由她带大，我小时候甚至感觉不出他是我的异母兄长。
爸爸说杭州话还勉强可以，但不太认识汉字。我家有许多房产与田地，阿爹实在需要帮手，现在有了妈妈这个能干媳妇参与持家，真是如虎添翼。
阿爹去世后，整个家业都是妈妈在操持。当时在周浦，只要提起“明福大嫂”，那是无人不晓的。
外婆家离我家很近，外公早年是开牛奶厂的，也因此锻炼了妈妈的管理才能。
谁知我竟福至心灵，露出可爱的笑容，阿爹这下没法抗拒了
1926年，妈妈在杭城医院中生下了我。“不幸”是个女儿，怎么去向阿爹交代呢？阿爹和当时的人一样，认为女儿是赔钱货。
妈妈抱我回家时很低调，把我放在楼上偏远的房间里，免得阿爹听见哭声生气。妈妈按时上来给我喂奶和换尿布，我就整天乖乖地睡在床上，家中几乎感觉不到我的存在。
当我满三个月时，妈妈大胆地把我抱下楼来。我长得白白胖胖，面如满月，非常可爱。妈妈抱去给阿爹看，他也就敷衍地朝我瞄一下。谁知我竟福至心灵，朝他露出了可爱的笑容。
阿爹这下没法抗拒了。他抱了我，在厅堂里走来走去，口中喃喃自语：如果是男的有多好！
他走到挂字画的墙旁，发现我也在看，并且是从上往下看。他惊讶不已，直说这孩子长大一定喜欢念书。
从此，我的待遇就和以前迥然不同了。进入学龄，农村的女孩子几乎都不读书，而我入读了周浦中心小学。
张敏辉和大弟张崇真
6年后，我小学毕业。农村的同学几乎都不会再上中学了，因为他们的父母都认为会记账就已足够。眼见班上很优秀又写得一手好字的同学就此埋没，我觉得好可惜。
而我能步兄姐的后尘，去杭城升学，实属万幸。
住在杭州城里的姑母家，表姐陪我去报考了三所名校：省立女中，市立女中，私立弘道女中。
报名的人甚多，杭州市郊的学生，加上杭州城里的学生，都想进这几所学校。像我这种没有温习过一次的农村小孩，竟来空手混场子，实在有些自不量力。
可能年纪尚小，想不了那么多，我还是放胆去考了三次，也领略了大城市大学校的排场，连考生也有丰富的午餐。10人围坐一圆桌，因互相都不相识，只好很尴尬地吃着。
也许是我去过两次上海，世面见得多一些，又或者我天性外向，我先做自我介绍，打破了僵局。于是大家也自然地参与进来。虽然只有一天之缘，但也交换了一些名字地址。
可惜很快战争来了，不然说不定我们真能成为朋友呢！
战事变化不定，我们也不时变化着逃难路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家人心惶惶，各作打算，考生也不必再等放榜了。
那时我年少无知，还心中窃喜，无须上学，也不会有落榜的事发生，多好啊！
到9月底，战火由上海直逼杭州，局势越来越紧张。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会多长，范围会多广。和几家亲戚商议后，我们决定举家逃难至桐庐横村镇，那是一个江边码头，当地人都叫它横村埠。
当时阿爹已经去世，全家9口人，加上舅舅家和大姨家共7口人，16双眼睛都盯着妈妈。说实在，妈妈真能干，遇急事沉着冷静，难怪大家服她。
父母亲和大姐在上海
在横村埠待了20多天。一天下午，一架敌机飞过上空。大家惊慌万分，知道战争迫近了！房东带我们去深山里他的老家躲避，那里离横村埠有7.5公里。数十人向着深山进发，有的挑着担子，有的抬着箱子，也有的背着包裹，小孩们跟在后面走，真的是颠沛流离。
战事变化不定，我们也不时变化着逃难路线：杭州→桐庐→金华→南昌→九江→武昌→汉口→长沙→广州→香港→上海。到上海后，一家人稍事安定，我才有机会去读中学。
至于逃难路上的险状，试举一例。在金华上火车时，我家几个男子像冲锋陷阵一样上了车，占好位，把几个小孩从窗口硬拉上来，再把行李也从窗口接进来。以为上了车就没事了，然而人群不停涌入，到开车时车廂内已无半点空隙，甚至车顶也站满了人。经过大桥或隧道，会听到有人掉下车去的惨叫声，让人毛骨悚然。
要思想、家庭背景、学业各方面都符合条件，这样的女教师到哪里找啊
17岁时，我随家人回到杭州，就读省立女中。毕业后，我考入浙江大学中文系。没多久就迎来了抗战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为了补贴家用，同学介绍我去一位医生家里做家教。那个孩子不爱讲话，有点自闭。我讲些有趣的事，见他有些放松了，再引他说点有趣的事。
他一开始很不好意思，我鼓励他，他进步很快，和我有了互动，甚至有说有笑。我曾经讲王昭君、孟丽君给妈妈听，妈妈听了泪流不止。这个方式对这男孩也很有效，我选了适合他看的小说，讲给他听，经常让他听得入迷。
因战火停办的著名学校——杭州弘道女中复学了。有个附属的弘道小学，不少学生是达官子弟。他们的父母要求学校帮忙，成立一个特別班，在下课后学习英语。
这些孩子中，包括当时杭州市长周象贤的女儿，西泠饭店老板的儿子，总共近二十个学生。该校的训导主任李女士为了要找一位女老师，煞费苦心。要思想、家庭背景、学业各方面符合他们的条件，到哪里去找啊？不知是谁推荐了我，去面试，结果我就得到了这份工作。
张敏辉和丈夫孙兴华
上课时，我总是和颜悦色地教他们，他们也可以随时举手发问。每次我会留十分钟时间和他们交流，听他们介绍自己，或讲他们感到有兴趣的事。有时我讲故事，这是他们最高兴的。
不久，由于我的未婚夫要随公司搬去广州，我只能辞了教职，随之南下。
像我这样经过战乱的人，格外能感到今日和平生活之美好
冥冥中似乎有天意。我的爷爷从南美回到中国，而我循着先人的足迹从中国去了北美，定居在洛杉矶。
我的母亲和大部分兄弟姐妹都在杭州。20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回来看望家人，我也想找到我的同学和朋友。
找啊找，找啊找，找得好累啊！好不容易找到了两三个，努力地唤起他们的热情与回忆，通过他们再继续找。终于，一个个同学出现了。
1993年，我们那一届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同学会在西子湖畔召开。分别时的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而今，几十年不见，青丝白发，历史的风霜都写在脸上。你是谁？他是谁？一个个热情的拥抱，一双双泪眼相对，那万千的离愁，那久远的别离，让我这远离家乡的游子，百感交集，泪如泉涌。
同学会结束后，我去看望了家乡的老亲，特别是少年时代的好姐妹郑文君，我从小就叫她爱娣姐姐。
从左至右：张敏辉外甥女方帆，张敏辉小妹张静安，张敏辉，张敏辉好友郑文君
爱娣姐姐少年时冲破封建礼教，拒绝缠小脚，外出到杭州、上海读书，立志献身乡村教育事业，因此，我和她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很谈得来。
那天，小妹及外甥女陪我同往爱娣姐姐家，在西湖区周浦桑园地她的家里见了面。我和她是几十年不见的老姐妹，相见时，内心激动、酸楚，两人都说不出话来，只是相拥而泣，让眼泪默默地流。
彼时，爱娣姐姐已从学校退休，但还在义务筹建家乡的幼儿园。
1995年、1996年，在不同的城市，又举办了同学会，连我的先生也一起前往。1998年由镇江的同学牵头举办，我和先生决定前往，都买好了机票。不料，我先生突然心肌梗死去世。
2000年、2005年，女儿陪我回家乡参加同学会。再后来，同学们年纪大了，再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发起，同学会也就停办了。
进入高龄，我越来越想念家乡，想念母校浙江大学，想念同学和朋友。随着阿爹、爸爸、妈妈先后去世，我家兄弟姐妹10人，有7人在杭州，1人在江西，1人在台湾，我侨居美国洛杉矶。
张敏辉90岁时照片
令人欣慰的是，我的兄弟姐妹仍有5人在世，我们的下一代都继承了我阿爹的拼搏精神。看到他们一个个都有美好的前途，一个个家庭都那么美满，像我这样经过战乱的人，格外能感到今日和平生活之美好。
在血缘上，我以下的几代都是华人血统，家族中已经没有人“金发碧眼”了。时代的车轮也早已将“辫子”和“小脚”送进了历史档案馆。
我年近百岁，已难以飞越太平洋，但怀念故土的情怀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