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成为茅盾先生生前最后一个采访者,茅盾儿媳陈小曼告诉我:“沈老(通称)年老多病,医嘱谢客,让他集中精力,完成三卷本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
刊于2024年8月18日星期天夜光杯记忆
1980年六一儿童节,八部委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第二届(1955-1979)全国第二次儿童文艺创作授奖大会。
白天,我有幸到人大会堂领了奖,值得欣慰的是,陈小曼允许我见茅盾。因为茅盾在北京医院住院,过两天即回家了,心情特别好,要我注意控制时间。
这真是双喜临门,这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拜访沈老。
初见茅盾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同时,共青团中央在车四旅馆主办儿童文学学习会,著名作家冰心、严文井、冯牧、陈登科、王颐坚等为我们举办了讲座。会议的最高潮是拜会老作家张天翼、茅盾。
下午坐车,与儿童文学创作学习会的四十名学友同去湘籍著名作家张天翼家。从张宅出来,便去拜望茅盾先生,他住交道口南三条十三号,一个大院子,相当开阔。
会议主持人、中国少儿出版社社长陈模考虑到茅公年老体弱,不让多打扰,所以,先定了禁区:分组去会客厅拜见、不提问、不照相,不让茅公讲话费神。
在学友们再三力争之下,陈模作了让步:准予照相。
茅公讲一口道地的浙江话,声音不大,我这个江苏人大体上能听懂。他讲:“我没写过儿童文学。你们这一代,很年轻,很有希望。”
我再三跟他握手,蹲在他身旁照了两张相片。他有一只眼睛已失明,另一只眼只有0.3的视力。但走路还好。
陈模不断地招呼:跟茅公拍了照就出来吧!然而,对茅公崇敬如神的青年作者们,个个都不忍离去啊!会客厅里挤满了我们的人。最后,人少了,我们湖南三人与茅公合影;我又与金近、陈模、叶文玲四人与茅公照了一张相片(此照陈列在茅盾故居——浙江乌镇)。
会见结束,当我搀扶他进卧室时,《中国少年报》那位摄影记者又闪光照了一张,这是那天唯一单独与茅公合影的照片,我真幸运。
心情矛盾访茅盾
1980年六一儿童节,是个好日子。当晚,我又拜访了崇敬如神的文学巨匠茅盾先生。
我和妻子周华珠按时赶到北京医院,在一个大房间里,只见沈老穿着无领的毛线开衫,比一年前消瘦些,但精神尚好。一个警卫员剥了橘子递给他,沈老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我说:“沈老,你的牙齿还好呀!”他回答:“假的。”
我把沈老的半身塑像——湖南工艺美术师小林的新作摆在他面前的小桌上,问他:“沈老,这是用浏阳菊花石雕的,你看像不像?”他瞄了一眼连说:“像,像。”
茅盾与金振林(1980年6月于北京医院)
沈老刚用过晚餐,吃过橘子后,便与我“闲聊”,我把卡式录音机打开,他竟一口气跟我畅谈一个多小时, 中间只去了一次卫生间,可见他精神好,谈兴浓。
我问他的近况,沈老说,他冠心病还不严重,血压也不高,主要毛病是老年性气管炎和肺气肿,还有肠胃功能衰退;不能久站,坐得太久也不行;另外,左眼失明,右眼视力只有0.3,因此,草体字的来信稿和小字的印刷品都不能看了。现在写的回忆录还没有停下,在医院里也没停笔。沈老谈了他的写作习惯:“现在我上午写一点,下午不写的。过去全靠晚上开夜车,所以弄成了失眠症,一用脑子就睡不好觉。抗战时我四十多岁,年纪比较轻,东奔西跑,失眠症没有了。建国后坐办公厅的时间多,从1949年一直到1964年,一直当文化部长,一年总要出去几次,睡不好觉就吃安眠药,慢慢地,离开安眠药就睡不着了,但安眠药又不可能多吃,所以现在晚上不敢用脑。”
沈老很久没与外界接触了,那晚兴致特高,我是既感激又内疚,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又不想放过这千载难逢的采访机会,而茅盾则敞开了心扉。
儿童文学最难写
沈老在商务印书馆时曾编写过《中国寓言》等书,但他谦逊地对我说:“我没写过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最难写。”听说当天上午我代表湖南三位作家领奖,他连说了几个“好啊”。我说:“今天大会上听周扬同志说,叶绍钧(圣陶)的《稻草人》是中国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有人持不同看法,沈老以为如何?”
沈老思索了片刻后说:“在《稻草人》以前,好像过去没有人写过。”接着,他谈起“五四”以来儿童文学的发展梗概。
“我没有写过儿童文学,只是编过几本童话,大概相当早。那时,商务印书馆的孙毓修从外国翻译了《无猫国》,以后有《格列佛游记》《大人国小人国》,那时安徒生童话还没有翻译过来。我翻译介绍过一些外国童话,或者引用过外国的材料,这都是二十年代的事了。”
茅盾与金振林(1978年12月于北京茅盾家中)
我请教沈老:“这次授奖大会上,不少作家提出儿童文学如何突破的问题,请沈老指点指点,如何下手。”沈老笑了笑,谦虚地说:“我也想不出如何下手。是不是可以这样分工:有些人就专门写童话,为最小的孩子服务,可以用比喻的方法搞童话,猫啊,狗啊,最小的孩子喜欢,容易接受;有些写给年纪大一点的孩子看;中学生就要看科学幻想作品了。儿童文学难写,童话是最难写的。孩子们喜欢看惊险曲折的故事,你写勘探队的历险故事,孩子们就喜欢看的。”沈老说,要提高写作水平还要多看名著。沈老又说:“你们这一代,很年轻,很有希望。”
“周总理保护了我”
沈老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大半个世纪,也是风云变幻的血与火的年代。
“我的一生所搞的事情,作为一个作家,还算是比较丰富的。”沈老回味无穷地说,“不是指创作的题材,是指生活道路。”
“你可以写回忆录呀,把一生的经历写出来,对后代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啊!”我大胆建议。
“是啊,是啊,我正在写,已写到1927年大革命了。”
从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到,沈老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国共党政要人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和蒋介石、汪精卫及文化名人鲁迅、郭沫若、叶圣陶等均有交往,丁玲曾是他的六个学生之一。他亲历上海五卅惨案及广州中山舰事件。
回首往事,沈老十分激动,他谈到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时找他谈话,请他出任文化部长,沈老坦率地说:“我不想当部长,只希望继续从事创作。”过了一天,周总理派人把沈老接到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毛泽东和周恩来已在等候,毛泽东微笑着说:“我跟恩来商量过了,还是要请你出任文化部长。雁冰,你是中外知名的大作家,这第一任文化部长,非你莫属啊!”沈老推辞不了,只得受命,一下子当了十五年的文化部长。
沈老半躺在床上,情绪特别好,我怕他累了,几次要告辞,他都扬扬手,示意要我坐下。
“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总理保护了我。大概是这样的,那时文化部陆定一同志是部长,实际办事,主持工作的是肖望东同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总理向肖望东同志打了招呼,所以,那次红卫兵到我家,总理就知道了,并且做了指示。”
“到我家来的红卫兵是人民大学的,他们进来,总理就传来指示:只准看看,不要乱动!我们文化部也有红卫兵,跟人大的红卫兵一同进来,进屋,就跟我耳语了几句,要我放心。还好,那些红卫兵只在我房里看一看,没有动手。时间久了,我们单位的红卫兵对他们说:‘走吧走吧,没啥看的!’就把外边的红卫兵领走了。”
红色之家 中年丧女
“我的回忆录写到建国为止。”沈老说。写到1949年,还要写二十年。这个二十年,中国发生了多少事情啊!
“再写二十年,一定有几十万字要写啰?”我问沈老,“有没有人协助你啊?”沈老说:“这二十年,顶多再写二三十万字,总共加起来当然不止这些。我过去写的东西、自己没有保存,现在从旧书旧报上边搜罗了一些。上海图书馆也有同志帮我搜集资料。主要靠我儿子、儿媳帮我查资料。”
沈老从他的儿子儿媳谈到他的女儿、女婿。
“我的女婿叫肖逸,解放太原时,他是个前线记者。他随同解放军到前线喊话,要敌人投诚起义。阎锡山的部队派人出来讲条件,要投降,条件没讲好。这时,敌人听见我们的战士在喊话,就朝喊话的方向随便打了一枪,刚好打中肖逸的脑袋,他就壮烈牺牲了,那时候,他才三十来岁。”
听到这里,我感到十分沉痛与惋惜。听说,肖逸的文章写得很好,有同志还想收集成册,替他出本集子。康濯同志告诉我,当他把肖逸的作品目录拿给沈老看时,沈老十分激动。
“我的女儿叫沈霞。”沈老缓慢地接着往下说,“我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从延安回重庆时,儿子女儿都留在那里。我的女儿死得很意外,当时,日本刚刚投降,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调一批人,从延安经过内蒙古到东北去。1939年在新疆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白俄’教她俄文。‘白俄’不会讲汉语,就请她指着东西发音,直接教。到了延安,沈霞继续学,俄语学得很好。派她去东北,她也很想去。可是,那时她已怀了两个月的身孕,恐怕路上耽搁太久了,行军很不方便,就用刮子宫的手术流产。手术很简单,找了个大夫,大夫也是匆匆忙忙要出发。他先给别人做了个手术,又给沈霞做了,结果,把那个人的病菌带到她的子宫里,第二天就发烧,疼得不得了,大夫却未重视,也不来检查,只给点止痛药,结果当天夜间就很意外地死了。”
“我的弟弟叫沈泽民,是我介绍他入党的,后来在鄂豫皖苏区任省委书记,他有肺病,苏区生活艰苦,又要打仗,他的肺病很严重,也没很好治疗,1933年11月20日,突然大吐血,不治而亡,死的时候才三十三岁。”
忆亲属,沈老感到十分惆怅,我听了也很难过,中年丧子(女),是人生最悲痛的事,还有弟弟和女婿是为革命英年早逝,真是红色之家啊!
话题转到儿孙身上,他的眉宇又舒展了。
“我的儿子现在五十几岁了,孙儿孙女有三个,大的一个是孙女,中间是孙子,小的是孙女,只有十一岁,她的生日比我迟一个礼拜,我是1896年7月4日生的,整整八十四岁了。”
我宽慰他:“沈老只是有些慢性病,还可以干一二十年哩!”
沈老笑道:“这个身体,很难说啊!现在就希望能把回忆录写完。”
可惜,天不永其年。9个月后的1981年3月27日5时55分,沈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就在他逝世十天前,1981年3月17日,沈老的身体似乎完全恢复了正常,他问儿子韦韬,他的作品在“文革”后重新出版了多少种。韦韬念了一长串书名,沈老惊讶道:“想不到有那么多了!”接着他就念了一串他要赠书的人名,都是他比较熟的文艺界的老朋友,又说:“这一次我就不签名了,可以盖上我常用的那个图章。”(见《父亲茅盾的晚年》)
这件事成了沈老的临终嘱托之一。
意外的馈赠
那晚,沈老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住,不知不觉谈了六十分钟,我一看手表,不禁大吃一惊,妻子给我和沈老拍了几张合影,又给他单独拍了几张生活照。
我们向沈老再三告辞,祝愿他健康长寿,沈老跟我们握手告别,并亲口答应给我写条幅,笑道:“我明后天也要出院了,在家里好做事。”言语间,洋溢着欢欣而又轻松的情绪。
回到大会安排的住处,我给茅盾儿媳陈小曼打电话,告诉她拜访沈老的情况。并说,沈老答应给我墨宝,陈小曼回道:“根本不可能,向他要条幅的国内外友人,已有一二百人了。”于是,这件事我也就把它丢在脑后了。
茅盾赠给金振林的墨宝
谁知,到了十一月初,我意外地收到陈小曼的信。
我轻轻展开条幅,只见上边写着:
呼风唤雨寻常事,锥指管窥天地宽,科技关头多险阻,神州九亿兢登攀。
祝全国科技大会
振林同志两正
茅盾(印)
一九八〇年十月 北京
沈老逝世三周年后,我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的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三卷本)。我知道,这是茅盾的家属依照茅盾在1981年3月17日的遗嘱赠送的,弥足珍贵。
沈老和他的子女们,是性情中人,是诚信之人,想不到对我这个晚辈的两件承诺,都能全部兑现,其高风亮节使我终生难忘!(金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