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首届南开吴越文化研究论坛”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举办。
经过近10个月的征稿，本届论坛共收到全国各高校青年学者投稿70余篇，经论坛组委会匿名评审，最终确定入选论文18篇。
此次论坛，青年专家和学者们都带来了哪些新考新证新论？
吴越国王陵考古遗址公园（吴勇韬摄）
吴越国治下的苏州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学锋
今天苏州市区，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它的范围、面貌、街道布局的形成，可以明确提出，是吴越国给苏州留下的宝贵的遗产，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园林城市，进而有园林城市带来的江南社会，尤其江南文化人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第二个，举一个最感性的例子，就是苏州的虎丘塔，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大一统的历史观念，介绍虎丘塔时，用的都是北方的年号，这样一个历史叙述，遮蔽了吴越国，尤其在江南地区对它进行开发的真相。
图源 苏州文化旅游资讯
吴越时期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保民”。到了统一王朝以后，我们可能想到的另外一个词语，叫做“国计民生”。“国计”和“民生”，两者本来应该可以相辅相成，但是很难做到。如果我们把它说是一对矛盾的话，矛盾有两极，把这个矛盾两极调和得比较好的，如果中国历史上非要举出一个时代来的话，那可能是吴越国时期。当时通过水利问题的解决和农田的开发，基本奠定了此后千余年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模式和农村景观。
临安功臣塔
九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从江南出发横断东海的新航路开辟，江南出身的唐朝商人(主要是苏州、越州、婺州籍)逐渐取代了日本官方使团和新罗商，成为东亚海上贸易的主导者，江南民间商团在东亚贸易中走向成熟。
中国史的叙述，通常不太顾及到海洋的关注，但是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除了陆上丝绸之路以外，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受到重视。吴越国，正好处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
表忠观是钱氏诸王声名的物化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 陈烨轩
我在读苏轼的文集中，读到了表忠观。之前的研究，主要还是聚焦于表忠观的碑文是什么时候写的以及后世如何流传。我比较关注表忠观本身。
作为宋代杭州为表钱镠功绩的代表建筑，表忠观的修建进程，其实与宋代对于钱氏的态度极为相关，表忠观正是钱氏诸王声名的物化。特别在南宋时期，表忠观修缮、维护进行得非常顺利，在南宋之后也成为了皇帝高度重视的一个纪念性建筑。其背后可以看出的是钱氏诸王做出的功绩在南宋时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
吴越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如何看待遗产以及看待历史上对吴越国历史评价的一些变化，以及与各个时期的实际社会背景的联系，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继续深思的。
钱镠像
“吴越国”的文化构成奠定了近世江南文化的基调
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张兢兢
湖州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它和苏州、绍兴有什么差异，它自身有什么独特性，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湖州其实是从太湖平原向浙中南山地的一个过渡区。如果说我们把以苏州为中心的环太湖流域，作为吴地或吴文化辐射区，而以绍兴为中心的浙东丘陵平原带，作为越地或越文化辐射区，那么湖州就是处在“吴水”“越山”之间，由吴文化向越文化的过渡区。
公元947年以后的吴越国行政区划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在六朝以前，“吴”“越”称谓均是当时的中原华夏对于江南的歧视性他称。经过六朝隋唐时代，“吴”和“越”先后从民族概念转变为地域概念，“吴人”“越人”从非华夏的民族变成了华夏的地域人群，进而成为发达区域文化的概念。这个过程是江南文化内涵的提升及其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在唐代之后，“吴”“越”的地域范围逐渐固定为“浙西”与“浙东”，“吴越国”的建立标志着浙东越文化与浙西吴文化共同构成了近世江南文化的滥觞。
越州在唐末五代依然是北方人口迁入的主要目的地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许超雄
吴越国时期的越州是北人南迁的重要目的地，唐末五代的人口迁徙规模略高于安史之乱后。据推测，吴越国后期越州户口在6万户左右。
唐末和五代江南各州迁入案例由多到少分别为：歙州14、苏州12、杭州10、婺州9、昇州8、常州8、越州 7、温州 7、宣州5、明州4、润州4、湖州3、池州3、睦州1、衢州1、台州1、处州1。此外泛言迁至江南或江左38例，其中明言吴越、江浙的5例，江南或江左5例，南唐或金陵的28例。
公元943年五代十国中心区域形势图（图片来自网络）
从时间分布来看，安史之乱前后和唐末五代是两个人口迁入的高峰时段，且吴越国所处的唐末五代案例要高于安史之乱前后，尤其是歙州、婺州、温州、处州、明州、池州等。大致来说，越州在唐末五代依然是北方人口迁入的主要目的地。
若把越州放在整个江南地区来看，越州的北方移民迁入数量在江南诸州中位于前列。不过从空间分布来看，浙西的苏州、金陵等地迁入较为集中，而杭州、越州以南诸州则相对较少。这种分布跟江南诸州的开发时间不同有关。
中国古代史上前无古人的封号：双封两国的吴越王
浙江省博物馆文博馆员、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 魏祝挺
吴越国的名称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是五代分封的吴国和越国的合称。
在整理吴越国碑拓、碑刻资料时，我发现，吴越国第二代国王钱元瓘的神道碑里有提到“册封越王使，册封吴王使和吴越王金印使”。这个材料和史书中记载的有一点出入，但因为这是一手材料，所以可以佐证他是两次册封，也就是吴王和越王分别册封。
当时浙西道的吴国和浙东道的越国同时封给钱镠，在唐朝的时候钱镠曾经当过越王，后来又当了吴王，但是从来没有封他过双封两国的国王。但在五代朱温代唐称帝以后，为了拉拢钱镠，朱温就封给钱镠一个中国古代史上前无古人的封号，即双封两国的吴越王。
临安东入城口钱镠像（临安区委宣传部提供）
我也提出，其实吴越国在五代前期是需要加一个顿号的，也就是“吴、越国”。这更符合当时吴越国的特殊地位，说明它是高于五代十国中其他十国政权的，是中原政权特别倚重的地方政权。
阿育王塔铸造方式有何不同？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教授 吴天跃
地理传布、铸造方式与材质，构成了理解五代吴越国（907-978年）末代国王钱俶铸造阿育王塔以实现对古印度阿育王之效仿和“复古”行为的三个维度，也是近年技术美术史流行以来学界关注的新转向。我本次参会论文对钱俶历次造塔——乙卯岁（955）铜塔、乙丑岁（965）铁塔以及雷峰塔出土的两座银阿育王塔进行详细梳理。
鎏金银阿育王塔
首先，考察钱俶历次所造阿育王塔的地理传播、分布范围。重点解读乙卯岁铜塔如何经由日本僧侣、吴越海商等途径传播至日本和朝鲜半岛，在异域又是如何理解、接纳吴越国阿育王塔的意义。
其次，从铸造方式上比较铜塔、铁塔和银塔的构造，厘清三者之间是何种摹造关系，我在本次论坛上特别分析了铜塔上出现的铭文编号的意涵。
最后，对钱俶历次造塔材质的选择，以及吴越国铜矿、铁矿、银矿产地和制造中心展开初步推测。
墓志书写体现吴越人对中原王朝的国家认同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 陈红静
作为五代王国政权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吴越一直实行奉行中原正朔的政策，但与一般藩镇不同的是，吴越独立于中朝的统治之外，建立了一个实质性的独立王国。在此情况下，吴越人在国家认同上便存在不同的选择。
杭州钱王祠
从研究吴越国时期的近百方墓志中可以发现，钱镠统治时期，吴越吏民在墓志书写中多使用中原王朝国号，钱元瓘至钱俶时期，墓志中的国号书写则以吴越为主，这种变化体现了随着长久的分裂，吴越吏民的国家认同由“中朝”到“吴越国”的转移。但是，在吴越国号书写占据主流之时，吴越仍有不少家族使用的仍旧是当时中原王朝的国号，足见在吴越国“奉中原正朔”的政策影响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能还保留着中原正统的理念，认为其所处仍属于中原王朝的一部分。
无论是出于有意识的正统情怀，还是出于对中朝与吴越国关系的无意识表达，生活在吴越国的江南百姓依然保留着对中原王朝的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