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本学研究》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24。

2017年3月底，我参加伏俊琏教授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开题论证会。会上发言时，我顺便给伏教授提出以重大项目为基础和契机，办一本“写本学”学术刊物的建议。伏教授认真考虑并接受了这个建议，创办了第一份以“写本学研究”为名的杂志。

转眼间，《写本学研究》已出版数辑，并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最近，伏俊琏教授又命我为新一辑写卷首语。我对写本学没有做过系统和有学理性的研究，这篇卷首语是以门外读者身份来写的，主要谈谈读了《写本学研究》之后，对稿本学的未来和人工智能对写本学影响的一些遐想。

写本学如今可谓显学，目前的研究路径，主要是从书籍史角度探讨与秦汉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等相关的问题。但我注意到，《写本学研究》第一辑开始起，就刊载了王安琪《蒋礼鸿致王重民信劄钩沉》、伏俊琏《抗战时期一篇学术论文抄本的考证》、郭令原《杨树达致郭晋稀书札十通释读》、陈平原《手稿研究的视野、方法及策略》等几篇研究现代手稿的论文，反映出对现当代学者、作家等手稿的研究也已成为写本学的一个领域。这种现象值得注意。

通过手稿研究近现代政治、文化和学者、作家，是一个很好的路数。读手稿要比读刻本复杂得多，刻本已经过规范化处理，手稿阅读则具有更多“不确定性”。我曾试图读商务印书馆影印的《钱锺书手稿集》，其中的中文笔记非常难认。有修改增补之处、拼接粘贴之处、特殊符号等，而且内容艰深，涉及多个学科，需要广博的知识储备，加上多种外语，更使人如读天书。虽然尽力去阅读，也只能猜猜部分内容。后来发现网上有个叫“锺书掠影”的微信平台，一位网名“视昔犹今”的学人不断推出辨识整理《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的文本。“视昔犹今”不知是何方高人，也不知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队。还有一批读者，对“视昔犹今”所公布的整理文本加以讨论和修订，有时还指出手稿书写中的讹误。这个微信平台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积聚了年轻又充满热忱的学人和读者的智慧，让人受益匪浅。我想，他们辨识手稿已达到相当专业的水平。这种“专业”的范围非传统学科所能涵盖，也许可称为“手稿辨识学”，或者是写本学中的“手稿学”。手稿的辨认，具有相当难度，需要多个学科的知识。除了文字、音韵、训诂的基础，还要有书法方面的修养，比如对行书和草书等书体形态的了解，熟悉书者的书写习惯。辨认古人手稿还需要具备丰富的文化知识，包括古代的书写格式、书写礼仪，如谦称、尊称与避讳等，有时还需要了解古人句读以及评点的特别标志。若辨识现代手稿，则还必需一定的外语水平与域外文化知识。我想，如果有写本学行家发凡起例，在大量具体的手稿辨识例证基础上，总结相关理论与知识，撰著一本“手稿辨识学”方面的书，是颇有学术意义的，也会有不少读者需要。

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日千里，对于人文学术已产生显著影响，未来它对写本学也很可能有直接的支持与推动作用。目前数字人文在文本辨别和分析上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人工智能对于刻本文字的辨认度已经相当高了，虽然辨认个性化与随意性比较大的写本、稿本难度相对大一些，但取得成功也只是时间问题。当然，人工智能难以完全取代人类的工作。在文本辨别上，人工智能可能仍需要与“人工”相结合，既节省人工，提高效率，也保障准确性。

不少学界朋友感叹，以前有许多宝贵的纸质写本，如家书、朋友书信等，现在此类雅物已经很少了，代之以电邮、电话、短信、微信等，不但稀释了亲情、友情，相关文本也旋生旋灭。而且，文章的稿本形态也从纸质写本变成word文档,这是很大的改变。纸质写本和电子文档不同，其书写痕迹，寄寓了作者个性与生命气息，是有温度的文本。但是，随着电脑写作的普及，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纸笔写作了。

电子文档和纸质写本的写作思维过程与方式有明显差异。纸文本写作先有一个文献收集和文献研读的过程，在这基础上再展开写作。在写作之前需要深思熟虑，胸有成竹，然后落笔，一气呵成。间有修改，大致框架也不能动，只能修修补补。一旦誊写好稿件，就不再改动了。电子写作则完全不同，电子文档是在多个时段中对各种知识碎片的选择、淘汰与合成。由于随时可以修改，往往是想到即录，传统写作的所谓“胸有成竹”，也并非必不可少了。电子写作的文稿，不管修改多少次，无论如何增补、删改、挪移、剪切、粘贴，文本外观永远整洁规范。若有需要，则随时可以保存和展示出修订的痕迹。修订之处，既可以随时“接受”，也可以随时“拒绝”。电子文档写作比用纸本写作方便太多了。

近年，随着书法热的兴起，有些学者提倡书法的日常化，即坚持用毛笔字写稿件、写日常书信等，这是很好的建议。书法的日常化，将给未来留下非常宝贵的写本。但在电子时代，能做到书法日常化的人毕竟很少，能坚持下去的人就更少了，所以，如今纸质手稿已成为罕见之物。既然如此，未来以纸本写作为研究对象的“写本学”会不会也面临危机？也许，在数字人文时代，写本学的研究对象及重点会逐渐从纸质写本扩大和转移到“电子写本”上来。

若干年后，人们从一些残旧的电子设备获得今人各种电子文档，也许会发现某名人、名著在写作过程中，先后存在许多版本，在一些文档中还有大量的修改状况，记录了前后修订痕迹。通过人工智能的比对，可以很快了解作者写作的整个过程。看到文章如何从原始的构思到渐渐成文，从立意到谋篇布局，从文字到修辞的不断修订、不断深入，同时也了解作者的思想个性、文字风格与个人偏好。

在人工智能如火如荼之际，我们不妨对写本学的未来展开一下想象。多年以后，知识考古的对象，很可能除了简帛、卷子之外，电子产品也是重要的对象。人们从遗存的电脑硬盘、软盘、手机等物，去考据当年的知识和隐秘的个人史与政治史。以后写本学的“考古发现”，主要途径不是用洛阳铲去挖古墓，而是在废品回收站、垃圾填埋场等场所以及一些前辈物品中，发现遗存的电子旧物件，尤其是名人用过的电脑、手机、U盘、移动硬盘，还有互联网上各种社交媒体空间、大量的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微信记录等，从中发现各种写本信息。这些海量信息的内容与价值比任何时代的文献都要丰富，比起各种公开媒体、纸质文献，也更真实、更富动态地展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那时的电子考古，可能是利用最新的科技，能在残存破损的电子设备中，恢复原来的内容，以人工智能确定作者的身份与文件的相关性，显示文件的所有版本，从中看出作者思维方式特点和写作风格，考察某个时代写作的风尚、规则与宜忌……

那么，在今后的数字人文领域里，会不会出现“电子写本学”“电子文献考据学”等新的学术门类？作为写本学的门外客，我对这些问题颇感兴趣，期待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指教。（本文系作者为《写本学研究》所拟卷首语）

吴承学

责编刘小磊

吴承学：写本学门外乱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