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君君(化名)“游动”的第五个社区。
半年前她还和无数年轻人一样,赶着打卡时间涌向通往写字大楼的地铁,而现在她已经坐在一幢树木环绕的三层民居小楼里,隐居在城市与乡野之间,从窗子望出去,远处山水掩映,云卷云舒。
君君在友谊分享社区的工作窗景
苍山洱海、风花雪月,再加上生活成本低,舒适安逸的优势,让大理这座边陲小城在数十年间相继被冠上“文艺青年圣地”“数字游民聚集地”等名号,蜕变为年轻人心中的旅居圣地。
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过着一种不限制工作地点、线上完成工作项目的流动性生活,他们原先有一个共通的名字叫“自由职业者”,而现在,则有了一个更为贴切的称呼——“数字游民”。
数字一词,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互联网;游民,则表征一种超出定居定点生活的状态。
这两个词连接起来,便打破了以工厂、公司为主要单位的工作场景,解构了流水线串联起来的封闭空间,似乎让更多“打工人”奔逐到了自由广袤、水草丰美的地方,构建出以“自由”“旅居”为标签的理想生存图景。
据光明网报道,截至2022年,全球数字游民总数已达到3500万人。在中国,数字游民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群体,也被更多人看作是摆脱内卷的重要途径,从而成为年轻人追逐的生活方式。
一年体验五个社区 自由感源于“在路上”
辞掉北京的工作后,君君第一站来到了DN余村。
这是一个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的小村落,坐落在群山环绕、翠竹连绵的旅游度假区,凭借良好的硬件设施吸引了许多初级“游民”——床位新、空间大、价格便宜。
君君慕名来到这里,她觉得“余村试错成本比较低,像六人的房间,住一个月只要300块钱,是一个很好的作为数字游民起点的地方”。
余村有超过100个床位,人多,社交氛围自然也很浓郁。很多来这儿的人会主动发起活动,每周六还会在柴火房办一个小茶话会,以介绍余村的理念,同时设置一些游戏,让新人和老人完成“破冰”。
在DN余村,最便宜的6人间一个月只需要300元
大家在这样的氛围中迅速熟络起来,君君也带着蓬勃的好奇心完成了对“数字游民社区”的初步探索,一个多月后,她再次出发,到了国内数字游民的“圣地”——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
“圣地”一名并非凭空杜撰而来,这里是国内第一个专门针对数字游民建设的综合性创意园区,真真正正建设在农田乡野中,在一眼望不尽的白茶田园里,一座建筑外墙“全世界有趣的人联合起来”的醒目标语像是无声的宣言:这里聚集着一群有趣的人。
这里的功能分区丰富,私域的住宅区、用餐区、办公区、甚至放映室、讨论区、健身互动区,不同的人群需求几乎都能涵盖。深夜聚餐、围炉烤火、集体踏青、电影放映、相约健身,各种自发的活动总能迅速得到响应,满额、预约排队是这里的常态,最热闹的时候,另有几十个人在排队等候入住。
玻璃建筑的特色最俘获她的心,君君觉得,能够带给自己一种身处自然的通透感,“站在一个房间或者大厅,就可以看到对面二楼的唱歌的地方,整个空间凝聚感很强。”
君君到达DNA的时候是冬天,刚好赶上社区圣诞节的活动,大家围坐在一起过节,她被拉到乐队做主唱,在一片惊呼声中唱了一首《last Christmas》。
她遇到许多聊得来的人:一位做关于物流的远程工作的姐姐,在社区里组织了一支乐队做指挥,喜欢探索自我成长和身心灵,还会研究星盘命理;一位做小程序开发的程序员男生,是状态很e的那种人,经常叫她们一起聊天、游戏……
在DNA,生活和工作模糊了界限,周末和工作日也不再分明,游民们职业各异,这里没有职场内卷,却有思想碰撞。
君君能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的心理变化,“辞职之前,我几乎是一个在工作中会讨厌团队的人,但现在和大家一起自发举办活动,并且还参与其中,这种感觉真的很好,我第一次体会到原来团队的魅力是这么强大的,能够在个体比较脆弱、想放弃的时候给我力量。”
她把这段经历定义为自己“由i变e的重要转折点”,从习惯事先观察环境是否安全、被动的社交到开始更加愿意主动地和别人产生联系、产生“纯粹的人与人的连接和自发的共创。”
居住在DNA期间,君君还碰上了慕可合作社社区的内测,免费申请入住,收获了“房间里的落地大玻璃窗可以看到莫干山的山景”的视觉体验。
但一个半月后她还是离开了这里。一个社区的旅居时间基本在两个月,最多也不会超过三个月,这是大部分数字游民“游动”的基本周期,和她们选择旅居生活的目的息息相关。
对于君君来说,她更想拥有更多新奇体验的追求,“在一个社区停留的时间过长,探索完成后就会觉得无聊,我会打算去往新的地方,了解新的文化、风土、气候、社区特色、以及那个社区会吸引什么样的人来。”
辞去“这不是我享受的工作”
成为数字游民前,君君是一名标准的“北漂”。
她的家乡在广东东莞,读书在广州,曾在校园实习中为《时尚芭莎》做过微信平台的撰稿,也在广州K11艺术中心做过双语导览和翻译的工作。
2020年硕士毕业后,很多朋友都留在了深圳,君君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可能是一种对新世界的向往,又或者说我可以探索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虽然有点害怕,但还是特别的兴奋。”
她形容自己“对新的事物永远产生好奇”,这也成为她在几年之后辞职成为一名不断“游动”的数字游民的原因。
君君留在798艺术区的一所画廊工作,从事艺术策展和管理,主要负责和一些国际的艺术家沟通,进而达成合作,再邀请他们来国内办展览,此外还要跟进国际的展品运输、寻找潜在的艺术家等。
最多的时候,她手上正在进行的项目有三个,每个展览项目的进度都不一样,“可能这一个展览还在谈艺术家合作的阶段,另一个展览它已经到了作品在国际运输的阶段,还有一个展览已经是在现场进行搭建和布展了。”
君君在画廊展厅中
班上得久了,这份工作就变得琐碎起来,许多环节都必须要团队协作才能完成,并且非常依赖于公司和平台,而这让她感到疲惫。
“我更想要做一些独立完成的工作,比如设计品牌的物料,写一些文字,或是跟别人的1V1的深度的沟通。”
这种时刻只在展览开幕的酒会或晚宴上出现,嘉宾或厂家来到画廊,“这个时候就可以跟不同的厂家去聊作品背后的理念,他们会提很多问题,以及自己的感受,艺术家也会来到现场,就可以和她们聊‘这个创作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为什么要画这个作品?’整体的工作偏艺术性,我也很享受看展本身、以及和人产生这种深度交流或沟通的过程。”
她敏锐地察觉到,公司的体系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样适合自己。
加上当时的经济环境并不好,公司隐约传来裁员的消息,她萌生了“与其每天工作8个小时拿一份月薪,不如探索一下靠自己的技能直接交换价值,掌控自己的时间,收入取决于工作的努力,这种多劳多得工作模式的念头,甚至成为自己在最后时刻好好工作的动力。
2023年6月,完成裸辞后的君君,开始探索“自由职业”的可行性。
“我自己比较向往自由,不太喜欢被人管,也不太喜欢管别人。所以经过这些考虑之后就决定说,既然数字游民这么火,又有这种专门的社区,那我就先进来试试水。”
她是周密的勇敢者,为自己设置了为期三个月的“尝试时刻”,但真正在路上时,这个时间被不断拉伸、延长,时至今日仍旧蓬勃生长。
没有收入的游民是“一盘散沙”
裸辞三个月后,君君开始焦虑。
“焦虑感来源于从一个有稳定月薪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收入不稳定、很多时候都是只出不进的状态。”
她形容自己就像是一辆急刹的火车,脱离了原来的轨道,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怎么走,“大家都在说‘人生是旷野’,但是360度都是方向就是没有方向,我感觉自己就像无头苍蝇一样,能抓到什么就做什么。”
于是她开始看书,看累了就发发小红书,尝试运营一下自己的自媒体账号。
好在英语口译硕士的专业为君君在工作期间积累了不少客户,在转为自由职业的时间里,依靠着原先的翻译资源和口语优势,她在社交平台上帮别人做翻译,没活的时候就做自己的事情,收入虽不固定,但足够支撑她完成过渡。
几个月后,她将数字游民的经历发布在社交平台,积累了不少粉丝。她是一个喜欢不断探索、同时也擅长输出的选手,每一次深度的文字写作都能引发不少共鸣。
现在的君君,职业是线上的英语口语私教,同时在自媒体平台做人生教练,这是她在DNA社区时与一位姐姐聊天接触到的概念,一种新兴职业,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心理、情感、职业等方面的问题,提高自我认知和实现目标。
作为数字游民,收入的不稳定性是逃避不了的现实,君君很难像当初上班那样说出自己的月薪是多少,很多时候这个月能拿到2万元,下个月可能就只有3000元,但她乐观地认为,“我笃定自己能够赚到钱。”
她始终觉得,在良好的经济基础之上,再去和别人进行精神层面上的交流会更开心。
“并不是说经济一定是最重要的东西,假如我这个月并没有什么收入,却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也会觉得很开心,但如果连续三个月都没有收入,我就会开始焦虑。”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7月,大理的游民社区就已吸引了千余名高技能、高学历、高收入的青年游民到此驻扎。他们从设计师、程序员到旅行作家、网络博主,来自上海、北京、广东等全国各地,甚至还有海外游民。
除了收入,数字游民还有一个特点:没有周末的概念。
“不会像之前那样明确的区分工作与休息时间,想工作的话就会忙,看个人意愿。我是每天都工作,时长基本低于8个小时,如果临时有着急的项目也会加班,可能要工作8-10个小时。”
她经常会因为遇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要做个分享会,而兴致勃勃的忙活很久,甚至连饭也记不得吃,“就坐在电脑前想那个PPT要怎么做,好像忘记了时间,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分享会之后会收到许多反馈,我就会让自己放松两天,我会很喜欢这样的节奏。”
君君享受这样的状态,有长期合作的客户、偶尔的大单,相对高的收入,和社区里更多的间歇性社交活动。
“游动”在水草丰美的栖息地
从框定的职场环境到达一个“游动”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原子化的人不可避免地产生孤独与焦虑感。为了弥补人际关系的缺失,她们选择在共享空间内工作和生活。这也是近年来国内共享空间如雨后春笋般增长的原因。
但在社区生活中,个人的工作或者安排经常会与团队活动产生冲突,尤其是在人越多、社交氛围越浓厚的社区。个人的自律性如果稍显缺乏,就会把更多的精力分散在体验这些活动上面,而不是做自己的事情。
君君现在所在“友谊分享社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游民社区,更像是旅居地,只有6个人。她发现一部分人和她一样,在体验了许多社区之后,居住的社区规模反而会越来越小,以达到自己独处的空间。甚至有些人会选择不去社区,而是自己出来租民宿,或者去到山里、寺庙的一些地方住。
她认识一位做桌游设计的人,由于业务本身需要有人和他玩这个游戏以完成测试,他就会选择来到社区和人群接触,但当他想要思考游戏开发的内容时,就会住到比较清冷的地方。
“当他们想独处的时候,就会远离社区寻找自己的空间,但是当他们需要社交的时候,就会来到社区。”君君认为,自己也是这样的模式。
从第一个社区离开时,君君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几乎持续了两周之久,“新认识的朋友会在这样不断地旅居中走失,我又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作为一个i人,又要重新去社交、去建立,而这些重新建起来的联系也很可能会在一个半月之后重新断掉。”
这促使她开始思考:作为数字游民,怎样面对自己对深度关系的需求与不断迁徙的状态之间的矛盾?
“当我深度思考后,我发现这些分别都是短暂的,随着我游离的时间越来越久,去的社区越来越多,我总会遇到一些老的面孔,原先社区的朋友又重新见面了,而大部分数字游民在国内有限的社区中来往,这种重复的见面变得平常。”
社交圈子的重新洗牌似乎变得没有那么可怕,再认识新面孔对她来说也变成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
至于说更深度的社交或亲密关系,君君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自己到底应该怎样去面对。
“很多数字游民都是一个单身的状态,或者说他们在一个社区遇到合适的人,在离开的时候又重新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就此别离,还是说我们要一起去往下一趟?”
当问到君君,之后是会继续选择旅居,还是找一个地方安定下来生活时,她回答道,“把国内外的这些各大的社区都逛过之后,也许就知道哪个更适合我自己,哪个更适合长期待下去,这也是说不定的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为化名,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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