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瑞典学者奥斯瓦尔德·喜仁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出版一百年（1924年），该书被列为“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丛书之一。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北京城门和城墙的研究步步深入，但是就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而言，鲜有超越喜仁龙这本书的。北京的城门城墙素来为学者瞩目，无论从城市、建筑、民俗、历史等领域，北京的城门城墙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国内外学者，尤其国外一些学者对北京城门城墙的印象，由于出自学术目的，至今还有社会影响。
角楼旧影 图片出自喜仁龙《北京皇城宫殿写真全图》
喜仁龙实测城墙高度
喜仁龙（1879年-1966年）是瑞典的历史学家、建筑学家、美术学家、摄影学家，被誉为“中国艺术研究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在学术界十分罕见。喜仁龙在上世纪初先后六次来华，对中华文化进行深入地考察和研究，除《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外，还有《北京皇城宫殿写真全图》《中国的园林》等一系列鸿篇大作。
喜仁龙研究北京的城门城墙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他在追溯北京城市历史时，充分利用和借鉴中国的历史典籍，尤其有关北京的《顺天府志》《日下旧闻考》等典籍；二是十分注重田野调查和对历史文献细节的实际求证；三是他曾用半年多时间，徒步走遍京城，选取最佳角度，拍摄了北京每一段城墙和“内九外七”所有城门，为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档案，书中选用的128张精美照片成为了历史佐证。
喜仁龙的著作科学、严谨，对历史典籍不盲目，能对史书中记述模糊、紊乱和不正确的地方进行校正、补充。像明清北京内城城墙周长长度，古籍中记述不一，有“四十里”、“四十五里”之说，喜仁龙用现代测量工具精确计算的数字为23.55公里。正阳门城楼有多高？老北京人只知道“前门楼子九丈九”，具体数字知者甚少，而喜仁龙测得了最准确的数字。他测量的正阳门城楼通高42米，如果换算为市制，约合13.86丈，远远高于九丈九。
城门与城墙，曾是人们进入北京的第一印象。北京的城门城墙也给喜仁龙留下深刻印象，他在考察中发现明清时期城墙外表的城砖并非单层，而是多层的，最多可达七至八层。因修筑城墙时与当时财力有关，在经济较好时，城墙多用砖砌，经济不济时只能少用砖，里边多用土填了。城墙高度也略有不同，以内城为例，北城墙是抵御蒙古骑兵入侵的重要关口，故而高11.92米，东城墙为11.10米、西城墙10.30米、南城墙10.72米。
城墙的砖因来自不同地方，砖的质量略有不同。清代乾隆年间山东、江苏烧制的砖质量最好，道光之后砖的质量有明显下降，但不会有“豆腐渣”城砖。喜仁龙注意到城砖上的铭文刻字，而这些铭文刻字是对烧砖的窑厂的一种监督，使他们不敢用劣制的砖来修北京城墙。
城门别称说法不一
北京历代城门的名称都是富含文化的，其来源多出自“四书五经”。如辽代有八个城门，其中有迎春门、开阳门等吉祥称呼；金代有十二个城门，名称则更为华丽、文雅，如丰宜门、丽泽门等等。元代大都城设城门十一个，有些城门名称至今还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如哈达门（文明门、海岱门、崇文门）、齐化门（朝阳门）及健德门、安贞门、光熙门等。喜仁龙对这些城门名称的含义很了解。他记述的城门除正统名称外，对城门的“外号”（俗称、雅号）和别称也有描述。
在明清时期，元代的一些城门名称仍在民间使用，如称西直门为和义门、宣武门为顺承门，还有称左安门为江擦门，广渠门称沙窝门的。有些城门的外号和别称说法不一，喜仁龙也有自己的说法。他把北京城比喻成一个巨人，城门是巨人的嘴。喜仁龙认为正阳门（前门）是北京所有城门中规格最高、装饰最富丽堂皇的一个门，且又代表朝廷的威严，应视为“国门”。其东的崇文门称“景门”，意为光明和昌盛之门，本意是“文教宜尊”，但北京人习惯称之为“酒门”和“税门”，称“景门”的不多。前门西的宣武门，本意是“武烈宣扬”，但被称为“死门”。在清代从刑部大狱押出来送往菜市口杀头的都要从宣武门出去，故而，宣武门桥畔曾有“后悔迟”的刻字，来提示人们。
北城的安定门，喜仁龙称为“生门”，即丰裕之门，因为在帝制时代皇帝去地坛祈祷丰年都要经过此门。安定门是军队征战回朝经常使用的城门，有“天下安定”的寓意。不过，当年老百姓称它为“粪门”，因为粪场集中在安定门外之故。“粪门”虽不雅，但也切合实际。德胜门称为“修门”，即品德高尚之门。德胜门曾有祈雪碑及碑亭，有“德胜祈雪”一景，至于“修门”知者不多。
阜成门外城楼 摄影：喜仁龙
喜仁龙把东直门称为“商门”，即交易之门，老北京人则习惯称“木门”，因为建北京城所用建材的存储之地均在东直门外。喜仁龙把朝阳门称为“杜门”，即休憩之门。朝阳门内昔日有皇家粮仓，漕运之粮由此门入城，因此民间有“粮门”之称。西直门被喜仁龙称为“开门”，而北京当地人称之为“水门”，系明清皇宫饮水车经过之地。阜成门本意是“物阜民安”，喜仁龙称为“惊门”，老北京人则称“煤门”，因为京西门头沟等地的煤由此进城。
对于北京城门的名称、别称，喜仁龙的说法与老北京传统说法不一样。但是这些别称都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和民俗特色，虽不完全见于经传，却是老北京们茶余饭后的有趣话题。
“老外”留下珍贵影像
自元代马可·波罗将大都介绍给国外之后，各种关于北京的评论、介绍等著作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当然在这些著述中，难免有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内容，对城门城墙的各种说法也有误读之处。喜仁龙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订正了一些误读和谬误，影响了其后来京的人士。
美 国 学 者 甘 博（1890年-1968年）曾著有《北京的社会调查》一书，作为摄影师的他，拍摄了大量北京题材的照片。比如他拍摄的安定门和前门城门照片，影像很清楚，不但有城门，还有来往行人，看出当年的马路刚刚修整为硬路面。两边有马路牙子，平坦清洁，还有清道夫的洒水车。前门的照片更为清楚，有熙熙攘攘的人流、车辆，并有了汽车的图像。甘博来京时间比喜仁龙早几年，城门那时还没有破败不堪。学者史景迁曾评价甘博的摄影作品：“照片在质量、想象力、技术水准和多样性方面，足以使甘博超越那些仅仅满足记录中国人生活和风景的摄影师们。”
比甘博稍早来华的摄影师约翰·詹布鲁恩对北京风光兴趣盎然，印象极好，他拍摄了前门的全景照片，一幅是1915年前门改造前的全景照片，另一幅是改造后的全景照片。照片在同一位置拍摄，如实记录了前门的变迁。如今詹布鲁恩的前门照片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德国摄影师赫达·莫里逊曾在北京生活多年，他的一些摄影作品中有北京丰富多彩的生活实录。他拍的外城城门城墙、雪中的西直门更像优美的风景画，是不折不扣的艺术作品。他拍摄的城门下封冻的护城河开凿冰块，搬运、储存冰块的图像和城墙下的鸭舍，天安门外卖柿子的小贩等，很有生活气息。他在《洋镜头里的老北京》一书中，记录了他在北京的生活和印象，如今，这本书也成了史籍。
日本人中野江汉的《北京繁昌记》复原出民国初期北京城的旧貌。在《北京繁昌记》中有“数字城墙”一节，专门叙述北京的城门和城墙，记录了北京内城的角楼“城垛即射垛共计172个，垛子11038个，射口即开炮的穴口有2108个”。此外，中野江汉还记录了“外城有六座角楼，六十三座城垛，四十三处堆拨房，九千八百八十七座垛子，八十七个射口”。
日本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出版了不少关于北京历史、地理、建筑的书，其中不乏“侵华战争指南”。中野江汉对北京城门城墙的介绍，不是一般的旅游书，也有为战争探测的目的。但就今天而言，也是一种研究北京城墙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