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进济南：以解放者的身份参与山东文化重建
1939年，肖华同志带领东进纵队，挺进到冀鲁边区，开辟抗日根据地。郭澄清的家里住上了八路军，成了抗战的堡垒户。那时，郭澄清虽不满十岁，却加入了儿童团，被送进抗日小学读书。当时，兵荒马乱，家无宁日，在校时间甚少，郭澄清大多时间随其父学习。他在认识些字后，常阅读《水浒传》《西游记》之类的书，这些名著对他此后从事文学创作事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1947年，郭澄清从抗日中学毕业，昔日的反抗种子开始萌芽，并于1948年加入了渤海军区渤海纵队，还加入了共青团，并参加了解放省城的济南战役。
1948年9月，郭澄清以解放者的身份，随大部队挺进和接管济南，他与济南也由此结下了一生的文学缘分。济南解放后，郭澄清根据组织安排，在济南转业为山东省教育厅干部，这是他与济南的第一次结缘。1949年，郭澄清在济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济南战役给郭澄清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记，让他逐渐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幸存者，并不只是为了个人活着，还需要为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活着。郭澄清的心里时常思念着在冀鲁边区和渤海军区牺牲的首长和战友，正如郭澄清在1985年重病中所回忆的那样：他的连长牺牲时，用最后一口气力，拿出自己的钢笔说：“小郭，你很会写文章，你用这支笔把牺牲的战友们的事迹写下来，交给他们的后人。”连长的这句话，深深地镌刻在郭澄清的心里，由此影响到了他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之路。
郭澄清在生命后期的口述中对这段历史有过这样的追忆：“当时我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决心通过自己手中的这支笔，把黑暗的旧社会揭他个体无完肤，把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翻身的丰功伟绩著书立说，向全世界宣告。”
1950年，郭澄清要求离开济南，回到自己的故乡投身教育事业，并为其文学创作积累素材。组织同意了郭澄清的要求，安排他到他的家乡宁津县工作，并任命他为宁津县直属完全小学（初中）校长，兼任宁津县一中（高中）教导主任。对此，郭澄清曾经回忆道：“解放初期，我从事教育事业，先后担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务主任。为了实现自己一生的愿望，我就结合教学积累文学创作资料。我想，要完成一部大的作品必然涉及到全国各地，因此，在教学中，我特别注意研究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我把全国各地地形、山脉、河流及各地生产、生活特点，编成诗歌，既便于学生学，也便于个人记。由于留心这些事情，所以对全国地理比较熟，当时，我不照课本，用五分钟就能画上全国略图。在工作之余，我就开始练笔，试写些小东西寄给报纸杂志。当初，我什么都写，新闻报道、诗歌、故事、小说都练习过。1955年才把短篇小说当作我业余创作的重点。这样，在《河北文艺》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郭大强》。”除了认真从事教学工作和聚焦于短篇小说创作之外，郭澄清还收集了大量革命历史资料，并在1955年写出了10万字的传记文学《马振华英烈传》。
1956年，中国农村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郭澄清也参与了这一运动，并见证了许多爱集体的新式人物的诞生。受此鼓舞，郭澄清在1956年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万灵丹》《砖的故事》等，歌颂了这批新式人物。1957年，宁津县委便把郭澄清调到了宁津日报社，担任总编辑兼县广播站站长。此后，郭澄清又参与了《宁津文艺》的创刊工作，并出任主编。对此，郭澄清回忆说：“这个文艺园地不仅锻炼提高了我，而且也培养了一批业余创作队伍。”《文史哲》还专门刊发了《宁津县积极培养农村文学创作新人》这篇文章，称赞了宁津县培育文学新人的先进事迹。
后来，因工作的需要，郭澄清又被调任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等职务。这样的经历使得郭澄清对党的政策有了更多的了解，眼界也更加开阔，为他的文学创作再上台阶提供了支撑。他于1957年当选为河北省文联委员。当时，河北省文联曾多次调郭澄清任专业作家，他都谢绝了。宁津划归天津后，有关部门还准备让他担任《新港》的副主编，他也谢绝了。郭澄清没有选择城市，而是继续留在农村，恰如他所说的那样：“几十年来的创作道路，使我深刻体会到：文艺工作者，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广泛地体验生活。我是一个农民作者，离开农村，离开农民，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1961年，农村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为了更好地体验生活，郭澄清向县委提出了到基层去工作的申请。领导很支持，答复了郭澄清的要求，调他到公社任党委副书记。郭澄清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当时有很多党的基层领导干部饿得两腿浮肿，当然，我也不例外。我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同样吃低指标，瓜菜代粮。在劳动中，因肚子里无食，身体病弱，不止一次地晕倒在地，贫下中农无微不至地关怀我，照顾我，在灾难中和贫下中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艰苦生活，我身临其境，亲身感受，所以也是我文学创作上的黄金时代。无数个相信党、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形象在我脑海中形成。我饿着肚子，勒紧腰带，白天劳动，晚上创作，一干就是一个通宵，有很多作品几乎是一气呵成，有的七八千字的短篇小说一夜就突击完成。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月连续发表过五六篇短篇小说。《老队长》《女将》《蹩拉气》《茶房嫂》《男婚女嫁》《篱墙两边》等短篇小说，就写于这个时期。”
1962年8月，郭澄清的《黑掌柜》发表于《大公报》和《群众文艺》。这部小说是郭澄清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并分别入选了以下作品选：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的《河北青年短篇小说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编的《新人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年），中国作家协会等编的《新人新作选》（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建国以来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大学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短篇小说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篱下百花：1957-196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等。
郭澄清在农村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因工作需要，又调回县委，担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经常跟随县委书记收听各公社、各部门领导同志的汇报，下乡搞调查研究。针对“有的干部工作并不扎实，汇报的却头头是道，吹起来神乎其神”的实际情形，郭澄清就决心塑造一位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密切联系群众的基层领导干部的英雄形象。他便把一位过去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公社书记当作原型，创作出了短篇小说《公社书记》。在严文井等人的支持下，这篇小说最终得以在《人民文学》1963年11月号发表。后来，《公社书记》还出了单行本，又译成外文发行，国内的几本短篇小说选集也都选录了这篇作品。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赵树理也在文学创作中注重发扬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创作出《实干家潘永富》，并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第4期。这两部短篇小说先后发表于《人民文学》，都是作者根据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创作出来的小说，其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当时的浮夸风，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由此说来，郭澄清的这篇小说与赵树理的小说有异曲同工和殊途同归之妙，标志着郭澄清开始通过短篇小说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没有跟风，而是执着于自己独立的艺术发现来进行小说创作，标志着他走上了独立自主的文学创作道路。
1965年，第二届“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召开，郭澄清作为山东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郭澄清还受邀作了题为“学好毛主席著作，深入火热斗争为英雄人物高唱赞歌”的发言。
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郭澄清在口述史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总结：“二十多年来，我坚持文艺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方向，利用业余时间，坚持不懈地搞创作，先后发表了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二百多篇散文、报告文学，三百多首诗歌，先后出版了《社迷》（1963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公社的人们》（1965年，作家出版社）、《小八将》（1966年，中国少儿出版社）等五部短篇小说集和中篇小说《社迷传》（196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我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有《黑掌柜》《公社书记》《助手的助手》《喜儿》《嘟嘟奶奶》等。”
196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请郭澄清写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郭澄清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便写出了将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武装委员》，经中国青年出版社审定并打出了清样。正准备出版时，“文革”开始了，郭澄清“被打成黑线人物，定为修正主义路线的苗子，为封、资、修抬轿子，吹喇叭的黑秀才，批判《社迷》《社迷传》是丑化劳动人民，写的是中间人物，并说我搞文学创作是成名成家的‘自专道路’，是刘邓路线的吹鼓手，是周扬的售货员”。由此一来，郭澄清创作的《武装委员》未能正式出版。及至198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才出版了这部长篇，书名则改为《决斗》。
郭澄清与济南第一次结缘的时间并不长，仅有两年多的时间，但这段在济南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对郭澄清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当重返故乡宁津时，郭澄清便有了更广阔的社会坐标和人生坐标，这也为他再次结缘济南打下了基础，成为他坚定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个契机。
再回济南：以作家身份参与文学活动
1969年，因其创作的小说具有了全国影响力，郭澄清被调到了京剧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剧组完善剧本工作，住在北京将近一年。据同在剧组的任孚先回忆：“在北京的数月期间，真如徐庶进曹营一般，郭澄清天天偷偷捧读中外名著，从中汲取营养，帮助他早已在酝酿之中的长篇小说创作构思。那时，稍有空闲，他便和我交谈长篇的内容，讲到动情之处，这位华北平原的硬汉子竟不禁泪流满面。”郭澄清参与完善剧本的工作对他再回济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支持作用。
1970年，山东省委把郭澄清从宁津县调回了济南，由宁津县委宣传部部长改任山东省文化局的党组成员，担任创作办公室主任。再次回到济南后，郭澄清还参加了山东省的《奇袭白虎团》剧本改编工作。
再度回到济南后，郭澄清开启了他独特的济南生活。所谓独特的济南生活，主要是指郭澄清的工作关系转到了济南，组织在济南分配给了他一套住房。然而，心系文学创作的郭澄清为了能够全心全意地从事文学创作，于1971年向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白如冰请了创作假，还专门把户口迁回宁津县，重回郭皋村的小土屋，开始心无旁骛地创作长篇小说《大刀记》。
1972年，郭澄清便创作出了《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对此，《大刀记》的责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成员、文艺报社原主编谢永旺有过这样的回忆：“1972年的夏天，澄清同志写出了《血染龙潭》，邀我到山东看稿。这次阅读给了我很大的喜悦。作品厚实，有独到的特色。语言尤见功力，以北方农村的口语为主加以提炼，又融入了古典文化和民间文化的韵味。农村生活场景和习俗同样具有浓厚的平原气息，显得爽朗开阔。农民的贫穷困苦和坚毅的斗争精神，以及人群之间的人情之美，一个个生龙活虎，形神兼备。在1971、1972年那个年代，‘五四’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优秀作品，除了鲁迅，几乎没有再版。真正称得上文学创作的实属凤毛麟角，在这种近于窒息的文学氛围下，读到一部有个人特色的长篇小说稿，愉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部作品却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对此情形，诗人、出版家屠岸在回忆中写道：“当年我们拿到《大刀记》稿子以后，非常重视，像这样有分量的长篇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英雄就是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当然，党是人民群众的代表，但是在党成立以前呢？”
1973年，郭澄清被再次约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与讨论如何促成《大刀记》的出版事宜，经过商议，大家认为唯一的办法是继续写下去。写出第二部《火燎荒原》，即写出冀鲁平原地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为主力的伟大抗日战争。
1974年1月，山东省在文艺创作小组基础上成立了山东文艺创作办公室，隶属省文化局，由郭澄清任主任，任孚先、张云凤任副主任。其成员有的在进行创作，有的在进行创作辅导与深入生活。此后，郭澄清夜以继日，最终完成了三卷本《大刀记》的创作。
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30周年，决定出版三卷本《大刀记》。谢永旺回忆：“1975年的春夏之交，是我和郭澄清接触最多的时期。一经决定出版，我们就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我工作八小时，澄清推敲定稿，不会少于十二小时，可谓日夜兼程。”与此同时，山东人民出版社也决定出版这部小说，这主要得力于山东省委有关领导的重视。王众音责成山东省文化局组成阅读小组，由苗得雨、任孚先等人任组员，然后由苗得雨代表中共山东省委专程到北京，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表达感谢并促成出版。郭澄清在回忆《大刀记》为什么会被出版时曾说过：“一篇文章，一部作品的发展，虽然署名是个人，但它实际上是集体创作，作者只不过是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加工制作罢了，我的三卷集长篇小说《大刀记》就是‘千人糕’‘万人糕’。这部作品的创造开始，我就坚持了集体创作的道路，所谓集体创作，并不是凑合几个人，再加上出版社的几个编辑就行了，因为我要表现的主题，真正熟悉情况的是那些在抗日游击战争中流过血的‘老八路’，真正了解自己写作上的缺点的是那些同我一起战斗过多年的业余作者，真正从政治上、艺术上把关的是党的领导和贫下中农。因此，我就邀请他们，搞了三个业余小组：一个是有几个参加过抗日游击战争的老战士组成的‘顾问组’，主要任务是向他们了解抗日战争的情况；一个是由贫下中农组成的‘参谋组’，主要是要他们帮助我琢磨人物形象，思想感情对头不对头；一个是由几个曾经长期同我一起共同搞创作的业余作者组成的‘挑刺组’，主要是从写作上找毛病。这三个组对我创作《大刀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大刀记》出版后，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及省文化局在济南专门为郭澄清召开了庆祝会。
《大刀记》出版后，这部小说便在济南以不同形式传播开来，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薛中锐播讲的《大刀记》，山东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连环画《大刀记》，这对郭澄清及其《大刀记》走向全国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大刀记》是郭澄清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修订的版本，这一版本与原初版相比删除了作者非常看重的内容，并没有达到郭澄清本人的要求。然而，结合历史实际情况来看，《大刀记》能够出版，本身便是诸多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刀记》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可谓应历史和现实之运而生，这由此奠定了郭澄清及其文学创作的历史地位。对此情形，谢永旺曾有过这样的评述：“虽说不无遗憾，却也无奈。书的出版获得了好评，尤其是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与欢迎。今天看来，仍不失为具有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的优秀之作。”无疑，谢永旺的这一评述是客观公允的——如果《大刀记》错过了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即便可以按照郭澄清的意愿出版初版本《大刀记》，其读者的接受效果或许也大打折扣，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会大打折扣。
值得庆幸的是，原初版《大刀记》终于在200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对此，屠岸不无欣慰地写道：“《大刀记》的责任编辑谢永旺同志，他是个非常负责任，非常优秀的编辑，《大刀记》当时没有遇上他，可能还会经历更大的曲折。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出版了他的原稿《大刀记》，总算了了我们的一桩心愿，要不然的话，我们总觉得欠着他一笔账。”
从1970年到1975年，郭澄清在济南居住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与济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一是他的组织关系依然在济南，属于典型的“济南人”；二是他的工资待遇依然由山东省文联负责发放；三是他的文学创作得以向前跨越的桥梁也在济南，山东的各级组织对郭澄清的《大刀记》创作给予了鼎力的支持。换言之，郭澄清可以被算作是“寄住”在郭皋村的小土屋从事文学创作的“省里人”和“济南人”。
重回济南：以病人身份“寄住”医院
从1976年到1989年，郭澄清又有了重回济南的机缘。然而，他这次返回济南并不是因为工作需要，而是以病人的身份“寄住”在医院。第一次是“寄住”在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并在死亡线上被救了过来；第二次是“寄住”在山东省的千佛山医院，并最终在千佛山医院走完了最后的人生道路。
1976年5月，“寄住”在郭皋村的郭澄清突发脑梗死，整个人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宁津县委获悉消息后便给山东省委宣传部打电话，王众音便立即将这一情况向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汇报，山东省委立即派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后改名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医护人员组成的专家组火速赶往郭皋村，专家组会诊后建议郭澄清应立即转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抢救。转到济南后，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根据山东省委通知，立即成立了郭澄清医疗小组，硬是把郭澄清从昏迷中抢救过来。但由于梗死严重，郭澄清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却无法治愈了。在郭澄清住院期间，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和夫人祖敏多次去医院看望他。同年10月，“四人帮”倒台，身体有所恢复的郭澄清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写出《以文艺为武器狠批‘四人帮’》的批判文章，并发表于《人民日报》。在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半年左右，郭澄清又离开济南前往青岛疗养，然后又回到了郭皋村的小土屋，一边继续自我康复，一边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在养病期间，还有一件事对郭澄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那就是一张题为《山东的十八棵青松到哪里去了》的匿名大字报。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指向了郭澄清1975年参加的一个由十八位作家、艺术家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主导下在北京召开的，主要是要求大家创作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品。郭澄清尽管奉上级要求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并没有写什么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也没有遵循这次会议的要求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向，而是继续创作《大刀记》的第三部《光满人间》。这一历史的来龙去脉尽管泾渭分明，但郭澄清还是受到了牵连，并由此影响到了他的身体康复、文学创作和领导职务。此后，郭澄清尽管出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后改名为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却没能参加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20世纪80年代初，郭澄清还居住在他的小土屋，生活条件非常差。山东省文联党组经研究决定，分给郭澄清一套住房，以便于他养病和生活。然而，郭澄清为了接续自己的创作计划，又一次放弃了组织分配的房子，继续坚守在农村。在他心里，离开了农村，他的文学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
1987年，《山东青年报》记者刘德亮前往郭皋村采访了郭澄清。刘德亮这样回忆道：“我当时去采访郭澄清，一进他郭皋庄的小院子，我感到了一种悲凉。这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作家，竟然落到这步田地。”采访结束后，他写出了《咬定青山不放松——访著名作家郭澄清》的采访稿，后又以《山东青年报》内参形式将这份稿件送了上去，引起了中宣部、全国文联、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要求相关部门关心郭澄清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竭尽全力提供好的医疗条件。此后，在时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全景的关心下，郭澄清终于以“省文联”的身份拿到了由山东省卫生厅发放的“山东省省直机关保健证”。这使得郭澄清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能够常住济南的山东省千佛山医院，郭澄清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变，这为他的文学创作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在济南住院期间，郭澄清依然坚持文学创作，修改定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决斗》《龙潭记》，写出了长篇小说《历史悲壮的回声》，在《沧州日报》连载，还写出了长篇历史小说《纪晓岚传》以及一些散文等作品，在最后还留下了百十来万字的草稿。
1989年8月10日，郭澄清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保健楼病房病逝。8月17日，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在济南为郭澄清举行追悼会。追悼会由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冯德英主持，山东省副省长宋法棠致悼词，参加这次追悼会的社会各界人士共有300多人。
结语
郭澄清既是宁津作家，又是济南作家，但是他的创作使他超越了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局限，最终成为真正的人民作家——他的一生始终与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生活在人民尤其是农民中间。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郭澄清是与柳青等具有同等人生境界和文学格局的作家。或许正是怀揣着这样一颗赤子之心，郭澄清在遭受不公正待遇乃至冤假错案时，才在情感和思想上做到了淡泊和宁静，才能够始终沉潜于文学创作中，并在文学创作中让自我的灵魂找到了安放的场所，进而真正地实现了自我的社会价值，让历史记住了一位从宁津走向济南、带有农民底色的人民作家！对此，诗人桑恒昌在《缅怀著名作家郭澄清》一诗中写道：“你是我们心中的山，/你是文学难言的痛，/你走了，在永远不该走的时候，/你走了，给历史留下一个伤口。”
如山一般矗立在鲁北平原上的人民作家郭澄清，尽管经历过难言的痛，尽管在不该走的时候走了，给历史留下一个伤口，但值得欣慰的是，济南，没有忘记郭澄清；人民，也没有忘记郭澄清；历史，更没有忘记郭澄清！
注：作者李宗刚，山东省惠民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原主编。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
作者:李宗刚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