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49年，建康城内烧杀抢掠，犹如地狱。

作为南梁的开国君主，生命最后一刻的萧衍，胃中竟已空无一物。此时，他仍然不信，昨日仍纸醉金迷的建康城会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

他颤颤巍巍，双手合十，向着佛祖祈祷，明明我的功德已经举世无双了，怎么还会这样呢！这一定是魔鬼干的（斯魔鬼也）！

很可惜，他的那些“功德”，如果用于治国，就成了罪恶。

萧衍，公元464年出生于南朝齐的一个官宦家庭，其祖父萧道赐为南齐重臣，父亲萧顺之是是南齐开国太祖萧道成的族弟。这孩子打小就聪明，什么易经老子庄子等等经典名著，信手拈来。

他早年在南齐为官，历任奉朝请、司徒右长史等职。493年，萧衍辅佐齐明帝萧鸾坐稳皇位，有了拥立之功。

但是萧鸾在位五年就驾崩了，太子萧宝卷继位。这哥们昏庸无道，暴虐成性，斩杀大臣，搞得京都动荡，人人自危。萧衍趁机于襄阳起兵，一举平定了当时的混乱局面，拥护萧宝融（也就是后来的齐和帝，萧鸾第八子）即位。

而这萧宝融，也不过是萧衍的一个傀儡罢了，他现在已经功高无赏，又是南齐皇族，而且手握重兵，承继帝位，大家也不好意思反对。

于是，公元502年，在南齐群臣的上书请求下，萧宝融退位“让贤”。萧衍就这样登上了皇位，以梁代齐，史称“梁武帝”。整个流程丝滑无比，稳，准，狠。

此时的南朝，已完全没了从前“三辞三让”的规矩，萧衍从起兵勤王，到改朝换代，仅仅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在当时那个混乱不堪，改朝换代如川剧变脸般的南朝，每次的权力交接，都伴随着极度的血腥。

刘裕建宋之后，将桓氏一族按户口本团灭，萧道成后来又将刘家屠的一干二净。萧宝卷更是听取了老爹的谆谆教诲，只要起了点疑心，刀子就亮出来了。

（初，高宗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后）。

萧衍称帝后，也一样对前朝宗室痛下杀手。

（辛丑，杀齐邵陵王宝攸、晋熙王宝嵩、桂阳王宝贞）

不过也有漏网之鱼，让萧鸾第六子跑了。最后，退位让贤的萧宝融也未能逃脱，仍被萧衍所杀。

汉武帝之后时代，华夏讲究一个“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因为皇帝是天的儿子嘛！人家的权力都是神给的，你再能耐还能造神的反不成？

而南北朝时期，只要有人拥兵自重，那么他的下一步计划，大概率就会是谋反了。

萧衍虽然跟萧道成也算是半个本家，但按照继承顺序来说，这位老兄属于要排队到开追悼会的那类人。

所以，他要重建“天人感应”的信仰。

502年，萧衍开国，国号“天监”。

《诗·大雅·大明》：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意为上天都在监督你们，从这时，君权神授的理论就在南梁开始慢慢重建了。

505年，萧衍修国学，广纳学士，并免除所有寒门子弟的学费。学生只要能精通四书五经中的其中一门，经由考察之后即可入仕。即便是放牛娃，牧羊童，只要考察通过，你就可以改变人生，走向跨越阶级之路。

有了这个制度，儒学开始在南中国全面普及，而不久的将来，这套制度还演变成了可以说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制度之一：科举制。

他修礼制，开国学，重建南国的信仰大厦。而萧衍本人甚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将七言诗变成了时代潮流。可以说，没有他，“李杜”们的文学贡献不会有如今之高。

在萧衍的文治下，史载：

“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萧衍虽没有秦皇汉武级别的雄才大略，但在两晋南北中也算是个极其亮眼的君主了。而且，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才”。

和年轻时的李隆基何其相似？凭一己之力遏制武周时期的奢侈浪费和特务统治，几乎完美接下了武则天留下的这么一个烂摊子。同时澄清吏治，发展经济。开创了几乎是中国盛世代名词的“开元盛世”。

但李隆基越老越糊涂。重用宦官，家奴，安史之乱由他一手促成。甚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安史之乱前几个月长安的景象。

《旧唐书·卷九·本纪第九》："玄宗晚年，沉湎声色，不理朝政，倚仗李林甫、杨国忠，国家大政，皆决于宦官。"

来说回我们的主角萧衍。他跟李隆基，可以说相似又相反。

李隆基年纪越大越注重享乐，注重女色，越来越多疑。而萧衍却截然不同。年纪越大，却更加修身养性，拒绝奢侈，日日吃斋念佛，简直是自律到了极点。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大同元年（535年）九月，武帝素好佛法，常诵《维摩诘经》，日讲讲堂，务在修身养性。"

不过，这俩人的结局，都是将亲手开创的良好国家局面，弄成了一堆烂摊子。

为什么？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风气是自上而下的，为什么堪称活佛在世的萧衍，最后却把建康城弄成了“贫富悬殊，贫者多乞食于市，富者则极尽奢靡”的样子？

因为佛法。

南北朝时期，北人南下，胡汉两族的文化不断交融，加上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佛教提供了心灵的慰藉，成为许多人精神寄托的依靠。

南史·卷五十六·梁本纪中记载：“时民间困弊，佛教之盛，民多求福报，虔信不已。”

立志要重建信仰大厦的萧衍，也将目光瞄准了佛教。但他太过于聪明了，钻研之后，他得出结论：朕能如此轻松登上皇位，一定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那我下辈子还想当皇帝怎么办啊，很简单，这一世，接着修。

佛法说要宽容人，要吃斋念佛，好啊，那我萧衍就跟着佛法来做。佛经中说伤害你的人都是你上辈子欠你的，好啊，那我原谅他就好了。

于是，一股诡异的氛围开始在南梁官场席卷开来。最顶层的皇帝，居然过的像个苦行僧。《梁书·卷二·武帝本纪下》史载：武帝素有节俭之德，未及大位，衣服饮食，皆遵古制，不尚华丽。尝居东宫，未尝有异味，粗粝自甘。

萧衍晚年甚至愈演愈烈：梁武帝晚年，居简朴之室，布衣草席，不食珍馐，清净自守。虽贵为天子，亦不改其素。

衣服穿破了都不换，一顶帽子能戴好几十年。

最奇葩的是，，他居然前后四次跑到寺院出家，最后还是大臣们凑了经费把他给赎出来。

而下面的官僚，却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权贵竞权，奸佞用事，吏治日非，贪残成风。各州县长吏，贪污苛暴，民不堪命，怨声载道。

最后侯景攻入建康之后，这群门阀士族出生的大佬们，却集体抛弃老皇帝，纷纷跑路。

史载：太清二年，侯景之乱，京师危急，官吏贪生怕死，多弃官逃走，或降于景，或聚众为盗，贻祸地方。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萧衍对这帮官僚的放纵几乎到了溺爱的程度。
官吏贪污，萧衍原谅，官吏横行霸道，萧衍原谅。他去官员家做客，发现钱财堆成了山，他也只是笑笑说你挺会赚钱啊。但是，这是从谁身上搜刮来的呢？他从来不问。
谋逆之罪，放在别的朝代轻则杀头，重则九族消消乐。而萧衍却仍然能宽恕。

王僧辩，字彦才，太原晋阳人也。初为湘东王萧绎属下，后与侯景作战，被景所败，遂降于景。侯景败后，萧衍闻其有才，召见并任命为大司马，后原谅其降敌之过。

这会导致什么后果？整个官僚集团的犯罪成本极小，每个官员在位期间都往死里贪污。退休后还要感叹贪污的不够多。反正皇帝大人都能理解嘛！

整个南梁后期，大兴土木，兴建佛寺，为萧衍累积“功德”。僧人占据天下三分之一劳动力。粮食生产仅仅勉强足够百姓生活，没有丝毫冗余来对抗天灾人祸。

一直到最后侯景攻入建康时，萧衍还在妄想这一定是魔鬼作祟，他的应对举措居然是广修佛塔。

当年，汉元帝为太子时，想彻底以儒家理念治国，被宣帝制止。因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是体验过民间疾苦的宣帝说出的最精髓的治国方针：“霸王道杂之”。

不过太子并未听进去，以至于人生的最后，他仰天长叹。“乱我家者，太子也”。

佛法作为“王道”，可以当作国家统治结构的其中一根支柱。而核心的地基，永远是依法治国这个“霸道”！

人性是需要法制约束的，即便是慈眉善目的弥勒佛，他的两侧也站立着怒目金刚。

其实，无论有没有侯景，南梁的国祚，都不会长久的。

官吏们在萧衍的默许下疯狂压榨百姓，虽贪的盆满钵满，却毫无对皇权的敬畏。由于南方水系发达，资源聚拢成本低，建康城内富人的生活极尽奢华。甚至一度出现了堪比西晋石崇一般的斗富。

劳动力充斥在第三产业，一座座佛寺，慢慢变成了一颗颗拖垮整个国家的毒瘤。而直到萧衍晚年，一个又一个的佛寺大工程还在不停上马。

他不喜金银财宝，修佛塔的资金该给工人的也照样给，但钱都被贪官贪了去，国家没铜矿铸钱，发不出薪酬了。怎么办？那就用铁来铸钱呗！

《南史·卷七十九·梁本纪下》：大同元年，帝下诏铸铁钱，以代铜钱。铁钱行用，民间多不便，市无交易，商旅稀少，民生艰难。

就这样，海量的铁钱涌入市场，几经转手之后又被聚敛回了贪官污吏之家。梁朝军队无铁器可用，朝中大臣听到马声，被吓得直叫：这哪里是马，明明是虎啊！

当社会出现这种程度的腐败，就已经无可挽回了。
最后，548年，侯景攻入建康，萧衍被禁闭于台城，活活饿死。

萧衍确实是一代人杰，只是最后走火入魔。成也聪明，败也聪明，可他偏偏缺了宣帝那样的智慧。

机关算尽太聪明啊。

中国第一位“佛皇帝”，曾四度出家，最后被活活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