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杭人
以前有一本杭州老太太写的《山居杂忆》,接续《陶庵梦忆》的散文传统,将杭城往事、旧日民俗、本家传奇写得头头是道。本文主人公、98岁的张明辉也有着高超的记忆力,她对家中长辈的回忆如此清晰,而她所讲述的家族故事如此传奇。杭州和遥远的秘鲁利马,因此有了奇妙的关联。
杭州话里的“阿爹”,是祖父。结婚照上,张明辉的阿爹气宇轩昂,派头十足,丝毫看不出是难民和劳工出身。就是这个看似摩登的海外商人,在57岁那年毅然举家归国。
那时,他不是乡音无改,而是乡音已忘,故人不识。他竟然重新适应,重新扎根。这是何等的魄力。杭州人温润有礼,勤勉含蓄,但从不缺乏激荡时代的进取精神,从未忘怀铭刻于心的这方水土。
我是一位98岁的老人,侨居国外已40年,却日日回忆起过往在家乡杭州的一切。
我的余生恐怕不多了,现在努力写下一点一滴的回忆,为了记录我的家族过去的历史,为了怀念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
虽然在利马有了家小,但阿爹一直怀念着祖国、怀念着家乡
钱塘人管祖父叫阿爹。我的阿爹张广才,生于清朝咸丰初年,杭州西湖区周浦乡张家埭村人。当时,战乱中死了很多人。我阿爹的父母都被乱兵杀死,11岁的阿爹带着9岁的弟弟逃亡。后来,弟弟死了,阿爹被乱兵抓去,流落到广东。
阿爹22岁时,洋人来中国招募劳工,他因此漂洋过海到了南美洲的秘鲁,在首都利马城一位西班牙老板的手下干苦力。
十几年辛苦的劳作,阿爹努力学习经商和西班牙语,得到了老板的充分信任,并把亲生女儿许配与他。时年阿爹36岁,那位18岁的西班牙姑娘成了我的奶奶。
张敏辉阿爹与西班牙奶奶结婚照
阿爹那时已经有了很多自己的店铺,是很成功的商人。他和奶奶生了我爸爸和三个姑母。虽然在利马有了家小,但阿爹一直怀念着祖国、怀念着家乡,后来我奶奶去世了,他更坚定了叶落归根的念头。
阿爹57岁那年,几番周折,把事业让与别人,留了些股份以备后路。他带着四个孩子坐着大帆船,在太平洋上漂了三个月,受尽风浪之苦,终于回到了梦中念念不忘的杭城。
男人梳辫子,女人缠小脚,而阿爹已是西发、西装革履
那时,阿爹已经不会说杭州话了,也不会写中国字。他只会说粤语和西班牙语。
1908年,中国还是大清政府。阿爹去钱塘衙门,只能比着手势,用生硬、断续的杭州话交谈,交流很是困难。
张家埭村村长派出一位能说善道、略见过世面的中年人张广利,到杭城和阿爹见面。不知他们当时如何说得明白,总之,他们知道了彼此原是平辈的堂兄弟。
张广利帮阿爹在杭州找了房子,阿爹安置了一家大小后,再由广利陪去张家埭,见族中叔侄等,并在泗乡置产,陆续买了很多田地。
大清年间,男人梳辫子,女人缠小脚。而阿爹已是西发、西装革履,他和四位英俊的少男少女一出现在杭州城和周浦,都引起一阵阵轰动。
阿爹40多岁丧偶,回国时亦只是57岁,好些乡亲要为他说媒,但他都婉拒了,终其一生都未再娶。我想一定是他始终忘不了深爱着的妻子吧!
虽然很早远离本土,但稀奇的是,阿爹回来一年,就融入了中国的传统习俗,家中挂起了族谱和祖先的牌位。或许,这就是文化的归根。
一封信来往杭州和利马需半年,阿爹实在是鞭长莫及
我的爸爸张明福,出生并生长在秘鲁利马。他天性温顺,不识中文,回国多年后能说简单的杭州话,在家中始终充当“安乐王”。
阿爹在杭州立足后,按本地习俗为儿子安排婚事,竟让他娶了一位小脚新娘,就是我的大娘。次年大娘生下了大姐静英后,我爸爸向阿爹要求去秘鲁经营商务。阿爹起初不允,但经不住一再纠缠,才准许我爸爸去一年,并要求一定要回来。
张敏辉父亲张明福
谁知我爸爸一出“牢笼”,再也不想回来了。大娘怎受得了如此冷落,常向公公讨要丈夫,哭闹不休,阿爹为此闹心。当时信件寄送非常缓慢,一封信来往杭州和利马需半年,阿爹实在是鞭长莫及。
后来,爸爸经不起家人的频频催促和在利马的亲朋好友劝告,终于回国。回国那年,他离家时的小婴儿——大姐静英,已经8岁了。
我懂事后就问他,秘鲁的生活是如何过的。爸爸就会眉飞色舞地告诉我,利马的白天很长,要到晚上10点后才天黑下来,他们青年男女晚餐后都去广场,尽情地跳拉丁舞、唱歌,音乐不断,难怪他乐而忘返。
说到这,他会四面张望一下,只要妈妈不在,他就会挥着手帕轻快地跳舞给我看,嘴里还唱着卷舌的歌。
爸爸常跳舞跳到忘我的境界。我当时看过许多小说,已稍了解感情的事,所以对爸爸十分同情。往后他对我特别亲近,心中认为我和他是一队的。
当时在周浦,只要提起“明福大嫂”,那是无人不晓的
大概是1922年,大姐的妈妈又生了二哥崇光。孩子满月后,产妇却因产褥热病故。抚养婴儿需要母亲,阿爹急于为我二哥找一个新妈妈。
就在此时,我的妈妈韩英出现了。
那年,我妈妈十九岁,肤白如玉,长相富态。阿爹观察她很久,觉得满意,就让人去提亲。这时我爸爸虽然已经三十四岁,但长得俊美,看上去还很年轻。
张敏辉母亲韩英
当时我的外婆刚于半年前去世,加上外公也早逝,家中没有长辈,妈妈可以自己做主。张家来提亲,她就答应了。虽然要去做两个孩子的继母,自己又那么年轻,但她知道阿爹乐善好施,也知道爸爸是个老实人,嫁过来不会吃苦的。
婚后,妈妈善于理家,待二哥视如己出。二哥在襁褓中就由她带大,我小时候甚至感觉不出他是我的异母兄长。
爸爸说杭州话还勉强可以,但不太认识汉字。我家有许多房产与田地,阿爹实在需要帮手,现在有了妈妈这个能干媳妇参与持家,真是如虎添翼。
阿爹去世后,整个家业都是妈妈在操持。当时在周浦,只要提起“明福大嫂”,那是无人不晓的。
外婆家离我家很近,外公早年是开牛奶厂的,也因此锻炼了妈妈的管理才能。
谁知我竟福至心灵,露出可爱的笑容,阿爹这下没法抗拒了
1926年,妈妈在杭城医院中生下了我。“不幸”是个女儿,怎么去向阿爹交代呢?阿爹和当时的人一样,认为女儿是赔钱货。
妈妈抱我回家时很低调,把我放在楼上偏远的房间里,免得阿爹听见哭声生气。妈妈按时上来给我喂奶和换尿布,我就整天乖乖地睡在床上,家中几乎感觉不到我的存在。
当我满三个月时,妈妈大胆地把我抱下楼来。我长得白白胖胖,面如满月,非常可爱。妈妈抱去给阿爹看,他也就敷衍地朝我瞄一下。谁知我竟福至心灵,朝他露出了可爱的笑容。
阿爹这下没法抗拒了。他抱了我,在厅堂里走来走去,口中喃喃自语:如果是男的有多好!
他走到挂字画的墙旁,发现我也在看,并且是从上往下看。他惊讶不已,直说这孩子长大一定喜欢念书。
从此,我的待遇就和以前迥然不同了。进入学龄,农村的女孩子几乎都不读书,而我入读了周浦中心小学。
张敏辉和大弟张崇真
6年后,我小学毕业。农村的同学几乎都不会再上中学了,因为他们的父母都认为会记账就已足够。眼见班上很优秀又写得一手好字的同学就此埋没,我觉得好可惜。
而我能步兄姐的后尘,去杭城升学,实属万幸。
住在杭州城里的姑母家,表姐陪我去报考了三所名校:省立女中,市立女中,私立弘道女中。
报名的人甚多,杭州市郊的学生,加上杭州城里的学生,都想进这几所学校。像我这种没有温习过一次的农村小孩,竟来空手混场子,实在有些自不量力。
可能年纪尚小,想不了那么多,我还是放胆去考了三次,也领略了大城市大学校的排场,连考生也有丰富的午餐。10人围坐一圆桌,因互相都不相识,只好很尴尬地吃着。
也许是我去过两次上海,世面见得多一些,又或者我天性外向,我先做自我介绍,打破了僵局。于是大家也自然地参与进来。虽然只有一天之缘,但也交换了一些名字地址。
可惜很快战争来了,不然说不定我们真能成为朋友呢!
战事变化不定,我们也不时变化着逃难路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家人心惶惶,各作打算,考生也不必再等放榜了。
那时我年少无知,还心中窃喜,无须上学,也不会有落榜的事发生,多好啊!
到9月底,战火由上海直逼杭州,局势越来越紧张。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会多长,范围会多广。和几家亲戚商议后,我们决定举家逃难至桐庐横村镇,那是一个江边码头,当地人都叫它横村埠。
当时阿爹已经去世,全家9口人,加上舅舅家和大姨家共7口人,16双眼睛都盯着妈妈。说实在,妈妈真能干,遇急事沉着冷静,难怪大家服她。
父母亲和大姐在上海
在横村埠待了20多天。一天下午,一架敌机飞过上空。大家惊慌万分,知道战争迫近了!房东带我们去深山里他的老家躲避,那里离横村埠有7.5公里。数十人向着深山进发,有的挑着担子,有的抬着箱子,也有的背着包裹,小孩们跟在后面走,真的是颠沛流离。
战事变化不定,我们也不时变化着逃难路线:杭州→桐庐→金华→南昌→九江→武昌→汉口→长沙→广州→香港→上海。到上海后,一家人稍事安定,我才有机会去读中学。
至于逃难路上的险状,试举一例。在金华上火车时,我家几个男子像冲锋陷阵一样上了车,占好位,把几个小孩从窗口硬拉上来,再把行李也从窗口接进来。以为上了车就没事了,然而人群不停涌入,到开车时车廂内已无半点空隙,甚至车顶也站满了人。经过大桥或隧道,会听到有人掉下车去的惨叫声,让人毛骨悚然。
要思想、家庭背景、学业各方面都符合条件,这样的女教师到哪里找啊
17岁时,我随家人回到杭州,就读省立女中。毕业后,我考入浙江大学中文系。没多久就迎来了抗战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为了补贴家用,同学介绍我去一位医生家里做家教。那个孩子不爱讲话,有点自闭。我讲些有趣的事,见他有些放松了,再引他说点有趣的事。
他一开始很不好意思,我鼓励他,他进步很快,和我有了互动,甚至有说有笑。我曾经讲王昭君、孟丽君给妈妈听,妈妈听了泪流不止。这个方式对这男孩也很有效,我选了适合他看的小说,讲给他听,经常让他听得入迷。
因战火停办的著名学校——杭州弘道女中复学了。有个附属的弘道小学,不少学生是达官子弟。他们的父母要求学校帮忙,成立一个特別班,在下课后学习英语。
这些孩子中,包括当时杭州市长周象贤的女儿,西泠饭店老板的儿子,总共近二十个学生。该校的训导主任李女士为了要找一位女老师,煞费苦心。要思想、家庭背景、学业各方面符合他们的条件,到哪里去找啊?不知是谁推荐了我,去面试,结果我就得到了这份工作。
张敏辉和丈夫孙兴华
上课时,我总是和颜悦色地教他们,他们也可以随时举手发问。每次我会留十分钟时间和他们交流,听他们介绍自己,或讲他们感到有兴趣的事。有时我讲故事,这是他们最高兴的。
不久,由于我的未婚夫要随公司搬去广州,我只能辞了教职,随之南下。
像我这样经过战乱的人,格外能感到今日和平生活之美好
冥冥中似乎有天意。我的爷爷从南美回到中国,而我循着先人的足迹从中国去了北美,定居在洛杉矶。
我的母亲和大部分兄弟姐妹都在杭州。20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回来看望家人,我也想找到我的同学和朋友。
找啊找,找啊找,找得好累啊!好不容易找到了两三个,努力地唤起他们的热情与回忆,通过他们再继续找。终于,一个个同学出现了。
1993年,我们那一届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同学会在西子湖畔召开。分别时的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而今,几十年不见,青丝白发,历史的风霜都写在脸上。你是谁?他是谁?一个个热情的拥抱,一双双泪眼相对,那万千的离愁,那久远的别离,让我这远离家乡的游子,百感交集,泪如泉涌。
同学会结束后,我去看望了家乡的老亲,特别是少年时代的好姐妹郑文君,我从小就叫她爱娣姐姐。
从左至右:张敏辉外甥女方帆,张敏辉小妹张静安,张敏辉,张敏辉好友郑文君
爱娣姐姐少年时冲破封建礼教,拒绝缠小脚,外出到杭州、上海读书,立志献身乡村教育事业,因此,我和她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很谈得来。
那天,小妹及外甥女陪我同往爱娣姐姐家,在西湖区周浦桑园地她的家里见了面。我和她是几十年不见的老姐妹,相见时,内心激动、酸楚,两人都说不出话来,只是相拥而泣,让眼泪默默地流。
彼时,爱娣姐姐已从学校退休,但还在义务筹建家乡的幼儿园。
1995年、1996年,在不同的城市,又举办了同学会,连我的先生也一起前往。1998年由镇江的同学牵头举办,我和先生决定前往,都买好了机票。不料,我先生突然心肌梗死去世。
2000年、2005年,女儿陪我回家乡参加同学会。再后来,同学们年纪大了,再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发起,同学会也就停办了。
进入高龄,我越来越想念家乡,想念母校浙江大学,想念同学和朋友。随着阿爹、爸爸、妈妈先后去世,我家兄弟姐妹10人,有7人在杭州,1人在江西,1人在台湾,我侨居美国洛杉矶。
张敏辉90岁时照片
令人欣慰的是,我的兄弟姐妹仍有5人在世,我们的下一代都继承了我阿爹的拼搏精神。看到他们一个个都有美好的前途,一个个家庭都那么美满,像我这样经过战乱的人,格外能感到今日和平生活之美好。
在血缘上,我以下的几代都是华人血统,家族中已经没有人“金发碧眼”了。时代的车轮也早已将“辫子”和“小脚”送进了历史档案馆。
我年近百岁,已难以飞越太平洋,但怀念故土的情怀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