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用诗展现了毫不妥协的洞察力，揭示出人类在这个充满剧烈冲突的世界里遭受的各种威胁。——诺贝尔文学奖评语
切斯瓦夫·米沃什从卡尔16世·古斯塔夫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文学奖。（1980年12月10日）
波兰诗人切·米沃什在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默默无闻，当时他只是伯克利大学的一个不知名的斯拉夫研究教授。名气来得如此突兀，以及他付出了多大的个人代价，在这本由波兰传记作家安杰伊·弗劳瑙塞克写的传记中都有详细描述（《米沃什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说到传记，让我想到了米沃什的自供状。他认为，一部“传记就像贝壳；贝壳并不怎么能说明曾经生活在其中的软体动物。即使是根据我的文学作品写成的传记，我依然觉得好像我把一个空壳扔在了身后。因此，传记的价值只在于它能使人多多少少地重构传主曾经生活过的时代”。（见《米沃什词典》）而这部传记，恰恰是融合了个人史、他人史和时代史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传。个人、他人与时代形成了奇妙的三重话语，深刻而巧妙地揭示出作者个人、欧洲与人类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处境。他的大部分作品，无论早期、中期和晚期，不管诗歌、散文还是其他文体，始终是对记忆的一种强烈的个人反思。拯救或救赎，哪怕是失去，米沃什的表达总是在寻找一种准确而诚实的方式，借以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时间与拯救，始终贯穿米沃什诗歌的主题，虽然带着困惑、疑虑和悲伤，却使他的诗具有浓重的沧桑感。
《米沃什传》安杰伊·弗劳瑙塞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乌兰 李江颐 李佳 译
一 诗歌是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1911年，切·米沃什出生于立陶宛的一个贵族家庭，刚好在托尔斯泰去世的前一年。童年的他生长于立陶宛乡村的一个小庄园，那里有树林、溪流、村舍，不远处，有轨电车和面目近似的公寓随处可见。接下来是战争和神圣的欧洲价值观的崩溃。先是从德国人那里逃跑，然后是即将到来的布尔什维克之后的童年，在两次大战之间假冒的波兰田园中长大，到处充满了自杀的神经症和艺术灾难。更大的灾难是强权的野心和绥靖主义的政策，1939年8月的最终协议，“把所有欧洲的毒素都带到了表面。”纳粹占领的华沙——整个欧洲最痛苦的地方，他在那个城市度过战争年代的恐怖，孤寂地住在郊区，并开始写作。深思过后，他渐渐明白，暴行总是潜伏在我们日常的喧嚣扰攘，我们的习惯、社会组织、语言和微笑的表面下，战争只不过让这些因素浮出水面。而此时恰恰是诗人担当责任的时候。他写诗，是因为“诗的见证，比新闻更可靠”。比如下面这几句：
他头发倒竖，
耳朵听见搜捕的尖叫，
他逃过冰冻的原野，
而他朋友和敌人的
灵魂留在了
结霜的铁丝网后面。
（《Facing the River》西川译）
还有一首诗也很典型：
有非常多的人死亡，因而柔和
为了发辫、风中彩色的裙子
纸叠的小船不如我们自身耐用……
（《诗集之三》第77页）
在米沃什看来，诗歌是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经历了20世纪恐怖的一幕又一幕。那是现实。我无法逃避到某些法国象征主义者所追求的纯诗的境界中去……正是那种尽全力捕捉可触及的真相，在我看来，才是诗歌的意义所在。”（《米沃什诗集·自序》）
米沃什(1911年6月30日-2004年8月14日)
二 距离是治疗这个意志世界或苦痛世界的良药
离开波兰的很多年里，他既不过度浸淫于波兰文化的回望，也与先后生活过的法国和美国知识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距离是治疗这个意志世界或苦痛世界的良药。在他眼里，波兰文化不是指那种只分成优雅精致和粗鲁乡土的跛脚文化。他甚至觉得波兰民间音乐是可怜的，克拉科夫舞和奥别列克舞（oberek）只能让人感到好笑，而巴黎上流社会追捧的肖邦也使他感到厌烦。这与他的音乐品位倾向于古典不无关系。对于西方，他宁愿在不讨好欧洲欢心的情况下保持自己的特色，尽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取得成功。
也许昆德拉的一个表述，道出了这一地区作家独特的处境与视角。对于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波兰人来说，欧洲只是一个排他性的精神概念。中欧各国，这些沦为弱小国家组成的区域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欧洲的中心，在文化上属于西欧，在政治上却属于东欧。（见《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面对这种撕裂与尴尬，波兰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的历史从来都是动荡而破碎的，他们的民族传统时断时续，被夹在德国和俄国中间，却始终为自己民族的存亡和语言的延续而不断斗争，而且还被隐藏在他们最难懂的小众语言所构成的帷幕的后面。
1998年，米沃什与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合影。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从20世纪初开始，在政治上一直处于弱势的中欧诸国，却在文化上成为一个伟大的中心。这些弱小的国家和民族以自己的创造力建构了整个中欧文化。而米兰·昆德拉和切·米沃什，就是中欧文化的杰出代表。然而，捷克知识分子的幽默反讽，是波兰知识分子特别是米沃什所不取的。在《作家的自白》一文中他表示，世界的存在是一场悲剧，而悲剧是庄重的，神圣的。然而今天我们时刻忙于应付的却是畸形的幽默，荒唐的罪恶，可怕的德行。虽然他知道荒诞的表达来源于抗议，但他个人并不喜欢这种风格。“黑色的、面临灾难的幽默，无异于承认完全无能，嘲弄早就是被凌辱者、被压迫者和奴隶们的唯一报复手段……我们的声音没有一个人听得见。”
之所以波兰诗人笔下具有悲剧感，就在于他们真正的家园是历史，对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或者中东欧国家，波兰在失败和幻灭的残酷性上却是不遑多让的。“我毫不怀疑，我的心灵汲取了欧洲文明中那种绝望的所有成分。”也正因如此，作为20世纪一个中东欧的知识分子，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经历过不同国土、不同阵营，裂土分疆、分分合合的痛苦，才能感受到这种穿透历史和现实的绝望。而这种历史的沧桑与悲剧感和波兰的文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在一东一西两个帝国的夹击下，每个时代的波兰诗人都有着巨大的恐惧，对灾难的恐惧。他们渴望挣脱，逃向一个远祸避害的地方。波兰诗歌大都表达了一种关于恐怖的超现实主义的预言，就像希腊神话中卡珊德拉的声音。诗歌触碰到的是一种宇宙的灾难，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政治灾难。这种情绪也弥漫在波兰作曲家的作品中。古雷斯基的第三交响曲，副标题就是“悲愁”。去了美国之后，虽然乡愁和悲剧的幻灭感不再成为他诗歌的主题，但在后来哈佛诺顿讲演中，他再次表达自己中欧诗人的立场：“如果欧洲大陆还有希望的话，那么希望就藏在位于德国和俄国之间，那些被有意压制住的各种可能性的国家里。”（《诗的见证》第8页）
切斯瓦夫·米沃什与妻子卡罗尔。（1996年）
三 后期，广博的同理心成为他不同体裁创作的基石
1958年，他初到巴黎。离开家乡的他，有一种失去根的感觉。面对陌生的周围环境，“一个侨民、难民或移民——不管如何称呼他，假如他是一名艺术家，要他所置身的社会完全理解他，这是非常矛盾的。”作为一名诗人和作家，他想表达现代人生存的处境，但他又不得不生活于某种流放状态之中。从此，他的身份发生了转变，转向了另一个维度，一个哀悼者变成了流亡者。一个中欧弱小民族观看世界的眼光，逐渐变成了东西欧全方位的视角，历史与现实的透视也渐渐深远。西方强调个人，而中欧传统中的个体非常弱小。当不再处理曾经的悲剧后，米沃什试图找到一种写作的平衡。米沃什并不想写纯粹个人化的感知，他清醒地看到个人的弱点在诗歌里的尴尬，在他看来，过度的个人主义是很危险的。
他的中后期诗歌被评论界称为复调，也即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自己是一种乐器、一个中介。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这种复调风格开始呈现。“我关注的是现在，不是过去……通过现在我才能理解今日的世界和人类的种种——人类的习惯和信仰亦已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个星球，各类变化正纷至沓来。遥远且美丽的国度发生一些小事，本就与世界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这种复调声音包含了通过时间和距离而对往昔的提纯，也阻止诗人过于琐碎地书写个人的自我生活。布罗茨基说，米沃什多重主题的核心是：“一个人无法抓住他的经验，他和他的经验之间越是被时间所隔绝，他越是不能理解他的经验，认识到这一点令人无法忍受。”于是，他才要努力抓住瞬间的经验，通过他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个体的生存处境。而在这一点上，米沃什超越了作为一个回忆者、谴责者的文学立场。
随着深入阅读米沃什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的诗、随笔和政论文，越来越融为一种超越体裁的体裁。而广博的同理心则成为他不同体裁创作的基石。米沃什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在20世纪人类的星空中，聚在一起的人就像一团星云。尽管人们生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理环境，但由于同处一个时代，人与人之间便有了血缘之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血缘之亲比任何部落联盟都要强大。
1967年，米沃什与儿子安东尼和弟媳格 热 娜·斯 特鲁米乌-米沃什——一位专栏作家、儿童书籍作者及俄语翻译家。
第一次与同胞扎加耶夫斯基相遇也是在1958年。当时米沃什住在郊区，他们在午夜前告别，这样米沃什才能赶上最后一班火车。那时的巴黎知识界氛围偏左倾，而米沃什所处的情况很尴尬：在德国占领下的波兰，他被视为左派，但背弃了伪理想主义后，巴黎的知识分子都对他退避三舍。然而也有例外。在本传记中，米沃什提到真诚对待他的三位法国文学家的名字：伽利玛出版社的批评家、编辑多米尼克·奥利，诗人苏佩维尔，以及文学家阿尔贝·加缪。这里不得不多说几句加缪。在整个五十年代，米沃什与加缪的关系纽带似乎更为牢固。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名士风流》出版后，米沃什看到其中对加缪的讽刺，便给加缪寄去了一封表达声援和赞赏的信。自此，二人之间的友谊不断，加缪也支持伽利玛出版的米沃什的书，特别喜欢后者的《伊萨谷》。一个堂正的知识分子对一个来自异乡的年轻诗人做出的真诚理解，这在当时对米沃什来说有着多么珍贵的价值。米沃什说，加缪是为数不多向他伸出援手的西方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尴尬的局面下，这样的友谊提供了暖意，也给了米沃什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见《米沃什传》）
在传记当中，我们不时看到他生活的拮据，有些时候甚至入不敷出。直到1960年之后，学术界把他带到了加利福尼亚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情形才慢慢得到改观。他在那里一直待到他教学生涯的结束。他惬意地发现，一张金属办公桌，几把绿色皮革椅子和一块小黑板，在这被他戏称的岛上，他找到了自己做一名教师的天分。随后是接踵而至的荣誉和奖励。诗人在此愉快地度过了二十年教学时光。
四 回望旧世界的美德
在美国，多年的观察与审慎的思考，让米沃什有着自己独特而清醒的观点和立场。面对“垮掉的一代”和后来的嬉皮士，米沃什将视线回望到旧世界的美德上。他关注美国开拓者们的勇敢、勤劳和坚毅。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也看到了这个不相信一切的社会的未来，提出“在缺乏更好事物的时候站在人这边”。对于美国的价值他概括为三点：要普通人的平凡，不要知识分子的傲慢；要宗教传统，不要追求个人或集体的狂欢；要科学和技术，不要想象人性的无辜清白。（见《旧金山海外景象》）这个虔诚的人，站在普通人一边，只承认生命在此时和此地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某个未知的未来。大胆又现代式的思考，不怕遭人质疑过于老派，这就是米沃什力量的秘密。
米沃什与学者、翻译家、耶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托马斯·温茨洛瓦。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欧洲人，“历史时间的粒度”对他来说总是比广阔的美国天空更重要，他在最后的岁月里选择回到家乡克拉科夫。“我会永远记得，在精心修复过的克拉科夫犹太教堂，一只圆顶小帽戴在他庄严的头上——仿佛年老的大卫在面向他的国家讲话，虚弱但仍然那么有力、庄重，但也明显带有一点礼节性的、心满意足的微笑，经久不息的掌声持着。”（见扎加耶夫斯基的回忆）
当然，心心念念的还有母亲。在加利福尼亚米沃什的住所，书桌旁的架子上一直摆放着两张母亲的照片：第一张是个漂亮的女孩，斜戴了一顶帽子，颇有风情的样子。另一张，年轻的母亲把几岁的儿子抱在膝头上，两个人都紧盯着镜头。在诗人的生命中，父母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毫无疑问，母亲维罗尼卡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她的去世，一方面让米沃什产生出一种终于成年的感觉，同时，与过去联系的纽带也断掉了。他离开了波兰，身后留下了另一种死亡。漂泊在外的这些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米沃什都确信母亲一直在保佑着他们。（见《米沃什传》）
在米沃什的诗《晚熟》中，有这样几句平淡却又意味深长，甚至有些挥之不去的淡淡哀伤：
迟至近九十岁那年，
一扇门才在体内打开，我进入
清晨的明澈。
往昔的生活，伴随着忧伤，
渐次离去，犹如船只。
（谨以此文纪念切·米沃什逝世20周年）
（责编：孙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