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高小国语读本上的福尔摩斯,孩子们也看“演绎法”

图片
2023年初,我因为参与了复旦大学战玉冰兄主持的《福尔摩斯中国奇遇记》文献整理项目,便利用春节假期开始陆续整理一些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作家创作的“戏仿福尔摩斯”小说。
某天下午,我以“福尔摩斯”为关键词,在“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进行检索,结果不但发现了一篇此前整理存目时未见的作者署名“平青”的小说《福尔摩斯到宁波后》(后来才知道“平青”就是宁波作家庄禹梅,笔名有庄病骸等),还对民国时期福尔摩斯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有了新的认识。
此前,研究者主要将目光对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民国出版业巨头对《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的翻译和出版情况,关注的多是供成人阅读的通俗文学期刊,鲜有人将当时的儿童读物纳入观察视野。那天,我竟意外在一本《高小国语读本》中发现了“福尔摩斯”的身影,于是赶紧到孔夫子旧书网淘了一本实物回来。
这是一本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新编高小国语读本(四)》,编者吕伯攸、朱文叔、徐亚倩,校者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版权页上写的是民国廿八年(1939年)二月四八版。封面标有“教育部审定”“初审核定本”“修正课程标准适用”字样。由此可知,这是一本正规的民国高小国语教材。
全书共计36篇文章,其中“二五”“二六”两部分合为一篇《福尔摩斯》,经核对发现内容摘编自“福尔摩斯探案”之《四签名》第一章《演绎法》。编者将《四签名》原著开篇中“福尔摩斯注射可卡因”这样“少儿不宜”的情节删去,保留了福尔摩斯运用“演绎法”进行推理的两个经典案例:其一,通过华生鞋子黏着红土推测出他去过维格摩亚街的邮电局打电报;其二,通过华生的一块旧表分析出他哥哥的为人。福尔摩斯最为读者津津乐道的推理方法就是著名的“演绎法”,编者通过缩写的方式为当时的中国学生展现了福氏侦探术的精髓。也许当时就有小孩子,在读了这篇“课文”之后直接爱上了侦探小说也未可知。
《新编高小国语读本(四)》初版本我尚未得见,但查孔夫子旧书网的销售和拍卖记录发现,该读本第3版的出版时间是1937年7月,到1941年6月至少已出到104版。4年时间,再版印刷多达百余次,畅销程度可见一斑。
民国高小国语读本中出现的“福尔摩斯”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彼时一些知识分子对侦探小说“开启民智”作用的笃信,也足见福尔摩斯在当时传播之广,接受度之高,不仅供成人消遣的《福尔摩斯全集》不断再版和重译,就连为孩子进行科学思维启蒙也离不开大侦探福尔摩斯的“演绎法”。
(作者为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