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蔡翔带来了一部将文学史与社会史、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的思想文本《1980年代》。
书的封面很有意思，细看中部有两个“1980”。通过重绘1980年代的社会转折与思想图景，蔡翔在书中提出“两个1980年代”的说法：第一个1980年代，围绕社会领域中的改革、启蒙、现代化等观念展开，由“伤痕文学”发端打开了诸多的写作领域，文学以现实主义手法依然拥有饱满的社会政治功能与历史使命；第二个1980年代，源于对第一个1980年代的反思与质疑，改革与现代化的发展主旋律既带来勃勃生机也带来问题与危机。现代主义悄然崛起，并由此诞生了“纯文学”观念，影响延续至今。
蔡翔《1980年代》
“1980年代是很复杂的一个时代，这本小书只涉及其中一些小问题，不能代表我对1980年代的全部看法。我希望它提供一种可能性，让我们重新回到，或者说打开1980年代。”在蔡翔看来，1980年代不能成为一代人的纪念馆，而应该成为历史的图书馆，以供后人反复阅读。
7月28日，蔡翔与孙甘露、倪文尖、孙晓忠、项静、毛尖、黄锐杰等作家、学者做客上海图书馆东馆，围绕“谁的文学，哪个八十年代”展开对谈。
孙甘露留意到，来参加这场对谈活动的，既有很年轻的朋友，也有许多亲历过1980年代的读者。
“关于那个年代，曾经也被描述成是一个总体性的年代，一个有共同方向的年代，一个理想的年代，一个热情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有很多困惑的年代。这些都反映在当时的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中，我觉得这本书，实际上是关于那个年代的一个精神图谱。”
全文现场摄影：初伊
蔡翔
一个文学的年代
毛尖提及，有关1980年代，甘阳、洪子诚、程光炜等学者已有过很好的论述，但这本《1980年代》可谓“一个震耳欲聋的再出发”——“通过这本书，我们重新看到文学又以非常强势的力量爆破思想。”
她想起1980年代自己做学生，一次请蔡翔老师帮忙看论文，骑着车就往老师家里去了。蔡翔泡了一杯咖啡，因为怕学生觉得苦，就往里头加了好多糖。那是毛尖这辈子喝过最甜的一杯咖啡。
“在这杯咖啡中，我能感受到蔡老师对年轻人的热情，对1980年的热情。而且我自己一直把咖啡中的糖看成是1980年代的某种文学性，那种压倒性的甜和那种压倒性的文学性有一种对称性。在1980年代，文学就是这么强悍的，它就是可以俯瞰所有的哲学，所有的这些东西。不像今天，懂黑格尔的学者可以俯瞰我们，但在1980年代，我们一首诗就可以俯瞰黑格尔。那是一个不同的时代。”
现场
不少人有这样一种感受，在1980年代，即使是从事学术研究，也好像更偏向于一种精神生活，而不是像今天的学术生活。这也是为什么说，1980年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
有意思的是，孙甘露注意到，从1980年代的精神生活场域转向1990年代后的学术生活场域，蔡翔的方法依然是精神生活的方法，他的问题也依然是1980年代的问题。“我想蔡老以他的思考和写作给出一个示范：有些问题，并没有因为1980年代的过去而得到克服和解决。”
尽管蔡翔说这本《1980年代》是自己的“退休作业”，但孙甘露认为这本书也是蔡翔给自己的一个交代。“1980年代，那个精神生活的时代，那个有共同体的时代，那个理想的时代，仍然存在于蔡老的心中和写作中。”
对过分浪漫的“解毒剂”
“在我眼中，1980年代就是由蔡翔老师、甘露老师等等我的老师辈构成的，我还是认为那是一个伟大的年代。”1985年考入华东师大的倪文尖说，这些年也有一些把1980年代过分浪漫化的倾向，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这本《1980年代》也是一个“解毒剂”，“但是骨子里，如果过分轻慢地谈1980年代，我大概也是不乐意的。”
倪文尖注意到，蔡翔把自己对文学的分析与中国七八十年来的社会变迁紧密联系到了一起，而这本《1980年代》的写作，是从新世纪的10年代到20年代，“所以他其实是带着今天的问题意识，与我们一起重返1980年代。 ”
项静对于“解毒剂”一说深以为然。“无论是现在的影视还是其他艺术作品，可能都带来了某种效果，纯文学看起来好像逐渐被边缘化了。但如果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反而可能会建立起一个更完整的对1980年代的重新认识。”
作为一个1980年代出生的人，项静坦言自己原本和这本《1980年代》关系并不密切，但在阅读的过程中，她重新回到了历史的现场，通过一部部的文学作品，去唤醒当时现场的一些问题，“包括1980年代的一些重要事件、重大进程，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并非跟我们当下的生活没有关系。”
“蔡老师作为1980年代的亲历者，参与者，他重返1980年代不仅仅为了怀旧，也因为他们这代人对1980年代有一个精神的创伤。”孙晓忠还注意到，这本《1980年代》延续了蔡翔在过往观察与思考中的平民知识分子视角，“如他在序言里所说，虽然是后退一步的观察，但他得到了越来越坚定的回答。”
1990年代的蔡翔
一个反思的角度和契机
回想1980年代，孙甘露经常去找在《上海文学》当编辑的蔡翔聊天。“蔡老聊天，不聊鸡毛蒜皮，他聊问题。他是问题中人，这也是一本问题之书。关于1980年代，蔡老有自己的答案，但是这本书还是以问题的方式呈现给读者。”
被问及1980年代先锋文学，孙甘露说当年的那个名单很长，有马原、莫言、残雪、格非、余华、苏童、叶兆言、北村、扎西达娃等等，他们汇聚成了一个关于1980年代的后来被称为“先锋文学”的写作。
而命名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比如1950年代有“工人作家”，到了1980年代又有了“业余作者”，而今还有了“素人写作”。在孙甘露看来，不同年代的称呼的变化，本身也反映了一些问题。
“从这个角度反观1980年代，前面我们说1980年代是一个有总体性的年代，那是在当时以及后来不断的讨论中通常被人讲到的。而蔡翔老师在这本书中对1980年代的总体性描述提出了挑战，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孙甘露称，1980年代至今已经过去大约四十年，历经种种变化，它最初被描述时的意义、后来被赋予的各种各样的说法，也应该到了被重新检视的时候。“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角度和契机——我们重新看待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
蔡翔在五台山（1987年）
两个时间点，更多可能性
蔡翔认为我们最好不要抽象地去讨论问题，这也是文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在一个语境里去观察。这样一来，也会给我们提出很多的挑战。这个挑战在于，要求我们不要固执于自己原来的观点，原来的角度。”
他说，1980年代他也特别喜欢用“精神”“救赎”这些词，但是如果仅仅从这些角度去讨论，有些问题依然讲不清楚。“比如我们这些年一直都在讲1980年代是回归‘五四’，这话没错，但如果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要讨论1980年代和‘五四’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蔡翔直言，自己不是一个怀旧的人，但他对两个时间点特别有研究兴趣。一个是末世，比如《红楼梦》写到的王朝末世，末世里会有新的思想的可能性；还有一个是某个时代的开端，那里同样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这两个时间点，在我看来社会科学、哲学等等的重要性都不如文学。因为所有这些都处于那种模模糊糊的无法用理性来处理的时代，那是人的感性的时代。所以我说，只有这两个时间点，是属于文学的时代。对我们做文学史研究的人来说，这两个时间点的文学里，可以重新概括出某种思想性的议题。”
蔡翔说，我们今天要讨论很多的问题，的确和1980年代有一定的关系。“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的逻辑性，我们今天很多习以为常的思想的逻辑起点在什么地方？这个可能是我们要讨论1980年代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