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智良

原文刊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1期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

南京是民国的首都，战时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之所在地，曾是“慰安妇”制度实施最完善的城市之一。

南京大学高兴祖教授是最早涉猎南京日军慰安所调查的学者，1993年他利用南京伪政权的出版物撰文，指出日军在白下路、太平路、湖北路等地的10余个慰安所。接着，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在美国贝德士的档案中，查到南京第四日支亲善馆的广告原件，并将复印件送给笔者。南京市档案馆的陈娟研究员根据档案资料将南京慰安所进行分类研究，有些资料非常珍贵。90年代后期，笔者曾随高兴祖教授、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女士调查鼓楼、傅厚岗、大行宫等多家慰安所遗址，获得珍贵口述资料和照片，如今这些地区多已面目全非，而高教授也已仙逝多年，令人不胜感慨。笔者于1997年发表《南京大屠杀与慰安妇制度的实施》，并利用《性与侵略——军队84个慰安所原日本兵的证言》等一批日文资料，对南京的慰安所和“慰安妇”专门叙述。在1998年又撰写了《南京大屠杀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实施》，希望推动调查。

2000年，段月萍发表了《侵华日军南京慰安所调查》。南京师大张连红团队深入下关等地，促进了慰安所的调查。日本铭心会负责人松冈环的《访问南京的“慰安所”》对惠民桥升安里慰安所遗址作了调查，她在日本对第六师团老兵的详细调查，丰富了许多细节；她还从受害者的视角进行了诠释。2003年，经旅日南京人朱弘的热心串联，《现代快报》的慷慨相助，中朝日三国完成了利济巷慰安所的国际联合调查。当时笔者邀请以黄虎南为团长的朝鲜访华团共同参与，82岁高龄的朴永心老人不辞辛苦，由平壤到南京再赴云南，日本学者西野瑠美子的热心加盟。这一调查催生了两本著作，陈丽菲、苏智良的《追索——朴永心与她的朝鲜姐妹们》和西野瑠美子的《战场上的慰安妇》，并进一步引发社会大众对利济巷慰安所遗址去与留的长期关注。此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发表论文《南京慰安妇与慰安所》等，他深入实地调查，获得不少成果。

本文根据中日文献、田野考察，并综合已有的成果，对南京日军慰安所进行系统梳理，以展示日军在南京推行性奴隶制度的全貌与细节。

一、日军对南京妇女的大规模掳掠

占领南京的数月内，秩序混乱，日军趁机以各种手段掳掠中国妇女。一个在南京沦陷时被日军拉去充当伙夫的难民，脱险后留下了这样一段回忆。“被俘的那天下午，整整挑了半天水。第二天早晨我又被迫去担脸水，一名敌兵让我担水到后院里，又让我往屋子里送。我不明白，他就又踢我又打我。等我明白了，只好往屋里送。刚走进去，便一眼看见两个女同胞掩在一条毯子下，躺在那里。两个满脸横肉的日军官佐，一人穿了件女衣在狞笑。……后来我见得太多了，才知道这些可怜的女孩子们，就是在大白天也不能穿衣服！……又有一天，一批女人被赶了进去……黄昏时分，我见两个裸体女尸被拖了出去。不分白天和夜晚，总好似听到哀号和嬉笑。16号，我搬米走到街上，黑烟红焰仍然没有断，同胞们的尸体可实在多得可怕，特别是增添了许多裸体女尸，有的可以看出是因为反抗暴行被敌人顺势剖腹的，她们手臂上都留下了伤痕，十个总有八个是肚子破裂，肠子流到外边来了。还有几个母亲和血污的胎儿躺在一起，她们所以裸体，原因很简单，她们活着的时候，日军不让她们穿衣服，死了不给她们开刀破肚就是好的。这些女尸的乳部，不是被割去，便是被刺刀刺得血肉模糊。这明明是日军对已经死去的女人，还要再来一番侮辱！”

南京某文化机关职员李克痕在陷都整整呆了半年，目睹大量日军暴行。他在《沦陷后之南京》一文中写道，“整群结队的‘花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往上海‘皇军娱乐所’，有的专供敌人长官以泄兽欲”。将南京女子押往外地也被《新华日报》所证实。日军还将南京的“青年妇女，悉被搜掠载船运沪。”《新华日报》指出，“总之，南京妇女，其年轻美貌者，或被敌官兵掳为己有，恣意奸淫，或被迫充当随军公娼，种种惨状，罄竹难书。”这里的“随军公娼”就是“慰安妇”。

当然也有他地女子抓到南京遭受欺辱的。1939年秋，南京“‘桃花宫’、‘绮红阁’、‘浪花楼’、‘共乐馆’、‘蕊香院’、‘秦淮别墅’，也供日军奸淫，……微风送来，一阵浪人寇兵嬉笑的声音，夹着淫秽的歌声，震撼着整齐的马路……春楼阁还用日文和中文大写道：从苏杭弄来的‘如花似玉之姑娘，殷勤招待’日本士兵发泄兽欲。”

作为加害方的日本老兵，对当时抓捕中国妇女为性奴隶也留有记录。日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1大队的田中次郎，在日记中写到：1938年1月20日，分队的人终于带女人来了。她哭着说：“家里有婴儿，让我回去吧。”我们虽然没有父母的慈爱心，但觉得她很可怜。某某、某某家伙做了“好事”。1月22日又有姑娘被拉进来了。吵闹了一个晚上睡不着觉。该联队第3机枪中队的依田修回忆，“有一次，夜里被命令去“把女人当作洗衣妇征用来”。这是发给小队的命令。脸蛋漂亮的女人都带来了。大致去对方那儿征用时，姑娘一个人在房中。夜里袭击，把二三十个睡着的女人带回来，各分队分配三人左右。”“把女人分配给分队时，从分队长开始干。带来时哭的比抵抗的多。逃掉的女人不去抓回来，房子里姑娘大都逃跑了。对姑娘下手做了不该做的事的话，那个村的人就一下子都跑光了。所以队长命令“不要说日本话”。白天出去，到各个老百姓家要开水，这期间了解清楚有几个女人，然后到晚上去抓来。”第33联队第2大队的井上益男也证实，第9、16师团的日本兵经常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抢掠女孩。第这些事例表明在占领初期日军将中国女性抓到营地作为性奴隶，是十分普遍的。

田所耕三战时是日军第114师团的一等兵，他回忆说：“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都遭殃。从（南京）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送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15—20个人玩弄。在仓库周围选个有阳光的好地方，弄点树叶之类铺好。士兵们拿着有中队长印章的纸，脱下兜裆布，等着轮到自己。”曾参加攻占南京的冈本健三回忆说：“强奸事件，并非传说，而是确有其事。……长官们只是交代大家，要是搞了女人的话，就得当场杀掉她，最好把她捶死。这样的交代，想必是为了在事后使别人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人干的。而且干坏事的，不只是一般士兵，有些官长还带头去干，比较凶的中队长、大队长甚至在攻向南京途中，都带着女人跟着走，每天晚上供他泄欲。

多年的日军特务永富博道在“亚洲战争的真实证言”国际电视会议上公开承认：“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我作为日军特务机关的一名成员，专门负责诱拐中国妇女。部队从上海向南京进攻途中，我亲自负责设置了6个慰安所。在沿途，我把一些逃难的中国年轻妇女诱拐到慰安所”。

第16师团第33联队第1大队秋山源治回忆说，“南京慰安所很多，我也去过，里头尽是中国人，也有朝鲜姑娘。我们付的是军票。慰安所在大马路上有很多。费用很便宜，所以我每个月起码去两三回。军营专用的慰安所在别的地方，那里是朝鲜女孩子。”“人一住下来就要这里那里到处走。当时那场面就跟领配给品一样。慰安所排成了一大溜，然后士兵就在那儿排成了一长排。我们完事了就说‘交接、交接’。”这些老兵回忆增加了许多日军抓捕中国妇女为性奴隶的细节。

日军对安全区里的女性也公然实施抢夺，有些就被抓入慰安所。拉贝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日本人想到一个奇特的主意，要建立一个慰安所。”1937年12月25日拉贝写道：“有一大批姑娘也被挑选了出来，为的是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士兵妓院。”这种“士兵妓院”就是“慰安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魏特琳也在12月24日日记中记载，日高级军官来办公室，要求挑选100名妇女去充当“慰安妇”，结果有21名妇女被抓走。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方递交的抗议日军在1937年12月14日到30日这些天中暴行的170件报告中，就有多件是日军掳掠中国妇女到临时慰安所的：

第十五件（1937年）12月15日，日本兵闯入汉口路某宅，强奸一个少妇，并绑去三个女人。

第五十七件（1937年）12月16日，日本兵架去陆军大学内的七个姑娘，从十六岁到二十一岁，五个释放回家。据十八日所接报告，她们每人每天被奸污六七次之多。十二月十七日，日本兵越墙而入，架去两个姑娘，三十分钟后又把她们送回。

第八十六件（1937年）12月17日，日本兵从陆军大学架去南京青年会总干事某君家内的三个姑娘，她们本来是住在阴阳营七号的，为安全起见，才迁往陆军大学。日本兵把她们绑到国府路，加以奸污，于半夜间释回。

第一四五件（1937年）12月23日下午8时15分，七个日本兵绑去四个姑娘。

第一五三件（1937年）12月25日，日本军官一人和两个日本兵绑去鼓楼新村十四号内十五岁的李小姐。

第一六九件（1937年）12月30日下午，两个日本兵闯入北平路六十四号意大利使馆某职员的住宅，抢劫法币百元，并绑架两个姑娘。经恳商后，他们释放了一个，被带去的一个叫尚雪珠（译音），十六岁，身穿皮衣。

传教士约翰也观察到悲惨的一幕：五个妇人被日军从病房里带走，白天给他们洗衣服，晚上被揉躏，而她就是其中一个。两人被迫要满足15到20个男人的欲望，最漂亮的一个晚上则要多达40人，来见我们的这个曾被3个士兵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他们企图割下她的头。脖子肌肉都被割开了，但他们没能隔断脊髓。她装死，随后拖着身子来到医院—她只是许许多多亲眼目睹日本人残酷暴行的其中一个。威尔逊（Wilson）医生努力帮她缝合伤口，觉得她还有存活的可能。我们小组一天又一天地向当局汇报这些可怕的情况。他们也加紧管控，发布命令，但是暴行每一天仍在上演着。

日军派人到各难民所，强行“征召”妇女。1937年12月24日上午，日军派一名高级军事顾问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公然向该所负责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魏特琳女士提出，挑选100名中国妇女去充当“慰安妇”。魏特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10时，我被叫到我的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幸好他带领一名翻译，这是日本使馆的一名年长的中国翻译，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在这期间，这位顾问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其他难民所也都发生过日军强行征召“慰安妇”的事件。日军“每日至女收容所用大卡车将大批妇女载走，哭嚎震天，惨不忍闻。有时深夜将一部分送回，但已遍体鳞伤矣”。

为了应急，日军甚至荒唐到向外国使馆强行“征借”女性。1937年12月30日下午，日军来到意大利使馆，强行“借走”三位小姐，声称“是借去过阳历年用的，只要用几天，用过了一定送回来”。很显然这三位女性便成了日军性奴隶。

日军通过“难民登记”乘机挑选年轻貌美的女性。1937年12月22日，日本宪军司令通令南京市民，自24日起领取护照，无护照者一律不得居留城内。接着便在金陵大学、宁海路、山西路广场等处设点登记。据史料记载：

为了履行登记手续，全城的妇女也不得不冒着万死一生前往登记，这给敌军一个很轻松巧妙的点选我妇女的机会。于是，敌一方面登记，一方面就把认为年轻貌美的青年妇女，都给强迫留下，有汇文女中及南京女中的两女学生，在登记前都换了褴褛的衣履，面上涂着锅底的黑屑，结果还是被敌强行留下了，至今下落不明。登记的期限原仅限三天，结果呢，自十二月廿二日起，直至一月十日始登记终了（元旦休息三天），每天自认军人的民众，运往军政部等营房的凡三四十卡车，被留下的妇女，凡十余卡车，共登记了十七天，运往各营房的民众，不下万余人，被敌留下的妇女，亦在数千人左右……

在抢劫女性的同时，日军也声称招聘洗衣、烧饭、打扫卫生、女招待，到夜晚则强迫她们到各部队的慰安所充当“慰安妇”。1954年8月，原日军士兵东口义一笔供称：“1937年12月14日至16日，在南京城中盘踞时，小队长市川中尉集合下士官召开诠衡会议，为了在会后的会餐会上将中国妇女作为小队的“慰安妇”，对村田军曹做了指示。为此，村田军曹指挥10名士兵，侵入宿舍附近的中国民房，抓了10名妇女，投入宿舍地下室，在枪刀监视下，强制地由小队全员60人进行了轮奸。我第二分队炮手上等兵对25岁和30岁左右的中国妇女进行了两次轮奸。”又如1937年12月30日，有6名中国妇女被日军从南京市中心的大锏银巷带走，送到南京城中的一家日军医院。日军诡称让她们为日军官兵洗衣服。但到晚上，她们就被胁迫进慰安所，遭日军官兵的轮奸。年龄较大的妇女一晚被强奸10到20次，较年轻、美貌的多被强奸40次之多。这些被日军骗去的中国妇女从此就失去了自由，大多数再也没有走出日军的兵营。

在南京城四周的农村中，许多妇女也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魏特林在1938年2月18日的日记中记载：“今天，一位从农村来的妇女来看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是这里的难民。这位妇女说，昨天，在她家附近有许多妇女作为‘慰安妇’被带走。”所以南京的受害女性数量不在少数。

二、日军直营和日侨建立的慰安所

关于南京日军慰安所的筹建，早在1937年12月28日，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指出，“由于军队不法行为越来越多……审议第二课关于南京慰安所开设问题的提案。”于是慰安所迅速出现于南京。1938年2月，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向华中方面军参谋部报告中，南京已有141名“慰安妇”，1名“慰安妇”应对的士兵数为178名。4月16日，在宁日本陆军、海军与总领事馆举行联席会议，目的是加强对南京慰安所的管理，会议作出规定：

1、陆、海军专属的军队慰安所与领事馆无关；

2、关于一般人也能利用的慰安所，其老板方面由领事馆之警察管理，对出入其间的军人、军属则由宪兵队负责；

3、必要时宪兵队可对任何慰安所进行检查、取缔；

4、将来军队也可将民间的慰安所编入军队的慰安所；

5、军队开设慰安所时，需将慰安妇的原籍、住所、姓名、年龄、出生及死亡等变动情况及时通报给领事馆。

这使得日军慰安所更加合法化。慰安所迅速地在南京各处建立，出现了日本兵山冈敏一所说的现象，“慰安所，南京到处都是。”老兵坂田贞一回忆：

慰安所很早就有了。男人最初去的地方就是有女孩子的地方。下关有两处，城外有10处或12处。对岸的浦口也有三四处慰安所。因为没有专门照顾女孩子的机关，所以暴行更加严重。下关的慰安所里朝鲜人比较多，中国人从十二三岁到二十五六岁的都有。中国人有中国人呆的房子，朝鲜人有朝鲜人呆的房子。南京城内也有一处日本妇女的慰安所。

从慰安所类型分析，第一类是日军直接经营的慰安所，有日军自上而下设立的和基层部队自行设立的两种。战时中国报纸曾揭露日军花费巨资来建立“军人慰安所”。

天野中队慰安所 在南京，第16师团第38联队8中队的天野乡三中尉在中队驻屯地设置了慰安所，他对性的追求非常疯狂，后来被宪兵带走。据说在南京开过军法会议，但并没有追究责任。这个中队开过慰安所，同时又担任朝香宫的警卫，所以日军官兵嘲笑说：“朝香宫也受到了了不起的人的警卫。”

33联队慰安所 第16师团第33联队第2大队西田泰雄回忆，“33联队开的慰安所，”“从驻屯的地方到慰安所可以走着去，很近，那儿有繁华街区。不是百姓开的，而是军队开的慰安所。票是由商人出售的，当时用的钱是军票。薪水拿到的是什么已经忘记了，大概是日元，记不清楚了。”

33联队第2大队慰安所 自下而上建立慰安所的情况也比较多，第33联队第2大队的大泽一男回忆，在外面的慰安所开起来之前，部队抓来几个女孩办了慰安所。驻屯中，不知从何时起，准尉动了个脑筋，把女孩分配给士兵，让士兵付钱。这是没有办法的。干了不好意思说的事。同一大队的西田泰雄也承认，1938年“新年里我们也去过慰安所。是部队带来的，16师团的部队。”

光华门附近的慰安所 第33联队第3大队井户直次郎回忆，大部分的部队都带着30多名“慰安妇”一起行动，几乎都是朝鲜的妇女。我们的部队也设置过慰安所，不是设在中队，而是设在野田部队的联队里。在南京（驻屯地）的光华门附近也设置了慰安所。

女郎屋 京都16师团福知山20联队的老兵（76岁）证言。1937年12月12日晚上，部队从中山门进入了南京的城内，此后一个月在南京市内警戒。慰安所这个东西，过去是“女郎屋”的经营者在干，有很多。当然是在军队的指挥下经营的，“慰安妇”的吃住都是不用花钱的。“慰安妇”有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

傅厚岗慰安所 傅厚岗25号昔日曾是国民党中委公馆，里面有优雅的花园，还有别墅式精致小楼。日军占领后，乔鸿年等从金陵女子大学收容所等处抢来百名良家妇女，在1937年12月22日该慰安所开业，这时日军占领这座城市才仅仅过去9天。这个军官慰安所由日军军官大西任主任，乔鸿年为副主任，开办经费由日军提供。日军对乔全力为“皇军”服务很满意，支给乔的月薪达140日元。这个慰安所每日进出的都是开着军用汽车而来的日军军官，直到战争结束。现在这幢房屋及其花园都完整地保存着。

铁管巷慰安所 在大西指使下，乔鸿年等设置，地点铁管巷瑞福里，是日军强征新金记康号营造厂之房产而建立的。“慰安妇”也是由金陵女大收容所抓来的中国妇女充当，为普通日本兵和下级军官服务，规定每小时收军票2元，不可过夜。1938年2月12日，滕听涛、滕三葆等上书日伪当局，要求将房屋退回。

安乐酒店慰安所 位于繁华的太平南路，由日军军部开办，公开名称是“日军军官俱乐部”。日军中上级军官在这里吃喝玩乐，并专门有日本、朝鲜与中国的“慰安妇”来陪伴跳舞与住宿。这实际上是一家由日本军方直接开办的高级慰安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家慰安所仍在公开营业。当时担任中国军队第4方面军参谋长、第74军第51师师长、南京警备司令官的邱维达将军指出：“日军成立慰安所是公开的，当时南京就有好几处挂着牌子的慰安所，如坐落在太平南路的安乐酒店，就是日军的一个高级慰安所。”

松下富贵楼慰安所 位于常府街细柳巷福安里5号。这里原是一李姓人家于1931-1932年间修建的住房，有三幢，前后两幢均为二层楼房，中间一幢是瓦房，建筑面积1200多平方米。战争爆发后，日机不断轰炸南京，李家于1937年8月逃离南京。日军占宁后，宪兵队便将三幢房子全部用铁栅栏围起，在大门前竖起一块水泥牌，上书“松下富贵楼”，松下是经营者夫妇的姓。里面的“慰安妇”多是日本妇女与中国妇女。40多间房间除一间办公外，其余都是“慰安妇”的房间。到这家慰安所寻欢作乐的是将、佐级军官。附近居民看到，经常有日军军官开车前来，有时楼门前停有十几辆军车。这时，松下夫妇就会赶到门口迎接。四周中国居民都知道，这家慰安所的“慰安妇”们每星期都要去检查身体。慰安所遗留的日式浴缸、“塌塌米”及一些家具保存至今。

清富士楼 来自日本云祥寺的一户彰晃捐赠一张慰安所照片，是卫生兵下士板本多喜（1991年去世）拍摄。照片上说明这个清富士楼为“兵站御指定将校慰安所”，时间为1938年。招牌“清富士楼”上面还有几个日文字有待考证。

遗族学校慰安所 魏特琳教授于1938年4月30日到南京东郊视察遗族学校，“调查可以安置孤儿的处所”，却意外发现这里已是一个日军的慰安所：

我们鼓起勇气，决定设法去城外哪些收养烈士遗孤的学校，学校内新的女生宿舍被彻底摧毁了，我们不能进去，因为那里似乎被日本士兵和大陆的中国妓女占据着……

浦口王二房慰安所 浦口，战前是饭店，日军占领后开设慰安所，浦口当地的女子被关押在里面。“好像有当地的女人，也有别的地方的女人。”“慰安所的女人都是普通的女人，不是专门卖淫的人。”而且，慰安所建立后，日本兵仍在找花姑娘。1917年9月生的宋香清老太，当时住所就在浦口东门，1999年8月接受采访时说：

从逃难的地方回家时，汉奸在附近开了慰安所。东门大街有一个，走进岔道的地方也有一个，记得每个地方都有四五个女人。都是很年轻的女人。听说日本兵是免费进出那儿的。听说，那儿的女人是被抓去强奸后就那样监禁起来的。好像有当地的女人，也有别的地方的女人。听说丈夫一个朋友的妻子也被强奸后关在那儿。后来那个朋友和妻子都下落不明。那两个地方原来都是普通的饭馆和酒店，以前叫“王二房”和“高大房”。那是过了两三个月，世面已经平静后的事。

浦口高大房慰安所 在浦口东门，战前是酒店，日军在此开设慰安所，经营了一年多，房屋前几年还存在。知情人回忆：

日本刚刚战败，汉奸们就为掠夺物资发生了争斗。解放后，大批汉奸被枪毙了。“高大房”有一年多的时间成了慰安所，原来是有钱的酒店老板的房屋。日军霸占了那里，开了慰安所，把女人关起来给日本兵玩。那里的门是铁门，据说被日本兵拿去了。

蛇山萍聚村慰安所 蛇山萍聚村一带有七八座风格各异的小洋楼，战时也被日军用作慰安所。据王炳毅调查，记录到日籍“慰安妇”枝子的悲惨遭遇。该慰安所建筑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被拆除。

江浦汤泉镇慰安所 在江浦汤泉镇日军据点的中朝“慰安妇”，非常屈辱地被迫在衣服上缝上“大日本娼妇”的布条，以示与常人的区别，并防止逃跑。“慰安妇”在这里饭吃不上，觉睡不好，每天麻木地躺在慰安所的隔间里，里面经常同时挤着三个日军。“慰安妇”们通常只能在日军的腹下吃点饭团子。有的“慰安妇”躺下去，就再也未能爬起来；有的“慰安妇”被日军虐杀而死；有的“慰安妇”不堪日军蹂躏，自杀身亡。勉强活着的“慰安妇”则形同僵尸。“慰安妇”若一旦患有疾病或精神失常，则被赶到荒野等死。对于稍有不从或反抗的“慰安妇”，日军轻则施以饥饿，重则用军刀割其乳房，剁其手足，甚至让狼狗将她们一片片撕烂示众，借此威胁其他“慰安妇”。在1945年初时，只有朝鲜女子4人。

第二类是日本侨民以及朝鲜人奉命开设的慰安所。日军占领南京后，即要求各地的日本娼业主征召日、朝女子，实际上也大量网罗中国女子，开设慰安所。

浪花楼慰安所 位于中山东路四条巷树德里48号，这里原为李树德所建之住宅，为两层西式别墅，日军占领南京后日侨河村在此建立了浪花楼慰安所。日军留下了一张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到，门首立柱上，右面挂有木牌浪花楼，左面写着“下士官兵用兵站指定料亭慰安所”，一队日本兵正兴冲冲地往里走去。建筑遗址在2004年还存在。

筑紫屋军食堂 是以“食堂”名义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变相慰安所，位于市中心的洪武路18号。开办人山本照子，日本福冈县人。

朝日屋军食堂 由原“筑紫屋军食堂”改名而来，位于洪武路18号，开办人为重冈又三郎。此处建筑已拆除。

吾妻楼慰安所 位于科巷南寿星桥口，与“东云慰安所”隔街相望。这是为普通日军士兵设立的慰安所，由日侨娼业主经营，里面都是中国“慰安妇”。家住附近的沈玲老人2003年1月有清晰回忆，她指着“吾妻楼慰安所”旧址说，当时这家慰安所大门上方，高悬大幅横幅，上书“扬州姑娘”四个大字，以作广告宣传。张传铭老人也作证说：“吾妻楼慰安所是在现在科巷菜场卖鸡的地方，现在房子都已拆除了。”

东云慰安所 它是日本侨民千田在日军命令下开设的慰安所。利济巷2号为杨春普所建。里面有4幢楼房，形成田字形状。青砖黑瓦的2层建筑，一幢房屋就有20多间，可见规模很大。至少也有数十名“慰安妇”，以朝鲜人为主。这几幢房子保存完好，黑漆的大门、2楼的阳台均很完整。虽经历了60年的风雨，基本保存良好。2003年，朴永心老人重返南京，确认了在19号房间受难的事实。经过各方长期努力，终于在2015年12月建成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

故乡楼慰安所 又名“安乃家”。位于利济巷18号，紧邻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这里原是杨春普建造的“普庆新村”的主体部分，有相同式样的二层楼洋房8幢。日军占据后建成慰安所。里面都是日籍“慰安妇”，主要接待日军军官。当地中国居民看到那些日籍“慰安妇”都穿着日本和服与木屐。穿着军装的日本人一般都是晚上来，周末人更多。慰安所门口挂着“安乃家”的牌子，门口有日本人收票。中国居民称它为“日本窑子”。当时居民、以卖米为生的张万宣于2000年初接受学者调查时说：“利济巷18号是日本窑子，是日本人开的。来此的嫖客是日本军人，买票入内。卖票的也是日本人。妓女都是日本人，穿日本衣服。”世代居住在利济巷14号的张传铭在2003年1月（72岁）作证说：“日本投降时我十多岁，知道一些事。当时我家左右隔壁都住着日本人，利济巷16号是日本人开的池田洋行。离我家不远有一个垃圾箱，里面丢了很多避孕套。当时中国人不知道用这些东西的，所以证明利济巷18号是日本窑子。18号里面女人都穿和服。”

傅厚岗日侨慰安所 段月萍2000年调查时，82岁的刘万发原住傅厚岗10号之一（后改为高云岭16-18号），被日军改为养马场。对面的廖家是2层洋房，由日本人开设慰安所（现为高云岭19号）。77岁的童恩华也证实了这个日本妇女为主的慰安所。

华月楼慰安所 位于下关商埠街惠安巷13号，这是一幢三层木质结构的楼房，占地面积200平方左右，每一层楼约有6、7个房间（该楼的结构后来已有所变化），内有一个大院，在大门旁边有一排平房，据称当时是食堂和澡堂。由于商埠街一带三层楼较少，因此，惠安巷13号十分显目。房子主人姓黄，附近的人都喊他黄老师。日本人占领南京时，黄姓一家逃离南京，后来这幢房子便被日军征用。惠安巷16号开裁缝店的樊桂英老人，她和丈夫原来是在商埠街开裁缝店的，由于华月楼里的“姑娘”需要经常缝补衣服，于是华月楼的老板（日本人）便让她的丈夫搬到惠安巷16号一个小房子里开裁缝店。因此，她对华月楼里的情况比较了解。她说，日本人白天晚上都有，全部是日本军人，进门处有一客厅，有一人负责售票，在周围的墙上挂满姑娘的照片，这里的姑娘都不叫名字，都称呼多少号，印象中号头大概是从1号到25号，也就是说，这里的女孩子至少有25人。绝大多数是中国姑娘，扬州人为主。在日本投降后，这些姑娘都离开了，其中有个17号的姑娘，嫁给广东商人，没有生育，后来抱养一女孩做养女。17号在几年前已去逝，而她的这个养女一直不知道自己是抱养的。这个慰安所的管理者是一对日本商人夫妇，会讲中国话。在日本人投降后，他没有立即回日本，曾在下关木行里干过活，解放后才被遣送。樊桂英的回忆也得到了当时住在附近许多老人的证实，其中顾如贵补充说，华月楼里也有一些日本婆子。金秀英则指出，商埠街34号是日军检查“慰安妇”的处所。

张连红团队在调查的过程中，家住惠安巷14号的顾翔提供了一张上面印有兵站指定特殊慰安所规定的珍贵照片，这张照片是顾翔90年代初拍摄的，他回忆，住平房的邻居惠安巷16号樊桂英家拆迁时，一块刻有字的木板引起他的注意，上面的字虽是日文，但有很多字是汉字，如“慰安妇”、“特殊检查”、“兵站”等一般人都能看懂。他联想到邻居说到这幢楼房曾是日军慰安所时，猜测这一定与这个慰安所有关，他的这一猜测也得到了房主樊桂英的证实，樊桂英说，日本人投降时，由于她家房子下雨屋漏，因此将这块曾挂在华月楼慰安所的木板拆了下来，放在自家屋后挡雨。顾先生明了这块木板的价值，曾主动同许多单位联系，希望能被收藏，但一直未能引起重视，后顾先生因装饰房子，该木板无处收藏，在给隔壁邻居顾如贵老人当作柴火烧掉之前，拍下了这张照片。从这张不平常的照片上，基本上还能辨认出华月楼慰安所规定的详细条文：

从时间上看，这个慰安所应是在1939年初开办的，其规定条文同其他的慰安所规定比较来看，也较为详细具体。

东幸升楼慰安所 位于下关大马路德安里14号。开办人久下喜八郎，是日本兵库县人。

浪速楼慰安所 地点桃园村3号，推断应是日侨设立的慰安所。这个地点也曾设立过共乐馆慰安所。

煤炭港慰安所 位于惠民桥升安里，由日侨创办，详情不知。

大垣馆军慰安所 位于下关大马路，创办人三轮新三郎。这个看似日本人的名姓，很可能是朝鲜人元致福经营，元生于1897年，有资产2万元，故乡在平北义州郡旧城洞。下关地区的慰安所应该不少，老兵山冈敏一的印象是，“我在长江边上的下关待过，下关就到处有慰安所。”

浦口慰安所 有士兵回忆，“对岸的浦口也有三四处慰安所。”朝鲜人金尚浩创办，在浦口大马路7号。金出生于1892年，资本2万元，故乡在平壤砖九里90号。

浦口一二三亭慰安所 慰安所在浦口大马路。老板金炳健出生于平壤仓田里242号。该慰安所至少到1942年仍在经营着。浦口一带是津浦铁路的终点站与日军“第二碇泊场”及“三井码头”、浦口战俘营所在地，集中了大量日军。因此，日军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在这些地区开办与经营了若干家慰安所。

昭和楼慰安所 位于浦口大马路7号，创办人久山卜，日本广岛县人。

日支馆料理店兼慰安所 位于浦口大马路3号，创办人沟边几郎，朝鲜人。

汤山高台坡慰安所 由日侨山本经营。根据幸存者雷桂英的回忆，这个慰安所至少在1942年前已存在，雷13岁时被老板山本逼迫成为“慰安妇”。

三、伪政权设立的慰安所

第三类是日军指使伪政权组织建立的慰安所。我们先来考察由伪政权编印的《南京指南》所刊载的9个慰安所。

大华楼慰安所 亦称“大观楼慰安所”，位于白下路213号。建筑现已拆除，在原址上建了“太平洋保险公司”大楼。

青南楼慰安所 又名菊水楼慰安所，位于大行宫以南，地址太平南路文昌巷西白菜园大院。有8幢规格一样的二层别墅洋房，以及另外几幢式样不一的二层、三层洋房，总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片洋房群落，四周围以高墙与铁丝网，大铁门两边的门柱上写着“菊水楼”三个字，里面的“慰安妇”多来自菲律宾、朝鲜和中国。“菊水楼慰安所”是南京南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家慰安所。来这里“游乐”的都是日军将、佐级军官。曾住科巷的潘纪文老人于2000年初对来调查的学者说：“东白菜园与西白菜园的洋房内有日军慰安所，有中国妇女包括台湾妇女，还有朝鲜妇女。”

满月慰安所 又作鼓楼饭庄，由汉奸奉日军之命而设立。

鼓楼慰安所 主体在鼓楼饭店，也称鼓楼饭店中部慰安所。有日本老兵回忆，在1938年2月初到南京时，他就去了鼓楼慰安所，只见有十七、八岁的可爱的姑娘们正在烤火。1909年生的钱永和回忆：我经常开车接送日本官兵到这个慰安所里去，因此知道一些内幕。原来这里有个鼓楼饭店，旁边是鼓楼教堂，教堂主要是供附近的鼓楼医院的教徒做礼拜用的。日军占领南京后，就在鼓楼饭店开设慰安所。“慰安妇”都穿和服，日军军官坐汽车，日本兵则坐黄包车。慰安所的大门朝东，里面很大，至少有5进，也就是5幢建筑，都是2层的楼房。

上军南部慰安所、上军北部慰安所 1938年初，王承典、孙叔荣与乔鸿年等人在南京开办多家慰安所，如在城西铁管巷瑞福里（四达里）设“上军南部慰安所”，在山西路口设“上军北部慰安所”。乔鸿年自任这两家慰安所的总主任，另一个汉奸唐力霖任副主任。里面都是中国“慰安妇”。

人民慰安所（两所） 1938年4月12日，已经开办与主持多家慰安所的乔鸿年奉日军特务机关的“委托”，以“上军慰安所主任”的身份，向“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孙叔荣、工商课课长王承典呈文，申请在南京城南闹市区夫子庙一带再开办一家新的慰安所——“人民慰安所”。乔鸿年的呈文如下：

王承典熟知日军意图，所以立即批示：“照准并转警务厅派员前往查看。”仅过了一夜，第二天即4月13日，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就专为此事发出第239号训令，内容如下：

此后，所谓的“人民慰安所”就这样正式挂牌开张。2处地点在贡院东街2号海洞春旅馆和市府路永安里。据学者2000年初的调查，住在贡院街15号204室的李甫老人（90岁）证实说：“贡院街海洞春旅馆原是韩姓老板开设，韩老板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即逃走。旅馆由汉奸乔鸿年在海洞春旅馆原址开设人民慰安所，里面的妓女都是中国人。”

树德里慰安所 在大行宫附近。树德里11号的住户、77岁的余奶奶说：“我是1970年左右搬来的，当时听住在这里的老人们说，这个地方曾经是日本人的慰安所，房子里的结构也确实与中国式的建筑不一样，全是木质的结构。”这个慰安所可能是日本老兵回忆的大行宫三条巷慰安所，也可能是另一个慰安所。

汉口路慰安所 第18师团的原田上川少尉回忆，汉口路的“慰安所内，有不少中国女人。日本慰安妇在南京攻克半年后才到。这些女人都是良家妇女，身体健康，年轻美貌。我去过汉口路慰安所多次，每次都找一个叫兰英的妇女，她20岁，半懂日本话。她说：‘这个慰安所有50多个中国女人，每天每人要接待30多个日本官兵，给她们吃糠糙米，喝冷水，每天被蹂躏得死去活来。她几次想死，均未成功，她要求我救救她。我表示无能为力，她绝望的脸上布满泪痕。

“中国女人一进慰安所，就失去自由，进门便被剥去衣服，发一件睡衣式的日本和服，从上午开始，一睁眼，和服被便看守搜去，怕女人们逃跑。有的慰安所设在小学里，有的设在仓库、寺庙、饭馆里，用木板隔成许多小间，一块床板，一条席子，一条军毯，日本兵上慰安所要请假，时间有规定，拿到‘红券’就跑到门口排队，15分钟一个。时间一到，管理员便打铃开门，催人出去，让下一个进来。

“染上性病的，就发给一包高猛酸钾，让其清洗。有的经过治疗后，又被逼做慰安妇。还有的患上性病根本不治，太严重的干脆拉到野外喂狗。”老兵原田上川的证言，讲述了中国“慰安妇”被奴役状态的实况。

黄泥岗慰安所 笔者与段月萍和刘燕军的调查中，也初步确认了黄泥岗33号、31号一带的慰安所的地址，我们所访问的刘毅（81岁）、陈有豪（1925年生）、钱永和（1909年生）等提供了不少有力的证据，如钱永和曾经常开着汽车送日军军官进出这个慰安所。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老人当时未向任何部门提供过证言。由此可见，调查的余地还非常大。

太平路慰安所 战前住在国府站至难民区五台山的夏瑞荣，1922年阴历8月生，1999年8月、2000年8月他回忆，太平路那一带驻扎这许多日本兵，也有慰安所。

二条巷慰安所 彭善荣1920年8月生，战时住在洪武路至难民区。在1999年8月、2000年12月、2002年8月接受采访时指出，日军不把中国女人当人。在南京，光我知道的就有8个慰安所，在四条巷和二条巷看到过写着“慰安所”的招牌。

太平北路附近的慰安所 据张桐轩老太（1916年7月生）1999年12月回忆，当时她家住夫子庙西街。我们回南京时，有个叫常玉清的汉奸已经在太平北路附近开了慰安所。后来，慰安所一个个都开了出来。解放后，常玉清被枪决了。听说日本兵给慰安所里的女人发毒品。附近有个姓陈的人，丈夫死了，日子过不下去，只得进了慰安所。她后来也跳楼自杀了。

日支亲善馆（四所） 在1938年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曾亲眼看到张贴在南京中山北路上的两大张日军慰安所的海报，上面写着：

这个第四日支亲善馆在夫子庙附近，按照常理还应有第一到第三亲善馆。贝德士在《关于“慰安妇”的新闻发布稿》中转录了这张海报，并说明：“海报照片代表装点南京街道之一种象征模式。这种特殊招贴有两大种展示于中山北路，离广场不远。经调查属实，它正对着一所规模很大的女子学校，也靠近宪兵司令部。”贝德士愤怒地斥责说：“甚至连海报的语言都是中日淫秽的混合物，令每个有教养的中国人作呕，同时又是对于受过某些教育的普通日本人的冒犯。南京那些正派家庭所想到的由日本军队促进的这种‘友好关系’，最好别印出来。沦陷区居民知道，日军离开邪恶即无法存在，而且愈加增多。但他们希望应该多少考虑一下对于年轻一代心灵的影响，以及一个过去习惯于礼仪的社会的市容。”

铁路桥慰安所 在下关石梁柱大街85号，有30多间房间，原址已拆除。

有日本老兵回忆，“下关的慰安所里朝鲜人比较多，中国人从十二三岁到二十五六岁的都有。中国人有中国人呆的房子，朝鲜人有朝鲜人呆的房子。”

在下关区石梁柱大街85号，张连红团队采访了刘聚才老人，战前刘的伯伯在下关米市街（现改名为惠民桥北）口开旅馆，与铁路桥相邻，旅馆原名三民旅馆，由于日军进城后，该旅馆改名为三明旅馆。刘聚才回忆，在其旅馆路斜对面有一处约三十余间的平房，这所平房当时就是日军的慰安所。“这所房子如同旅馆，有一个大门进去，中间有一个小过道，两边各有十几间房子。一进门有一个柜台，有一个日本男人坐在那里，当时我们经常能看到有三十多个妇女出来散步，在冬天有太阳时，她们都坐到门口晒太阳取暖。这些妇女大都穿着日本服装，也有少部分人穿中国衣服，但出去时都穿日本服装，据说这个慰安所的‘慰安妇’大都是日本人和高丽人。这个慰安所是一个40多岁的日本男人管理，他的管理相当严格，我当时才17、18岁，那些女的有时还主动要跟我们讲话，她们当中有人会讲中国话，但那位日本人总是很凶狠地训斥她们，禁止她们同我们中国人讲话。这个慰安所中国人不能进去，只对日本军人开放，而且来的日本人似乎以军官为主，白天晚上均有军人进去，里面所有的‘慰安妇’都有号码，来慰安所的日本人须拿钱买票后才能选择号头进去。我有时看到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来为她们打针，没有看到她们到外边去检查。这个慰安所管理相当严格，卫生要求很高。这个慰安所门口有一块招牌，上面写着某某慰安所，具体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1921年12月生的刘聚财接受松冈环团队采访时也曾回忆：

回到南京，我家附近有个亲戚开的旅馆，一天，有个醉醺醺的日本兵上旅馆来，吵嚷着要交出花姑娘。这个旅馆斜对面有慰安所，在铁路桥米市街那个地方，结构和旅馆一模一样，每个房间都有门牌号。

那里住着年轻的女人，但严禁和中国人说话。这个慰安所是谁管理的不知道，不放中国人进去。进去的全是日本人，不分昼夜地进出。我们不能到里面去，里面的样子不知道，但门口有个柜台模样的东西，大概是在那儿付钱的。她们讲的不是中国话，我想住在那里的女人大概是日本人（也可能是朝鲜人）。全部穿着和服，穿着带绳子的木头做的鞋子（木屐？）。女人有十几个，进出的不是普通的士兵。我见过那里的女人被打针。不仅是她们，我们居民也经常被打针，叫做预防针。一根针头给好几个人连着打。这样的预防针在进（南京）城的时候和买火车票的时候都打过。天冷的时候，经常看到女人挤在太阳下取暖，一见到店里人的影子，马上就进店去了。

刘聚才还说过当时听到的一件事，有一个日本军人去慰安所（不是指铁路桥慰安所），他所叫“慰安妇”的号头正好是他自己的老婆，这一事件的结果是他们两人后来都自杀了。这真是人间悲剧。

刘聚才的回忆得到现住方家营的管永生老人的证实。他说在铁路桥附近有一个日本人的妓院，不让中国人进出。

双门楼慰安所 下关花家桥8号有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后勤汽车队，为首的是田中少佐，他们常去句容、宜兴、江阴等地扫荡，日本兵就带着得来的钱财到对面的双门楼慰安所炫耀挥霍。对于这个慰安所，市民刘长发也有记忆。

华月楼慰安所 据樊桂英老人回忆说，经常有一些吃醉酒的士兵来华月楼，日本老板虽然不同意接待他们但却没有办法阻止。有一天，一个日本兵喝醉酒后，冲到楼上一个房间，那个姑娘赶紧将门关上，日本兵拼命要进去，最后，日本兵抽出刀朝门缝中划去，结果那个姑娘的膀子给划断了。后来，华月楼的老板将宪兵喊来才将这个士兵带走。

龙潭慰安所 在日军当局的指示与支持下，其它一些汉奸步乔鸿年后尘，也纷纷开设各种慰安所。在南京城郊的龙潭，日军指示信裕商行老板范竹修设立了这家慰安所，其中被逼为“慰安妇”的有100多位中国妇女。

浦口南门慰安所 宋香清的朋友邵文明，1916年阴历2月生，当时住在浦口东门。1999年8月他回忆：

浦口的东门和南门的两个地方有日军的慰安所，靠近那一带的南门附近也有慰安所，慰安所前面老有日本兵在外面脱光了衣服进澡堂，看见女人就说“花姑娘，萨依考，萨依考”。那是世面平静后的事，日本兵总是三三五五地来玩。

江浦慰安所 江浦县位于南京长江西北岸。日军占领江浦县城及其部分地区，与重庆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及中共新四军的淮南根据地相连，因此日军在江浦县城及其辖下的汤泉镇等地建有多处据点。史料记载，在这些日军据点近旁，日军都设有慰安所，但慰安所较简陋，“慰安妇”只有数人，专供驻防日军“使用”。如汤泉镇日军据点的慰安所中，在1945年年初，有韩国籍“慰安妇”4人。其它日军据点也都设有类似的慰安所。这表明，江浦的慰安所至少有几个。

左所巷慰安所 有位幸存者朱金香（化名）就是在左所巷慰安所受害的。

1937年12月，日军进攻中华门那天，她挎个包袱，随逃难的人流涌往下关江边，为滔滔大江所阻。她迫不得已潜回城里，藏匿于清凉山下一户菜农家里。一个多月后，她欲返回城南找堂姐，不幸在途中被日军抓住。日军将她五花大绑，与其他几十位年轻妇女一起，押到五台山下左所巷一排平房里。房子共七间，每一间又以芦席和军用帆布隔成若干个小单间。门外有日军持枪站岗，房子里时不时传出受害妇女的哭叫声和日本兵的嬉笑声。朱金香刚被带进一个小单间，就进来了一名日军下级军官。他狞笑着，一把脱光朱金香的衣服。那军官发泄完兽欲后，又有几名日本兵轮奸了她。此后，朱金香和其他几十名妇女就成了日军的性奴隶。日军只给她们每人一条军用毛毯、两条毛巾和一块药皂。寒冬腊月，一条薄毛毯能顶什么用？半个月里已有近10名妇女因冻饿生病而死。每天每人只吃两顿饭，吃的是粗面馒头与两瓷缸马铃薯汤。想自杀吧，连一根上吊用的裤带都没有！在南京沦陷后的几个月里，至少有70多名年轻妇女被日军杀害或因伤病而死，她们的尸体就用芦席一包扔到五台山坡下的乱坟场里。

有一天，朱金香实在忍受不了日本兵的非人折磨，奋起反抗，抓伤了一个日本兵的脸。一顿毒打后，她仍不屈服，结果又被捅了几刀。一个军官认为她必死无疑，便叫打杂的一名中国老汉将她裹进破芦席，拖到五台山坡丢掉。朱金香被扔在乱坟堆中间，寒风一吹苏醒过来。那位老汉当时还未离开，听见朱金香的呻吟声吓了一跳。见四周无人，他便将朱金香又抱上推车，送往附近的虎贲仓棚户区。一对老夫妇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收留了朱金香。

朱金香十分幸运，后来她认这对老夫妇为干爹干妈。几年后，她重新进入她曾待过的织布作坊打工，并结婚成家，但她已不能生育。日本投降后，她和丈夫去育婴堂抱养了一个女婴，一家三口相依为命。1981年，朱金香从城南纺织厂退休，1989年辞世。

陈村慰安所 这是非常偏僻的慰安所。朝鲜女子裴足间与其姐妹原来在杭州被迫做性奴隶，1940年左右，被押送到上海，然后经过南京，到达陈村。她在陈村慰安所呆了两年，编号是5号，日军官兵仍叫她春子。从早上9时到晚上12时，是“慰安妇”的“工作时间”。其中早上9时到下午5时接待士兵。按规定，士兵们在“慰安妇”的房间里只能待10分钟到20分钟，接着就换一个人。“慰安妇”每天要接待30到40个军人。一天下来，“慰安妇”的房间里堆满了用过的安全套和手纸。

汤山温泉旅馆慰安所 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大队西田泰雄回忆，有个叫汤山的温泉旅馆，南京陷落前两天他到过那儿，有澡堂，那时已经有“慰安妇”了。

据记载，汉奸乔鸿年最初“利用门下的歌女们，在秘密经营之下，首先筹设一个供献敌人解决性欲的慰安所”，“轰动了全南京城的鬼子兵，纷至沓来，”于是“索性明目张胆的分区添设慰安所”。有些慰安所的主体目前尚不清楚。下关一带还有日华会馆慰安所、下关慰安营、圣安里慰安所A所（日本“慰安妇”）、圣安里慰安所B所（中国“慰安妇”）。如菊花馆慰安所，地点湖北路楼子巷；满月慰安所、珠江饭店慰安所（位于珠江路）、水巷洋屋慰安所（大行宫水巷）、浦厂慰安所（浦口龙虎巷2号）等。前面提到的浪花楼慰安所，位于中山东路四条巷树德里48号。根据日本老兵回忆，四条巷有多家慰安所。还有如倚红阁妓院等也接待日军。维新政府机关报《南京新报》1938年8月1日刚创刊，就连刊广告：大优惠皇军——人民慰安所、倚红阁妓院、广寒宫妓院露布。这里就将两个妓院与慰安所并称，显然是接待日军的。在四象桥的XX旅馆、慧园街大上海饭店隔壁的万华楼妓院，有一些歌女被逼为“慰安妇”。在下关第6师团的防区里，日侨须川昭得到了建立慰安所的许可，他定的价格是，朝鲜人“慰安妇”80钱，中国人“慰安妇”70钱；下士官1.5日元，将校3日元，过夜10日元；但具体地址不得而知。

日军在南京的性奴隶制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南京日军慰安所是日军主导下形成与发展的，日军高层的命令和日军文件确凿。这些慰安所由日军、日侨、韩侨和伪政权建立，日本政府和日军高层负有责任。因此在1947年南京军事法庭审判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时，检察官陈光虞在起诉书中明确指出：

查该被告纵容树下在南京中华门内外之沙洲圩，期间周丁氏及陈而姑娘等三人……虽该被告仍一再辩称……设立慰安所系向当地长官商量，并征求慰安妇女之同意，始行设立云云。

我国妇女及社会风尚，向无以肉体作慰劳之习惯，……该被告来华作战……肆意抢劫及破坏财产，对于平民作有计划之屠杀与强奸，强迫妇女入慰安所，以及强奸之后加以杀害等暴行，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

这一公诉，是战后法庭少有的追究日本战犯实施“慰安妇”制度罪行的案例。

第二，规模大，数量多。日军第15师团军医部在1942年12月到次年2月对南京的“慰安妇”体检，最多为1633人，最少为1411人。汉口路慰安所有中国妇女50人，龙潭范竹修设立的慰安所有中国妇女百人。目前所知，南京慰安所至少有60多个。1938年7月汉口出版的《宇宙风》杂志第71期指出：“在（南京）城中设立17个慰安所，到外面强迫美貌女同胞作日人的牺牲品。在这些慰安所中，不知道有几万女同胞被蹂躏牺牲了。”显然这只是冰山之一角。占领初期，临时性的慰安所占比较大，很多是日军基层部队自行迫不及待建立的。在社会秩序逐渐稳定和日军换防后，逐步由长期的慰安所所替代。

第三，从“慰安妇”方面来源分析，有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台湾和日本的女性，其中最大部分无疑是被强迫来的中国妇女。整个战争的八年间，在南京的中国“慰安妇”人数有“几万女同胞”，应是符合事实的。

第四，“慰安妇”不少是未成年人，遭遇非人苦难。广岛出身的政木五郎1940年2月应召入伍，到南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通讯队担任卫生兵。当时他只有20岁，在老兵的带领下，曾去过慰安所，遇到的是只有10多岁的中国姑娘。老兵坂田贞一回忆，“慰安妇”“中国人从十二三岁到二十五六岁的都有”。知情者樊桂英回忆，在华月楼慰安所，酬酒的日本兵要冲进“慰安妇”房间，中国女子拼命关门，日本兵抽刀向内劈去，竟将“慰安妇”的臂膀刺得鲜血淋漓。雷桂英回忆，“有一次，那是在下午，我被鬼子拿刺刀刺得昏过去了。他拿两个腿，搁在你小肚子上头，痛啊，把你搞的出血了，我不肯，跟他两个磨，我掀他，他就打我，刺刀狠戳我的腿，我拼命爬，爬到门口，有好多人看，有一个人，也姓唐，我结婚后才知道，他是我本家，辈份比我小，叫我婶子，当时是他救了我。我的脚，就因为这件事，成了残疾。”1943年冬，雷桂英逃出了慰安所。

综上所述，南京不仅是日军大屠杀的受害地，也是日军推行性奴隶制度的重要城市。而且，日军在南京建立慰安所的实践，对于在其军中推行这一制度有着重要的示范和推广意义。

作者苏智良，系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拾壹

校审：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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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智良：侵华日军南京慰安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