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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们在田原散步，/看，尽头处的那个水池/我们两个笑着，相遇/在被风搅动的水里。//此刻我又走到这条路，/思念在胸中嘶吼。/但看上去水池已经干涸，/如此我不必照见自己的孤独。”（《水池干涸了》，1981年）
2024年7月1日，享誉国际的阿尔巴尼亚作家、诗人伊斯玛伊尔·卡达莱（Ismail Kadare）在该国首都地拉那病逝，享年88岁。
早在2005年，卡达莱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米兰·昆德拉、大江健三郎等知名作家中脱颖而出，荣获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约翰·凯里盛赞，卡达莱将阿尔巴尼亚文学推向国际视野，“描绘出了完整的文化——包括它的历史、它的热情、它的传说、它的政治和它的灾难。他采用传统讲故事的方式创作，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
折桂首届布克奖后，卡达莱还相继摘得2009年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2015年耶路撒冷文学奖、2020年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等。此外，他也是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夺魁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
卡达莱对阿尔巴尼亚传统和巴尔干特质体会深刻，他的小说具荒诞意味，却艺术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有评论认为，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卡夫卡式的洞察力、昆德拉式的反讽、奥威尔式的犀利以及马尔克斯式的魔幻”。
2024年春天，卡达莱被译成英文出版的长篇新作《政客的召唤》再次入围2024年布克国际文学奖，这部小说2018年于阿尔巴尼亚首发，阿文原标题《统治者纷争之际》（Kur sunduesit grinden），故事从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接到斯大林的一个3分钟来电展开……
“无论如何，作家某种程度上总是被放逐的，因为他总站在局外，与他人保持距离。”早在恩维尔·霍查执政时期，卡达莱的作品就已入选阿尔巴尼亚课本；霍查政权解体前，这位“国民作家”的书写已享誉国际；1990年，阿尔巴尼亚政局激烈动荡，卡达莱移居法国巴黎；东欧剧变后，阿尔巴尼亚两大政党都曾恳请他回国担任总统，但都遭到了拒绝，卡达莱曾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表示：“我想保持作家的身份和自由。”
2023年10月16日，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法国总统马克龙（右）向卡达莱颁发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视觉中国/图）
《亡军的将领》：幻想现实主义涂上黑色幽默
1936年1月28日，卡达莱出生于阿尔巴尼亚南部近希腊边界的山城吉诺卡斯特，这里遍地石制古屋，从街道、喷泉到凌空俯瞰街区的狱堡，到处覆盖着鳞片般的灰色石板，他后来在1971年写成的小说《石头城纪事》中感叹，“很难想象，在这些厚重的硬壳下面能有柔软的生命存活并繁衍后代”，但他坚信：“这座城市建造起来，仿佛旨在唤起伟大的思想。”
阿尔巴尼亚地处欧亚交汇点，自古辗转于不同帝国版图之间，直到1913年才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独立。儿时的卡达莱，经历过意大利法西斯和纳粹德国对阿尔巴尼亚的占领。
“童年我目睹了许多事件……外国军队从家乡经过，真是接连不断的一个个奇观——意大利人、希腊人……镇子遭到德国人和英国人轮番轰炸，被各方势力轮流占领。但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一切都挺新鲜刺激的。”
故乡塑造了卡达莱锐敏独特的视角，种种经历在他日后的创作中烙下深深的历史印迹。中学毕业后，卡达莱离开家乡去了地拉那，进入地拉那大学修读历史文学系。“阿尔巴尼亚语在欧洲的语言版图占据重要位置……古代南欧有三个区域：希腊、罗马和伊利里亚。阿尔巴尼亚语是伊利里亚语的仅存硕果。”卡达莱对本国语言传承颇为骄傲，“阿尔巴尼亚第一本文学著作是16世纪出版的《圣经》译本，那时有了作家……阿尔巴尼亚文学奠基之父是19世纪的纳伊姆·弗拉谢利……他写长篇史诗也写抒情诗，唤醒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意识。”
根据卡达莱作品《破碎的四月》改编的电影《太阳背后》
1950年代后期，卡达莱被送往莫斯科的高尔基文学院深造，在此期间他掌握了俄语和法语，接触到丰富的世界文学著作。他“在那里读了果戈理、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死屋手记》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印象尤其深刻”。
“在阿尔巴尼亚，许多作品被禁，我常利用出国机会找书来看。我在国外读了奥威尔和卡夫卡，我觉得后者更重要。我喜欢《一九八四》，但对《动物农庄》不怎么感兴趣，有关动物王国的寓言很难让我动心。有些国家发生的事比文学作品能想象出来的还要糟得多。”
阿苏关系破裂后，卡达莱于1961年夏回国，先后在《光明报》《十一月》文学月刊和《新阿尔巴尼亚画报》任编辑，其间还主编过法文版《阿尔巴尼亚文学》。与此同时，他从没放弃自中学时代就开始的诗歌创作。早在青少年时期，18岁的卡达莱已发表诗集《青春的热忱》，25岁时出版的诗集《我的世纪》，以鲜活意象和新颖语汇引起诗坛的广泛关注。
“太阳在远方的道路上降落的时光，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
1963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卡达莱的抒情长诗《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诗作发表当晚，卡达莱就接到霍查的祝贺来电，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人也是卡达莱的同乡。因受到霍查器重，卡达莱名声大振，后来又相继创作了《山鹰在高高飞翔》《六十年代》等长诗，在阿尔巴尼亚长期保持着国内桂冠诗人的荣耀。多年后，卡达莱解释说，在当时的阿尔巴尼亚，诗更容易写，因为更适用于歌颂。
“任何一个阵亡者都不应该被忘记”，也是在1963年，27岁的卡达莱完成了他的小说处女作《亡军的将领》，记叙一位意大利将军二战后重返阿尔巴尼亚寻找战死士兵的遗骸，其间经历的见闻及思想情感变化。
“战争中很难把悲哀和笑话分开，也很难把英勇和悲痛分开……他们勇敢，那是因为再也没什么可失去了”，这是死亡暗夜里一场锥心的远征，卡达莱借亡灵之口，道出战争中的幸存者、侵略者、受害者、失语者各自的故事与心境。
《费加罗报》评价，“在这部荒诞的史诗里，幻想现实主义涂上了一层淡淡的黑色幽默。这是一种从地下墓穴里目击的战争。”
1970年，《亡军的将领》法语版问世，卡达莱因这部深刻反映战争的杰作名声大振，他被邀请到巴黎，受到法国知识界的热烈欢迎：在他们眼里，一片荒瘠的东欧小国，如今出了个有分量的文化人。1999年，法国《世界报》将《亡军的将领》列入“20世纪百本好书”。
《梦宫》：“糅合宏大悲剧与荒诞叙事”
11岁那年，卡达莱就读了《麦克白》，“它像闪电击中了我”，他还特别喜爱古希腊文学，认为“特洛伊城墙附近发生的事，比某类悲惨平庸的现实主义小说更真实……我看到希腊悲剧和极权国家发生的事相似，尤其是那些罪恶的氛围和争权夺利”，卡达莱表示，他要将古希腊悲剧融入现代小说，“我试图写出糅合宏大悲剧与荒诞叙事的样式。”
继《亡军的将领》之后，1970年代，卡达莱相继出版了《雨鼓》《石头城纪事》《破碎的四月》等多部颇具分量的小说。在代表作《破碎的四月》中，卡达莱写到20世纪初统治阿尔巴尼亚北部高原地区的传统法典：如果一个人被杀，他的家人必须为他报仇。主人公焦阿古为兄报仇，3月17日成功杀死仇家，在被追杀前他得到30天休战协定，4月17日之前是安全的“白色”，之后便是亡命的“黑色”，与梦中情人迪阿娜重逢那刻，仇家的子弹飞向焦阿古……卡达莱以诗意的笔调讲述一个人一个月的故事，却道出困扰一个民族几百年的悲剧：人无法摆脱被追杀或杀人的宿命，生命只能如破碎的四月般惊惶短促。“在我们的山间，有句著名的谚语非常重要，活着只是因为死亡在休假。”
在1981年出版的小说《梦宫》中，卡达莱构思了一则天方夜谭式的寓言：传说奥斯曼帝国苏丹亲手创立的“梦宫”专门征集民众的梦，对其筛选、解析和审查，一旦发现任何对统治构成威胁的迹象，就立即打击镇压，更可怕的是，有些梦甚至可以被任意制造出来……主人公马克-阿莱姆被安排进入“梦宫”每天处理各种梦境。
“他还想到各种各样的梦：反叛状态下人们做的梦，遭遇过残酷屠杀的人们做的梦，周期性失眠症患者做的梦。后者是国家特别担忧的根源，因为在一段潜伏期之后，一种突然的复活极有可能来临。因此，事先就得采取特别的措施加以应对”……最终，马克-阿莱姆对一个梦的处理使得自己的家族几近覆灭，但他却意外升迁，成了“梦宫”主管。小说结尾，卡达莱刻画了这个年轻人“晋升”后的失魂落魄：“他用手擦去了窗户上的雾水，可所见到的事物并没有更加清晰：一切都已扭曲，一切都在闪烁。那一刻，他发现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梦宫》创作于1976至1981年间，被视为卡达莱的杰出代表作，《出版社周刊》评价，“这部梦魇式的小说徐徐展开了一幅政治寓言的画面：独裁者对一切加以掌控，甚至渗透到了公民的无意识领域。”
1980年，卡达莱将《梦宫》的摘录“缩”成短篇，与《破碎的四月》等作品一起发表在小说集《冷血》中，因为内容很像历史小说，小说集获准出版；第二年，他又将整部小说收录进另一本文集《过去的迹象》再次出版。至1981年末《梦宫》正式出版时，小说畅销行世，但人们发现，故事里的秘密“梦宫”映照现实。官员阿利亚（后成为霍查指定的继承者）通过阿尔巴尼亚作家和艺术家联盟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警告卡达莱：“是阿尔巴尼亚的人民和党把你捧上奥林匹斯山，但你也要小心，如果有一天背叛了他们，会被投入深渊。”
《梦宫》被宣布查禁，距它正式出版还不到两周。但第二天收缴此书时，在阿尔巴尼亚各地的所有书店，《梦宫》皆告售罄。在卡达莱的所有作品中，这始终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一本书——“我的作品必须被证明是具有全球视野的真正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梦宫》获得了成功。”
“后视镜中所瞥见的”与“一个3分钟的电话”
在2008年出版的小说《事故》中，卡达莱将故事背景设置在20世纪末的东欧巴尔干半岛：阿尔巴尼亚的欧洲议会官员Y先生和情人在一起交通事故中遇难，幸存的出租车司机对后视镜中所看到的含糊其辞，受害者的特殊身份引来东欧多国安全部门介入……一名调查者通过分析目击者证言、两位受害者的手记和受害者密友的回忆，抽丝剥茧地理出了事故背后隐藏的故事。
小说中波诡云谲的动荡局势与主人公扑朔迷离的爱情相互映照，故事主人公曾对情人说：“到昨天为止，你一直在抱怨，是我导致你丧失自由。现在你又抱怨，你享有过多自由。看来怎么着都是我的错。”《伊斯玛伊尔·卡达莱：1957-1990》作者彼得·摩根（Peter Morgan）解读，“这段对话体现了霍查政权对民众心理的扭曲程度……政治阴影已经影响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1985年霍查去世后，阿尔巴尼亚政局渐趋紧张，卡达莱的部分作品无法在其本国出版。他将部分小说和诗歌手稿分批带往法国。当时阿尔巴尼亚禁止“泄漏”文学稿件，他便将自己的作品“伪装”成用阿语翻译的外国作品，将手稿中的地点改成德奥地名，假称其为西德作家的著作。为了降低风险，卡达莱每次只带几页，通过一位法国朋友将稿件全部带到了巴黎。
“认识自由时，我已熟读文学作品，是文学将我引向自由，而不是自由带我走向文学。”1990年10月，阿尔巴尼亚政局激烈动荡，卡达莱移居法国巴黎。2005年获得首届布克奖，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如果你在极其年幼的时候涉猎文学，你就不会懂得太多政治。我想这拯救了我。”
2024年春天，卡达莱2018年出版的《统治者纷争之际》自阿尔巴尼亚文翻译成英文后再次入围2024年布克奖。故事围绕着传说中的一则秘密电话展开：1934年6月，斯大林给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打了个电话，讨论逮捕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事。
小说从卡达莱看似自传性的莫斯科学生时代讲起，叙述语气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游移，结合想象与档案，卡达莱重构了这个3分钟电话的13个不同版本，他将相关人士亲友的回忆、记者报道，以及以赛亚·伯林、安娜·阿赫玛托娃等知识分子的见证文本聚合起来，编织成一个聚焦作家与暴政的角力关系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关于那个3分钟电话的13个版本，每个人都试图从略微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并合理化帕斯捷尔纳克进退维谷、暧昧不明的回应。”布克奖评委认为：“这是对未被寻见的绝对真相的一种追问。”
卡达莱认为，在政治和艺术的王国中，执政者与文学家各自为王。“他俩形象无论如何背道而驰，都是‘统治者’”，但他也提及两者的微妙差异，诗人“不乞求怜悯，但要同情他人”。
当两个王国的“统治者”产生纷争，双方在电话两头的试探中掩起各自的锋芒。“除了‘谢谢’，我什么也说不出口！他祝贺我刚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长诗。我又说了声‘谢谢’。他说他非常喜欢这首诗，而我……又说了第三个‘谢谢’。”
《统治者纷争之际》由三个发生在不同时空又相对独立的部分构成。第一部分：1950年代的莫斯科，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遭遇“诺奖风波”；1970年代的地拉那，“我”正焦虑小说的出版，斯大林与帕斯捷尔纳克的那通电话成了“我”挥之不去的梦魇，与此同时，“我”也接到霍查的意外来电，成为另一个“文学风波”的焦点。第二部分：2015年的法国，帕斯捷尔纳克情人的女儿伊琳娜来到巴黎与“我”会面，“我”试图勾绘帕斯捷尔纳克的生活轨迹与内心世界，着手书写关于那通神秘来电的故事。第三部分：“我”结合档案与记忆想象出关于那通电话的13个不同版本，意欲揭示出背后的真相……
《洛杉矶书评》指出，这部小说的亮点在于权力与艺术的交锋，这也暗合了作家自己的人生轨迹，“对于卡达莱非凡的创作生涯而言，这本书‘写’下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尾声。”
（参考文献：卡达莱作品《亡军的将领》《梦宫》《破碎的四月》《事故》等；《巴黎评论·作家访谈5》《伊斯玛伊尔·卡达莱：1957-1990》；郑恩波《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卡达莱这个作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