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卵前，中华凤头燕鸥会给伴侣喂食（何既白/图）
燕鸥的岛
穿行于漫过头顶的绿草，空气里蒸腾着植物、泥土和海水的气味，短促嘈杂的鸟鸣声越来越近。小径深处是一间木屋，走上三四级台阶，推开门，在昏暗狭小的屋内摸索着窗户的位置，掀开窗板的瞬间，光亮和潮水般的鸣叫声一起涌进来，成百上千只凤头燕鸥在眼前喧闹、翻飞，远处是没有尽头的天空和大海。
燕鸥们察觉不到木屋里的视线，它们忙着孵蛋、照看雏鸟、闲逛或者与邻居们吵架。每年春末，鸥群分批从东南亚的越冬地飞来位于浙江沿海的无人海岛，用三四个月的时间生育雏鸟，直到夏季末尾，雏鸟学会飞翔后，它们才逐渐离开。鸥群中，绝大多数是大凤头燕鸥，混杂着极少数中华凤头燕鸥，后者是岛上观察者的关注对象。
岛上的一天往往从木屋观鸟开始，其余的大部分时间，是坐在监视器后面观鸟。四块监视屏中，有两块显示着繁殖场的全景，还有两块是中华凤头燕鸥聚集区的近景。从木屋和全景镜头中，能大致了解今年一百多只中华凤头燕鸥的巢位数和繁殖状况，但要具体记录一对燕鸥孵蛋时换孵的频次、喂养雏鸟的情况，则需要志愿者参照24小时录像的近景监视屏来记录。
两名志愿者分别从近景监视屏中选取了几对重点记录的燕鸥，但除非鸟脚上套有脚环，否则难以分清鸟的长相，只能靠监控摄像头连续追踪。睡过一晚后，邢泓静看到监视画面总是充满疑惑，“它们都是谁，这是谁的蛋？发生了什么？”看完监控回放，她才重新厘清了场上的局面。
邢泓静和刘嘉欣将这一过程称为“破案”，案件结果有惊有喜。2024年5月6日，邢泓静看到监控区域地上的十几个燕鸥蛋破开，看了回放才知道，有一只西伯利亚银鸥飞来繁殖场，将燕鸥蛋逐个啄破取食。邢泓静心疼不已，此前因为游隼的攻击，燕鸥们已经两次弃巢。
5月10日则有好消息，刘嘉欣发现繁殖场在前一晚迎来了超过2000只燕鸥落岛。之后岛上进入平稳的繁殖高峰期，截至6月5日，燕鸥巢数超过3500巢，正在繁殖的中华凤头燕鸥有48巢，成鸟的数量在高峰期至少有109只。“凤头燕鸥的巢很简陋，仅仅是在地上刨出来的小坑，”刘嘉欣对着监视器解释，在繁殖场的砂石地上，窝在巢中的燕鸥分布得密集而均匀。“它们注重维持‘社交距离’，既需要群落带来的安全感，又不喜欢其他燕鸥离巢太近，一旦有鸥越界，就会用喙啄击。”
志愿者的工作依赖经验，需要能够辨认鸟类品种、数清鸟群数量、拍摄影像资料、描述鸟类情况，第一次使用高倍数的望远镜和超长焦相机的人，可能连位置也找不准。刘嘉欣和邢泓静从今年报名的三千多名志愿者中被选出，正是由于以往丰富的相关经历。
邢泓静在小学阶段开始观鸟，妈妈洪琳是一名小学科学老师，也是资深观鸟爱好者，她告诉邢泓静，“会观鸟，走到哪里都不寂寞。”2023年大学毕业后，邢泓静短暂地进入一家开发AI识鸟技术的公司，原本以为有很多机会去户外观鸟，没想到是坐在办公室里工作。几个月后，她辞了职，申请了国外的动物学研究生课程，趁着留学前的空当参与志愿项目。
刘嘉欣在大学学习林学，凭借对鸟类的兴趣，选择了与鸟类学研究相关的毕业论文选题。来鸟岛之前，她曾专门去广东南澳岛看燕鸥，听说中华凤头燕鸥极其稀少，翻遍了相机里的照片，希望能拍到它的身影。后来，朋友给她推荐了一部关于中华凤头燕鸥的纪录片，《寻找神话之鸟》。
铁墩岛是一座由3部分岛礁组成的小岛，中间面积最大的那块称为“中铁墩屿”（拯救“神话之鸟”项目组提供/图）
记录神话
中华凤头燕鸥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20世纪关于它的最后一次确切记录，是1937年动物学家寿振黄委托助手去青岛沿海采集标本。后来直到2000年，台湾摄影师梁皆得在马祖列岛拍摄到混居在大凤头燕鸥群里的中华凤头燕鸥，它的存在才重新被确认。
2004年夏季，浙江自然博物馆（2018年更名为“浙江自然博物院”）受原象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委托，对韭山列岛自然保护区进行了本地物种调查。与此同时，负责调查工作的研究员陈水华还想找寻中华凤头燕鸥，幸运的是，他在保护区内的一个小岛上找到了。此后三年，调查团队多次在浙江沿海开展繁殖海鸟调查，找遍三千多个岛屿后，在舟山定海五峙山列岛也发现了繁殖中的中华凤头燕鸥。
人们很难想象燕鸥群在繁殖上会面临多大风险，极端天气，游隼、蛇、鼠等天敌的袭扰，尚属于正常的自然考验，而随着近代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它们日渐失去适宜繁殖的岛屿，即使成功产下鸟蛋，还有可能遭遇人为捡蛋的打击。中华凤头燕鸥在一个繁殖期通常只产一枚蛋，被捡蛋后，它们当年的繁殖很可能以失败告终。
在人为干预之前的近10年，韭山列岛没有成功繁殖的中华凤头燕鸥。2004年的繁殖被两场台风打断，风暴过后，场地只剩下遗弃的鸟蛋和雏鸟尸体。2007年它们再次出现，时任保护区管理科科长张安康极为重视，专门安排一艘船守在繁殖岛屿附近，然而在外出补给的空当，附近渔民上岛捡走了所有的燕鸥蛋，之后它们在韭山消失了。
为了恢复韭山列岛的燕鸥繁殖种群，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浙江自然博物院和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等多方力量合作，于2013年正式启动极危鸟类中华凤头燕鸥种群招引和恢复监测项目。张安康在保护区内选定地形相对平缓的中铁墩屿（以下简称“铁墩”），来进行这场前所未有的试验——利用燕鸥在选择繁殖栖息地时容易受同类影响的习性，通过在铁墩放置假鸟模型、播放同类声音，吸引迁徙过境的中华凤头燕鸥和大凤头燕鸥聚集。
2004年8月，浙江自然博物馆调查团队在韭山列岛考察（陈水华/图）
铁墩是一座以岩石为主体的小岛，在1厘米表示实际距离为2公里的地图上，铁墩看上去像一粒芝麻。它具有中华凤头燕鸥通常会选择的繁殖地的特征，无人海岛、有裸岩区域，但它仍不是适宜的环境——有些地方坡度较大，长满杂草。保护区需要人工改造场地，在地面铺设碎石，清理植物。
如今已是象山县自然保护地管理中心副主任的丁鹏参与了招引项目最初两年的鸟类监测，“第一年人不敢上铁墩，住在对面的岛屿上，有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房子。没有监控，用望远镜观测，电力仅靠一块太阳能板支持，只能供电给音响和手机。”2013年直到7月份都没有燕鸥在繁殖场停留，项目组一度以为招引失败了，决定撤离，上岛回收设备才发现音响没有声音。修好音响后，成群而来的凤头燕鸥降落在铁墩，其中至少有4只中华凤头燕鸥。
得益于地方政府、媒体的关注，岛上的监测和生活条件在不断地改善。2014年，保护区在铁墩搭建了帐篷，驻岛监测人员能够全天候、近距离地监测燕鸥群，2016年，铁墩有了钢结构的宿舍和厨房，2018年，铁墩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2024年邢泓静和刘嘉欣上岛后，32块太阳能板和改进的电路已经可以支撑起监控设备、音响、冰柜、照明等一切日常用电需求，自来水和食物则由保护区管理船定期补给。
铁墩招引项目的成功提高了中华凤头燕鸥的种群增长率，也为其他保护区实现燕鸥种群的保护和恢复提供了范例。舟山五峙山列岛在2008年至2013年都有中华凤头燕鸥幼鸟被成功繁殖出来，但数量很少，2015年，浙江自然博物院与五峙山列岛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始合作实施人工招引项目。如今，韭山列岛和五峙山列岛已经是全球最主要的两个中华凤头燕鸥稳定繁殖地，每年来繁殖的种群数量占全球成鸟总数的七成以上。浙江自然博物院2022年在温州南麂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辟出新的人工招引繁殖场，同样在第一年获得了成功。
燕鸥的数量持续增加，在浙江海岛上诞生的雏鸟也会在成年后不断重返出生地，诞生新的雏鸟。2013年之前，中华凤头燕鸥全球成鸟数量不足50只，2023年，成鸟数量已经超过170只。
志愿者的日常工作是在监控室记录燕鸥的繁殖情况（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图）
雏鸟的历险
看着燕鸥们的生活，邢泓静觉得它们远比自己要了解这片海洋，“它们能找到繁殖场，能跟鸟群聚在一起，知道去哪里抓鱼，感知天气和洋流，它们已经很厉害了。”
燕鸥们表现出来的技能常常让观察者感到惊叹。刘嘉欣发现，燕鸥会有意识地带回不同大小的鱼，“求偶时要叼大鱼，而第一次叼回来喂给宝宝的是特别小的鱼。”求偶时，雄鸟常常会用鱼来吸引雌鸟的注意，育雏时，亲鸟（雏鸟的双亲）会轮流抓鱼回来喂给雏鸟，在观察铁墩7号巢（只有中华凤头燕鸥的巢有编号）时，刘嘉欣看见雄鸟在雏鸟孵出来后，叼回一条明显小于以往抓获的鱼喂给它。
求偶期间，如果雌鸟接受了雄鸟的鱼，它们的恋爱就可以步入空中炫飞的阶段。连续3年担任招引项目志愿者的何既白觉得，凤头燕鸥在空中求偶堪称一场两性高度配合的复杂表演，雌鸟与雄鸟会在空中互相追逐，频繁切换“低头”和“伸展”的动作，之后加速绕圈升高、绕圈滑行，最后动作达到高度同步，“像双方互相评判、熟悉再到磨合以形成默契的仪式。”
在繁殖期间，燕鸥们也会做出许多让人迷惑的行为。有一天晚上，一只大凤头燕鸥强行赶走了6号巢的雄鸟，随后孵在了6号蛋上，6号雄鸟在一旁等待一晚上，才趁机夺回了鸟蛋。10号巢雌鸟与旁边新来的37号巢夫妇大打出手，压碎了正在孵的蛋，雄鸟来换孵时，雌鸟带着黏在胸口的蛋飞走了，让雄鸟在空地上找了半天。
刘嘉欣重点观察的燕鸥中，有一只明星鸟，是2015年出生在马祖列岛的雌鸟“马妞”，环志编号蓝色A74，它的人气之高，甚至让它拥有一首专属曲目《A74之歌》，“不怕巨浪热太阳/不怕雷电风雨狂/飞向大海汪洋为理想/飞到地老天荒。”在2024年的繁殖中，马妞顺利地找到了配偶，生下了蛋，它的配偶也因此得到了“马哥”这个绰号。然而，6月5日凌晨5时，马妞在跟马哥换孵以后，一直没有飞回来。
马哥是否在等待马妞回来呢？5日傍晚，旁边的37号巢亲鸟跟马哥换孵，马哥起身让开，那只鸟看了看蛋又走开了，邢泓静推测，“37号的蛋下午破了，它可能是想确认马哥的蛋是不是自己的？”马哥重新孵了回去。
6日下午，马哥飞走了，刘嘉欣松了口气，“马哥一直没有食物补给，它连续孵蛋的时长已经超过了去年记录到的30个小时。”但20分钟后，马哥又回来接着孵蛋。到了晚间，马哥在监控里的身形明显憔悴了，“羽毛很脏，没有打理，样子也蔫蔫的。”刘嘉欣希望马哥尽早放弃，“我不希望马妞出意外，马妞也许只是飞走了，但马哥再不走就有生命危险了。”监控室里的人都在等待，看马哥什么时候在繁殖和生存中作出抉择，7日下午15时，马哥似乎终于放弃了。
邢泓静观察的8号巢雏鸟是铁墩2024年第一只出生的宝宝，由于雌鸟在孵蛋时趴的姿势比其他燕鸥都低，像一张小饼，邢泓静给它取名为“饼姐”，雏鸟因而得名“饼仔”。饼姐和饼哥是“孵蛋模范生”，“饼姐基本不怎么动，默默地孵蛋，饼哥稍微多动一些，但被鸟啄了，也不太会啄回去。”但它们对育雏似乎并不拿手。
饼哥总是站在饼仔身边，不像其他燕鸥一样将雏鸟护在身下，露在外面的饼仔几次受到周围成鸟的攻击。而饼姐，因为错过了饼仔的出生，回来换孵时继续孵在了破裂的蛋壳上，直到饼哥引导她三次，她才认出了饼仔。当天下午，饼姐试图让饼仔跟着它从一米高的台阶跳下去，转移到燕鸥更密集的下方平台，几次尝试都失败了。晚上饼哥回来后，带着饼仔从另一条下坡路线进行转移，饼仔连滚带爬地到了新窝。
但下方平台过于拥挤，饼姐再一次带着饼仔搬家，途中饼仔不慎落入草丛。由于掉落位置在繁殖场边缘，邢泓静和监测负责人走进去将饼仔放回了原处。6月9日深夜，饼姐又在与其他燕鸥的打斗中被推入草丛，出生才一周的饼仔跟着它走进了草丛，再也没有走出来。
邢泓静在周记中写道：“饼姐多次扎进草海里面，挣扎着，不断地呼叫着，寻找着饼仔……一个小时后饼姐停止了寻找，草海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丁鹏在监控室观察燕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图）
把鸟看作个体
自从2022年辞掉上一份工作后，何既白每年夏天都会参与中华凤头燕鸥监测的志愿工作，即使后来找了一份从事生态保护与研究的工作，他依然抽出时间重返鸟岛。目前，他是招引项目中参与次数最多、总监测时长最长的志愿者，2022年他的志愿地在铁墩，后两年在温州南麂列岛的平屿，“这个项目能给我比较完整地去观察一个物种的机会。”
何既白今年28岁，成长于四川，求学于武汉。读大学期间，他虽然修习新闻学，但在宿舍养满了昆虫和植物。他也有许多次在城市观看候鸟的体验，但过程总是匆忙的，“某天某城市公园出现一种‘明星’鸟类，人们前赴后继地前往一睹为快，而后又随着鸟的离开而四散不在。”
而在海岛上，与候鸟的邂逅要直观得多，何既白能够知道每天大概有多少种鸟类经停了小岛，甚至能大概记录它的性别比例和年龄比例，通过记录不同鸟类的过境高峰时期，绘制出一幅粗略的华东沿海鸟类春季过境时间图。
平屿的人工招引项目于2023年正式启用，落场繁殖的燕鸥群数量较少，何既白得以细致地观察它们，“一旦把每只鸟都当作独立的个体去观察，留意它们与身边同类的区别与互动，有趣的发现接踵而至。”他大量拍摄燕鸥的图片、视频，总结它们的换羽策略，分析它们在不同状态下群飞的特征。
何既白也发现了燕鸥们很多有趣的“小动作”。感到炎热时，燕鸥会张嘴喘气、蓬起背部羽毛来散热；面对风雨时，燕鸥身形紧缩，让雨水顺着防水的羽毛滴落；在鸟群中心的燕鸥，睡眠时会闭上双眼，而靠近边缘的燕鸥会倾向于让面向鸟群外侧的眼睛保持睁开。
观察个体容易代入人的情感，但何既白清楚地知道，不能以人类的情感去猜测鸟类的行为逻辑，“有一些在繁殖场游荡的成鸟，跟着雏鸟走，从人类的角度看，就像别人的爸爸妈妈在照看小孩，很温馨，但如果一直看监控，你会发现那就是一群以专门偷鱼为目的的鸥，跟在雏鸟身边，是为了抢下亲鸟喂下的鱼。”
何既白一年在鸟岛上生活四个月，其余的时间里，他在舟山调查水獭。他脱离了大多数同龄人的生活轨迹，也没有太多现实焦虑，“不去想买房、结婚的事情，我的生活很快乐。我也有焦虑，我焦虑的是不能解释很多看到的（生物）现象，越深入自然，越知道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很少，越会变得谦卑。”
反复登上鸟岛，花费无数精力去了解到的知识，也许在生活中派不上用场，何既白承认，“这些认知在短期内并不能作用于具体的实际性的东西，只是满足好奇心，满足人类最本源的对未知事物的渴求。”
《鸟类的行为》一书中记述了科学家们的有趣发现，即鸟类的许多漫无目的的游戏行为仅仅是为了获得快乐的反馈。对此鸟类学家马蒂亚斯·奥斯瓦特认为，这也是人们观察鸟类和研究鸟类的原因，“研究鸟类、登上月球或探究任何没有实用性的领域都是毫无用处的。这只是学习基础知识的过程，对人类来说很有趣；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但它实际上也只是一种玩耍罢了。”
刘嘉欣（左）和邢泓静在木屋观鸟（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图）
数据的未来
2013年，中华凤头燕鸥繁殖种群人工招引和恢复项目正式开展的这一年，王思宇初入浙江自然博物馆工作，加入了鸟类学研究团队。她曾经向社群招引技术的发明者、美国海鸟保护专家史蒂夫·克里斯提问，“人工招引到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克里斯博士露出无奈的笑容，“一旦开始人工招引，就没有结束的那一天。”
招引场是人工创造的繁殖环境，工作人员清除野草，不让植被干扰燕鸥行动；铺设石子，防止燕鸥蛋在倾斜的地面上滚落；抓捕蛇、鼠，减少天敌对燕鸥群的伤害；扩大繁殖地，让更多个体聚集，壮大繁殖群的规模。
但实际上，任何一项举措的撤出虽然对凤头燕鸥都会造成影响，却未必会导致它们全部繁殖失败。何既白举例，“草对这类物种来说通常不是问题，习性相近的白嘴端凤头燕鸥选择繁殖地后，早到的燕鸥的粪便会致使植物枯萎，它们在自然里并没有那么脆弱。”
王思宇大致认同这一看法，“一个物种能够延续，说明它一定拥有足够让自己生存和繁衍的能力，但这是在环境相对稳定、种群足够庞大的情况下。当人类开始大张旗鼓地踏入它们的世界、造成栖息环境的剧变，甚至直接对这些物种进行捕杀和采集时，没有一个物种能够抵抗这种致命的威胁。”在极度濒危的情况下，进行人工招引繁殖几乎是唯一有效的恢复种群的手段，但即便在人工招引场，一年繁殖出的雏鸟的数量也极少，2023年，铁墩一共诞下66个中华凤头燕鸥蛋，最终只有28只雏鸟破壳而出。
至今，王思宇参与保护中华凤头燕鸥已有十年，但关于这个物种，还有太多问题不能给出答案，例如，“在繁殖的时候，中华凤头燕鸥夫妇是如何决定分工的？”“为什么它们的繁殖成功率这么低？”中华凤头燕鸥的声音也是一个谜，它们虽然不是鸣禽，但能够发出非常多不同的叫声，“对它们声音的解读仍然只能是推测，也许其中表达的意思比我们想象的丰富。”
铁墩的繁殖场，场上架设四个监控摄像头（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图）
一种生物成为一个独立物种，一定有使它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独有的基因、遗传性状、特征和习性，但了解单一物种的生活史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结论往往建立在大量数据之上。浙江自然博物院的鸟类研究团队在繁殖岛年复一年地尽可能收集更多的数据，比如中华凤头燕鸥繁殖个体的数量、出生幼鸟的数量、换孵和喂鱼的频次、食物的种类和大小、燕鸥的身体数据等等。此外，每一年繁殖期的后程，研究团队还会对部分燕鸥幼鸟进行环志（佩戴印有编号的金属环和用于野外辨识的彩色塑料环），以便长期跟踪这些个体。
“中华凤头燕鸥平均能活多少年？”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需要不断对每年出生的幼鸟进行环志，持续数十年对环志个体进行跟踪观测，还要面临个体意外死亡和未被记录的风险。有时候，数据的意义在累积足够多之后才能显现出来，也只有在足够多的数据之上，才能提出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在一个大问题背景之下——为什么这个物种正处于濒危的境况？
王思宇将濒危物种比喻为生态保卫战的前线地带，“很多人都说，濒危物种没了就没了，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去保护它们？好比前线几乎是一片废墟，不剩多少资源，为什么还要守卫它？因为如果不守，就会有新的后方变成前线。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是不可逆的。”
整个生态系统像一张无比精密的立体网络，其中一个环节的断裂，必将对其他环节产生深远的影响。有时候一个物种的消失，看似不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实际上是因为生物的多样性尚足够丰富，可以有其他物种来弥补生态位的空缺，但空缺总会到无可弥补的地步。王思宇举例，“即使是一丛低矮的植物，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可能是一只蝴蝶的栖居地，一只蝴蝶可能是一株果树的授粉昆虫。在清楚这个链条之前，谁会注意到，一丛杂草的消失会导致果树减产？”
人类活动如何影响了环境，环境如何影响了人类世界？问题的答案需要经过长期研究才能知晓，而在前因后果被厘清之前，就像“一只燕鸥能活多少岁”一样，研究者能做的，就是尽力保护现存的物种，尽可能地收集数据，去尝试解开关于自然和生存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