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作家，广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2024年出版的《如风似璧》获第八届花城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图/受访者提供

“写给广州的情书”

张欣的短发刚染过，泛着暗红色的光泽，运动装束，说话如发号施令般中气十足。她生于江苏，在广州待了大半辈子，虽然不是广州人，也仍不会说粤语，但毫不妨碍她将自己归为广州作家。

除了看书写作之外，白天她爱去老城区喝早茶，看看老人们转呼啦圈、练剑，出于作家本能在茶餐厅听听周围人说话；晚上喜欢去超市溜达，看看什么东西正在降价。她似乎从内到外感染了广州的务实，“生活都是简朴的，能省都省，灯烛火蜡都是钱。”她充分尊重商业规律。认为书就是商品，一定要好看。“如果看一部小说比上班还累，那样的东西我写不出来。”同时，还要想尽办法让更多的人看，“我会想，读者看到这儿的时候会不会特别闷，那我就要调整。如果你完全不考虑读者，只考虑自己的内心，那你就自己写啊，拿出来干啥呢？”

早年的部队生涯养成了她果决的作风和实地观察的写作方法。在文工团的时候，她背着包天南海北地跑，有时也为了完成任务，去海洋兵工厂或是去看飞行员如何艰苦训练，在招待所一住就是两三个月；有时是自发的田野调查，“我们那时候叫深入生活，碰到和我工作不一样的人，参与他的生活中，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他，帮他出主意，你就会跟他共情。”

至今她都对文学圈以外的人充满好奇，饭桌上只要碰到了就会很认真地听人家讲。“中医也好，厨师也好，还是跟商界的朋友、白领也好，写作就是贴着生活写，贴着人物写。”听到了有意思的也不用刻意记在备忘录里，她相信足够精彩的自然不会忘记，哪天想起再深入研究，说不定就成了很好的写作灵感和素材。“亲力亲为、躬身入局我觉得特别重要。故事是听来的没问题，但你一定要把它搞实了，你再写。你没有自己去调查，查过资料，就写不好。”

“作家不能害羞，需要在一座城市里不断学习、发掘新内容。过去不断重复一种写作模式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的城市文学也不像以前，形式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气质。”在张欣看来，广州人的气质就是“淡定”。气质影响着一座城市的人对金钱、情感等方方面面的价值观。她认为，抓住气质才是都市文学的基础，“这样的广州才是写不尽的。”

这两年她开始学太极，站桩、打坐，想磨一磨自己的躁脾气。她知道人生就是一种对抗，也知道自己的问题。2024年出版的长篇《如风似璧》写的是民国时期的广州，落笔之细，简直如同给读者每人派发一副放大镜来品味那个时代情韵鲜活的一切。

她今晚穿一件湖蓝色沙丁绸旗袍，高耸的元宝领把她的瓜子脸削得更加尖俏，沙丁绸的颜色饱满靓丽，布料悬垂一泻千里直达脚面，只能从开衩处隐约看到紧裹小腿的玻璃丝袜和嫩粉色的高跟鞋，盈盈腰间一侧是一朵盛开的宫粉牡丹。心娇香闺中最醒目的家具是一个黄花梨百宝嵌大四件柜，柜面油黄纹理细密，上面镶嵌着贝母的飞禽走兽、山石花草、各色人物足有百样之多，看着殷实而又俏皮讨喜。衬得一旁的贵妃榻更显轻盈修挺，贵妃榻为曲线造型，前脚是八字虎爪腿，后屏也是曲线流畅，中间饰以圆形理石，有如眼镜，形式活泼新颖。

“这个小说也是磨性子，写一会又要查资料。”从书名就开始了精心铺排——来自太极的招式“如封似闭”。马步、收手后再推出，如同广府人的低调、隐忍、力道。

主角之一心娇来自青楼，“不能叫翠喜，太像北方人了，名字就要特别广州。”而她弹的琴，也不能是琵琶，而是梅花琴，学名秦琴，属于传统的弹弦乐器，三根弦，琴杆窄且长，因音箱部位呈梅花形，故又称为梅花琴。

琴在旁人眼中是被卖来卖去的，对心娇而言则是重要的傍身之物，陌生人不能轻动。到了作家眼里，更是被当作像植物一样的生命体。张欣说，“作家不能很凉薄，你会想琴漂洋过海，是会感冒的。就好比我写有人在台风天第二天走，不是为了写台风，而是为了写她清楚记得那是哪一天。小说家一定要缜密，不能太粗。男女感情就要像侦探剧那样去写。”

写美食、写服饰，甚至写历史，背后都承载着广州的人与情。

茶楼、酒楼之外的街头巷尾，便是“经济时菜”“平民食堂”，穷人也有穷人的美食，最常见的旧时粥、粉、面，以及各式小炒。这些小店之间哪怕有道缝，那也要收拾妥帖，放张桌子卖糖水，芝麻糊、花生糊、杏仁糊、绿豆沙应有尽有，香气扑鼻，只得五个铜仙一碗。

这就是广式的黄金时代，所有商行的开张尾牙、商务宴请，人们的婚丧嫁娶、满月寿席、人情交往、同乡联谊，包括节假日、时令、节气等说辞都不过是找个理由吃饭而已。

广州人就是这样，一切的快乐都来源于吃。

广州的水最适合泡的是乌龙茶，你可以选武夷岩茶，一个是经泡；二来价格也下来了，做生意跟请客不同，太贵的东西好是好，但是难长久；三是岩茶芳香浓郁，回甘生津，解腻也恰到好处。

父亲在世的时候就警告过她，女人都毁在不甘心上。可是她的生命里就是有一种广东长夏一般炎热难耐的韧劲。

考察了大量资料且投入了满腔深情的写作收获了许多好评，被誉为“写给广州的情书”，张欣觉得这并非全是自己的功劳，而是这些读者跟自己一样，对广州有感情，因此才读出了小说中的感情。

写人物性格中的诚信

南方人物周刊：你以前写的都是以现今都市为背景，为什么突然想到写民国？

张欣：文学就是写差异性，（书里）三个女性的身份有差异性，时代也有差异性，这对写作都是有助力的。但有的东西，你四五十岁时写不了，不是不想写，而是还到不了那儿。没角度，没切口，也没人物。我一直想写一个很有广州感觉的故事，就像过去写都市小说，背景里写天河北路，大家看了都知道它是哪儿，但它还是个背景。现代白领的故事特别容易同质化，怎么能把这个城市的人的性格凸显出来。我经常想写的时候发现没有元素，没想明白，我肯定不会动笔。

南方人物周刊：这次是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切口，觉得可以来做这个事了？

张欣：广州外向的东西特别多，美食、醒狮、龙舟、粤剧等等，包括热。我在想切口的时候，想到广州曾经的繁荣，最深入人心的还是《72家房客》小市民的那种烟火气。广州是一个千年商都，最重要的是什么？诚信，因为无信不立，所以肯定要写人物性格中的诚信。比如为了要诚信，舍掉名和利可能是可以的，但舍掉感情，你愿意吗？

我最开始想到的是杨双庆这个人物。我能理解一个人赤手空拳要还钱，他只能跟东家的女儿结婚，只能对别人好，然后慢慢挣这笔钱。感情是人很难割舍的，但他为了诚信，能把这个割舍，我觉得就很了不起，这个故事能感动我，我就能感动读者。诚信对人来讲很重要，对一个商业城市更重要。所以我抓住这个点，虽然他舍掉很深的感情，可能一生都是失落的，但他觉得他必须这样做。

南方人物周刊：跟之前相比，写这本的时候会特别累吗？

张欣：会，因为要查特别多资料，有自己借来的，孔夫子网买的，也有别人给我找的，像是专门写香港过去的妓院的《塘西花月痕》……很多资料虽然非常精彩，但是看完后一句也用不了，这也是一种辛苦。别人用过的素材，不管它多精彩（比如很出名的广东太史菜），我都会坚决砍掉，克制特别重要。绝对不能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那是写不好的。

南方人物周刊：你真正动笔是什么时候？

张欣：具体动笔我不记得了，没动笔前就一直查资料，但真正写的时间三四年肯定是有的。因为断断续续，我不是每天都写3000字那种作家，有时候一个礼拜一个词儿不写，我就卡在那儿，不会像有的人跳过去先写别的。

南方人物周刊：写完一部分会回去看吗？

张欣：我不看，因为一看就会想怎么改，会乱了，顾前不顾后就哪都没顾上。只能最后一起看的时候改，比如有的地方不符合广州人的生活习惯——广东人家里有人过世了，你是不能到别人家去的，但是你要写到别人家去就要合理，怎么合理？全是类似这种很小的地方。

我觉得小说就是细节。细节有时候写得特别累，譬如我觉得人字拖是很管用的，就跑去问叶老师（叶曙明老师的著作《广州传》是我随时要查的工具书），那时候有人字拖吗？叶老师说当时是木屐，人字拖是后来才有的，还发给我照片，照片里的人穿着木屐卖凉茶。

南方人物周刊：你从来没试过写到一半，把之前的都推翻重写的情况？

张欣：几乎没有，因为我想得特别久。我不会刚想一个开头就先写起来，写到哪儿算哪儿，然后再慢慢完善。以前余华也说过，你写了一半，这个东西不行，你是知道的。所以我特别小心，一开始的时候会想得特别周全，一定要有一个点感动了我，我才围绕这个点划开，什么都没有是没法写的。当然我也想过失败或者无声无息，那我就想自己能不能承受，我觉得我能承受。

南方人物周刊：情节发展的始末也都想好了吗？

张欣：好的小说一定是有成长性的，就跟植物一样，但是你前面的根要好。弄好根须以后，至于枝叶人物会怎么样，我是不知道的。我开始怎么会知道，最后其实鹏仔会死，我没有想把他写死，但是后来把他推到一定的地方了，他不能不死。把这种生死什么的全部想好，我不是这样的作家。

1930年代，广州沿江路和海珠公园图/Fotoe

用最基本的人性去描绘感情

南方人物周刊：可能会用到的场景等事先已经从资料里摘出来了吗？比如衣服的材质、旗袍的款式、房间的陈列摆设……

张欣：没有，都是边写边查。可以看书借鉴那时候的服饰，我有个朋友就是画旗袍的，她专门有一个写旗袍的书，我也会翻，为什么没有袖，然后又有袖。那时候的时髦，先是演员，跟得最紧的就是妓女，包括内衣反穿、蕾丝边、长到脚面短到哪儿，都有特别详细的记录。

房间的摆设我就问黄爱东西，因为她过去做报纸，看过很多资料。我说这妓院里头放什么家具，她就会帮我找大概有什么，会发照片、寄资料给我，所以我挺感谢她的。

但这些场景首先要虚构，再去找细节。虚构能力是小说家的基本功，一定得有。我碰到好多年轻的作者给我看他写的书，我说写得挺不错的，他说“但是我就是不会虚构，我写的全是事实”。比如军票有记录，但是它是什么颜色的没有记录，我就想它逃不出这几个颜色，或者它的花色背后要写怎么用，正面写它的价值，两分钱、五分钱或者八分钱，一些找不到的细节也需要虚构。

民国时期的广州西关小姐图/Fotoe

南方人物周刊：书里把那些衣服、瓷器写得特别细致特别美，你写的时候会很享受吗？

张欣：也不会，我对素材很客观。我个人认为文学还是要有美感。你发现有的人很讲究，但不觉得他做作。我认识一个做服装的女性朋友，她在小区的亭子里放了一套瓷器共享，你可以坐在这儿喝一下茶，周围全是树，茶具就特别呈现出它的美。她说这是古董，边上有铜丝镶着，因为铜传热特别快，所以泡茶的时候要小心；我还认识一个专门写美食的人，他说“要省就不要吃”，所以我后面在书里写炖盅一定要放最好的料，我觉得做这个的人一定是这样说话的，就把它搬过来了。

南方人物周刊：美食的部分你是爱的吗？

张欣：爱，我是真的很爱美食，而且我会认真地记住。我觉得广州除了商业以外，吃里面肯定有大学问。孟繁华老师讲的两点对我启发挺大的，第一个就是文艺的北移，从萧红、丁玲她们去了延安开始，文艺就开始越来越刚烈，阴柔的东西就会弱了。还有一个就是食色，食色特别重要，大家老觉得吃是不重要的事儿，但我觉得广东人吃的学问还是挺牛的。为什么《舌尖上的中国》会风靡对吧？

南方人物周刊：当时写完后，有觉得自己终于写出了一个自己很满意的很广州的东西吗？

张欣：没有这种感觉，我跟很多作家不一样，有的作家写到快结尾，他就知道我这事儿成了，我不是这样的，我是属于那种特别忐忑的，因为我老觉得我跟人家想的也不一样，人家能接受吗？我写任何一个作品都是没把握的。

而且我住惯当代都市，我还蛮时尚的，（笑）有时候会冒出网络语言、网络思维，你就要压着写，因为民国的人不是这么讲话的。但他怎么讲话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一直写民国的，很怕那种时尚的东西冒出来，所以过程中其实一直是比较束缚的。

南方人物周刊：最后是怎么完成的？一个现代人要写好民国的生活，怎么去拿准这个事呢？

张欣：我觉得就是找一个语境，说了那么多小说家的主题，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语言。写当代也好，写过去也好，写成语境是非常重要的。至少看了很多张爱玲，总没有那么难，会看到那个时代的作家，大概是一个什么语境。如果写宋代，我是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说话，那就没办法。

但人物我不是特别担心，因为我觉得科技和人的变化是两极的，科技可以一日千里，一下子进入互联网时代，但人是不变的，人性也从来没有改变过，没变就好写。作家写到最后还是克制，感情不用写得十足，十分感激写出三分，我觉得就可以了。用最基本的人性去描绘，我觉得大家都能感受到。

南方人物周刊：你自己对这部小说应该还是蛮满意的。

张欣：我只能说挺意外的，因为我不是写民国的，也不是写热门题材的。我写的时候就想要写一个很纯粹的小说，所以我不想有杂念，人有杂念就会写不好。写完后发现比较多人喜欢我还是挺意外的。我觉得文学还是要出圈，它就是商品，别人要买来看，可能上厕所看，或者是睡觉前看。我们不要忽略小说的娱乐性，反映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把自己的价值提那么高，还是要好看。

大家说智能的东西会代替你们，你们都要失业，我为什么不担心呢？我觉得智能的东西不会出错，但人会出错，人出错就太宝贵了，我们都会后悔最好的没抓住，或者我们都会觉得这个是特别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地方。所以我在写人的时候，当然知道他有缺点，他有不得已，文学就是写人的模糊的部分，不是写那种非白即黑。我想写一个人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会怎么样，又回到我们最开始提的问题，你怎么知道读者都能接受。我没有觉得哪个读者会说这是什么狗屁，他一定会知道你的那种深意，他也会对这些人物抱着同情的。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孙凌宇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柏诗

责编周建平

张欣 这样的广州才是写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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