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起沪上各家动物园，上海人如数家珍：位于虹桥路上的上海动物园，还有浦东宣桥镇的上海野生动物园。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还会补充道：中山公园、复兴公园这两家早些年也曾附设有小型动物园。但少有人提及的是，上海其实还有过一座声名赫赫的大型动物园——那就是位于老城厢文庙路上的上海市市立动物园。自1933年8月开园起，这里便成为沪上乃至全国各地人士竞相前往的“热门打卡地”，第一年参观人数达到116万多人次（占当时上海全市常住人口三分之一），被誉为“夸雄于国内，实无其匹矣”。
这座中国人自行创办的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型动物园，可惜生不逢时。“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在日军炮火肆虐下，它与国人一起遭逢动荡与磨难，最终从上海的城市版图上完全消失……
通过对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档案的挖掘与整理，我们得以梳理出明晰的脉络，回望这段已湮没于历史深处的往事。
《中华》杂志1933年第22期刊发上海市市立动物园开幕的图文报道。上海图书馆藏
一波三折建园始末
这所昔日的动物园位于南市老城厢的芹圃旧址，具体位置是今日黄浦区文庙路、学前街交会处，也就是如今敬业中学所在地。
当年的动物园面积10.9亩（7267平方米），大门与文庙（当时已改建为市立民众教育馆）隔街相望，园内“花木扶疏，亭阁隐现，假山池塘之间，充满了清雅秀美的景色”。该园筹建于1931年8月，于1933年8月正式开放。
动物园前身是创办于1926年的上海公共学校园。它作为各中小学开展自然学科教学和实验的场地，种植有农作物、蔬果、花卉，并建造了豢养虎豹以及各类小动物的动物棚舍，每月都要接待数批中小学生课外实践。
作为公共学校园的创始者及负责人，校长沈祥瑞年富力强，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教育经验。1931年冬，时年31岁的沈祥瑞接到上级部门的任务，受令在学校园的基础上，配合市工务局共同设计、筹办上海市市立动物园。
1931年8月，上海市教育局第204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建设动物园计划草案”，拟在文庙芹圃原址设置动物园，除学校园原有动物拨充外，其余动物另行选购。
1931年8月，上海市市立动物园计划草案（上海市档案馆藏）
在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中存有这份计划草案文本：
“欧美各国每个公共场所或公园中设置动物园，究其原因盖以动物之居处不同、形态各别、天赋之本能亦异殊，实具有普遍研究之价值。惟以其或伏处深山，或翱翔天空，或蛰居地下，或潜藏海底，均不易观察周遭，爰以之陈列一处，既可供学校直观教学时之材料，使学生得准确观念，又可作各界业余后之观赏，俾民众有消遣场所，用意至善。”
同年9月，市教育局正式呈请市政府拨款用于动物园建设。但因财政竭蹶，市政府指令暂缓动物园计划。此后教育局又几度呈请，各方人士也多方奔走呼吁。在相关呈文中，有关方面反复强调创办动物园的重要意义：
“本市人口稠密，学校如林，尤以沪南为最。一般青年学子、职工商贾，业余休闲之时，因感无正当娱乐场所足资消遣者众，每日接触不良习惯抑或环境使然，有鉴及此，爰拟就文庙前芹圃原址，依此迂回曲折固有之形势，因地设置各种动物舍，布置规模较大之动物园。使学校得直观教学之材料，民众有怡悦性情之园圃。”
几个月后，市政府终于下令核准筹办，将原本计划建造音乐厅的2万元，转拨动物园作为开办经费。项目推进过程中，因涉及基建、园艺、棚舍、动物采购等方方面面，教育局又数次请款，获得追加。1932年8月，动物园开工建设，于次年5月底初步完工。初竣工时，面积仅7.3亩，此后又逐渐扩大园舍范围，追加至10.9亩，增建熊、豹、大象、骆驼等动物棚舍，并新设动物标本陈列馆。
1933年7月31日，市教育局下达指令，委任沈祥瑞为市立动物园负责人。事实上，沈祥瑞早已肩负起园长职责，几年来全力以赴投入筹办工作。他率领的团队包括其在内总共18人，正式职员仅8人。下设总务组、管理组、研究组，管理组负责动物的收集、饲育、保养、繁殖及卫生诊疗等事项，研究组负责动物生活研究、标本制作等事项。
8月1日，作为兼有休闲娱乐、开展社会教育双重功能的重要社会公共机构，上海市市立动物园正式对外开放。
1932年8月，上海市市立动物园第二期工程平面略图（上海市档案馆藏）
1933年，上海市市立动物园大门（上海市档案馆藏）
动物园开园时间未到，在门外等候买票入园的人们（上海图书馆藏）
观者如潮年超百万
对于这座国人创办的第一座现代动物园，市民参观热情高涨。开园当日，清晨6时，动物园大门口已有不少游人等待入园。沈园长回忆：“到了将近8时，文庙路上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开放后售票处的工作，忙碌得异乎寻常，大约每两秒钟，就售出门票一张，从大门口进入的客流，好像潮涌一般。”
上海市档案馆所藏《上海市市立动物园开放规则》中记载，动物园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时至6时。门券分普通、常年两种，普通券每张6分（儿童减半），常年券（类似如今的年卡）1元。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这一门票价格比较低廉，还有人将之与租界工部局所管理的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动物园进行比较，表示市立动物园内动物种类、数量之多，远超兆丰公园动物园，且参观面积是后者近四倍，门票价格仅是其五分之一。
档案中还可见到这样的记述：因为入园游览者日达万人，动物园不得不呈请教育局转咨公安局，在门口已有数位警察维持秩序的基础上，请求添派警力支援。
此外，市立动物园还牵头举办了芙蓉鸟（金丝鸟）竞赛会、乳牛比赛、金鱼展览会、信鸽比赛大会、家兔展览会，并成立乳牛、信鸽、家兔研究会等市民可报名参加的动物研究团体。信鸽大会后来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提供了一批用于传递战事情报的“军鸽”。
市立动物园最鼎盛时期，建有房屋31间、动物棚舍48座，另开辟标本室，制作标本80余件。园内所豢养动物累计109种，其中，兽类有虎、豹、狮、象、黑熊、骆驼、袋鼠、麋鹿等32种，禽类有孔雀、白鹤、鹈鹕、鸳鸯、鹭、雁、雉、鹰等44种，爬虫类有鳄、蟒、龟、鳖等4种。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中还可见沈祥瑞的发展愿景：一份是拟收购蓬莱路近学前街几个地块以扩大园地面积的报告，另一份是另辟新园的规划蓝图：“拟在市中心区虬江之南、翔殷路以北，东西以府南左右两路为界，就此四址以内，建设动物园新园”“以起到动物园与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等辉映调剂，以收异曲同工之效”。
1936年5月，上海市市立动物园拟在市中心区另辟新园的位置示意图（上海市档案馆藏）
1936年8月，上海市市立动物园拟收购附近地块扩充园地面积的示意简图（上海市档案馆藏）
解救难民区中的“困兽”
正当众人意气风发、踌躇满怀之时，沉重的战争阴云逐渐向上海逼近。
1937年8月，“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沈祥瑞和数位同仁选择留在南市，他们紧急关闭动物园大门，以园为家，日夜驻守。一日，动物园办公场所屋顶遭到高射炮弹袭击，虽无太大损毁，但令沈祥瑞日夜难寐，忧心如焚。
档案中，存有他9月15日致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的一封函件，文中写道：
“敌人惨无人道，日后万一将本园轰炸，所有狮、虎、熊、罴、斑豹、黑豹等猛兽，如尽行炸死，固属不幸，倘仅将棚舍炸毁而猛兽逸出时，则贻害无穷；或因局势变化、环境逼迫而不能在园饲养时，则所有百余种动物，势必悉遭饿毙，殊觉可怜。”
此前，沈祥瑞已多方寻找出路。他与兆丰公园多次接洽，沟通将狮虎豹等珍禽猛兽寄养该园的可能性。对方表示可以接纳，但需要市立动物园自行建设临时铁棚。经估算，沈祥瑞决定制作铁棚六间：每个宽十尺、深七尺，前高六尺八寸，后高六尺，棚顶盖铅皮，两端及后面加装板壁，地面铺设方块水泥砖，六间造价共计约3900元。
但恰恰是这3900元的经费，成为动物逃生路上的一道阻碍。当沈祥瑞呈请上级部门求助拨款时，被予以婉拒，后经相关部门协调，方获准在顾家宅公园（今复兴公园），借用七平方丈地面，以便市立动物园寄养猛兽。当时，沈祥瑞对战后复园计划仍抱有乐观预计，因此他在信中特别注明：“俟沪战停止恢复常态后即行迁回。”
1937年，“八一三”战火硝烟之中的上海（上海市档案馆藏）
“八一三”后，难民区内情景（上海市档案馆藏）
“八一三”爆发后，被铁丝网阻隔的上海市民（上海市档案馆藏）
10月31日，两辆卡车从市立动物园缓缓驶出，经南阳桥铁栅，进入法租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上的震旦大学校园。车上装的是市立动物园标本室内陈列的标本、标本橱等二十余件，此外还有该园的印信、档案卷宗等。经前期协调，震旦校方同意市立动物园将上述物项在校园内寄存至战事结束。
正当下一步将实施动物转运时，抗战局势急转直下。11月9日，日军进入南市，这令沈祥瑞犹遭当头一棒。慌乱中，他和几位工友只好将狮虎豹熊等猛兽诱入小铁笼内，从动物园紧急运送至开设于万竹小学内的国际难民区。
在档案中可看到，沈祥瑞在1937年11月间写给法租界公董局顾盛的两封信。信中他语气急切地表示：因上海局势突生变化，政府拨给动物园的给养管理等项均将停止，自己受命结束所有在难民区内的猛兽珍禽的移养工作，奉上级面谕，最终决定将这些猛兽珍禽“全部赠予贵处主管之顾家宅公园陈列”“自赠送后该项猛兽之所有权即归属贵处”。
当时，法租界与南市交界的各个出入口，都已被铁门封锁，在日军的严格看守下，尚留新开河和东新桥两处可以持证通行。经多方斡旋，沈祥瑞和动物园员工一起，将狮、虎、豹、熊、狼等猛兽和袋鼠、猕猴、梅花鹿、丹顶鹤、孔雀、鹈鹕、鸳鸯等运出华界，装运到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的顾家宅公园。
原本他们还计划运送第二批动物，但不久后新开河、东新桥两处铁门完全关闭，第二批动物无法继续运出。
如今文庙正门及对面的敬业中学（上海市市立动物园旧址）作者拍摄。
剩下未能及时转运的动物，其命运可想而知——最终连同文庙路上的动物园棚舍一起，被日寇战火损毁殆尽。
据档案记载，1940年初，派员前往市立动物园旧址查看情况后汇报所见：“园内门框零落，墙垣洞穿倾坍，原有小池肮脏不堪，池边种植小树咸被砍伐，颇呈荒凉景色。”
被移养在顾家宅公园的珍禽猛兽，最终也没能逃出侵略者的魔爪。当日寇进驻租界，顾家宅公园改名大兴公园，管理权很快落入敌手。沈祥瑞不愿为汉奸，辞去职务，改名后避难迁居到威海卫路（今威海路）。大兴公园沦为日本军队的练兵场与仓库，园内动物被汪伪政府建设局移养至兆丰公园……因饲料供给时断时续，加上缺乏专业照护与治疗，当年从市立动物园解救的珍禽猛兽，仅剩下猕猴、狸、鳄等十几种，其他大型动物中，巨蟒冻毙，黑豹及狮虎等相继染病而死。
短短几年光景，一座众人“克服重重困难、举步维艰的局势下才合力建成”的园林式动物园，在战火蹂躏下，从上海城市版图上完全消失。
当上海再次迎来另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动物园时，已是1955年——新中国成立六周年之际，位于上海西区的西郊公园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扩建为动物园，向市民开放。
参考资料：
1.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相关档案
2.上海市市立动物园编印：《上海市市立动物园概况》，良华印刷公司，1936年出版
3.沈祥瑞：《早年上海市市立动物园回忆录》，《中国动物园年刊》，1984年第7期
4.朱英：《上海动物园：近代中国休闲娱乐与社会教育的新设施》，《史学月刊》，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