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瑜珊

编辑/漆菲

当地时间8月12日深夜，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居民因突如其来的地震而涌上街头。许多人匆匆收拾行李，在夜色中驱车离开家园。当晚，一场5.4级地震影响了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以及以色列等多个国家。

相比地震，战争带来的恐惧更加切实。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的炸弹除了攻击加沙地带，也不断在黎巴嫩南部落下。今年春天，以色列开始对黎巴嫩真主党主动出击，并于6月宣布批准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计划。7月末，以色列更是暗杀了真主党高级指挥官福阿德·舒库尔和哈马斯政治领袖伊斯梅尔·哈尼亚。

2024年7月10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在真主党高级指挥官穆罕默德·纳赛尔的追悼会上发表电视讲话。

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纳吉布·米卡提近来承认，黎巴嫩“正处于战争状态”，很多平民和非平民死亡，许多村庄被以色列摧毁。黎巴嫩经济学家安托万·法拉赫指出，该国目前经济低迷，如果同以色列冲突加剧，除遭受直接经济损失之外，还将面临外国投资撤出、旅游业受损等间接经济影响。

8月17日，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市一座居民楼发动空袭后，一名男子走在废墟上。

如今的地震进一步激化了黎巴嫩人内心的恐惧，一些人开始准备逃离。根据黎巴嫩内政部今年5月公布的数字，由于持续不断的冲突，黎巴嫩南部约有10万人流离失所。这个海外人口远超国内人口的国家，是否会迎来新一波移民潮？

音爆激起当地人的创伤记忆

随着紧张局势升级，战火已经从黎巴嫩南部蔓延到贝鲁特这座被视为冲突“红线”的首都城市。

8月6日，雷鸣般的爆炸声突然响起，许多人下意识冲出建筑物，他们担心首都正在遭受以军的袭击。人们很快发现，贝鲁特并未真的遭遇爆炸——那是一种音爆，是物体通过超音速移动产生的一种雷鸣般的噪音。

近一段时间，以军战机常常在黎巴嫩上空引发此类音爆，但主要针对南部地区。对生活在贝鲁特的人来说，8月6日的音爆是他们听过的最响的一次轰鸣。整个城市都能听见数声巨响，多座建筑的窗户嘎吱作响，市民恐慌躲避。

黎巴嫩学生玛雅（Maya）目前在法国巴黎留学。她告诉《凤凰周刊》：“为了躲避这种声音，我的家人最近离开了贝鲁特，躲去山上的一栋房子里。最近的音爆激起我的家人对于四年前大爆炸的创伤记忆。我们再也受不了这样的声音了。”

2020年8月4日，贝鲁特港口区发生大规模爆炸，造成超过200人死亡、6500人受伤，约30万人无家可归。爆炸导致约8000座建筑物遭到破坏，重建工作至今困难重重。

自去年10月7日以来，真主党与以色列一直处于低强度冲突之中。以色列一方面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另一方面也要应对真主党的骚扰，频频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今年3月起，以色列从被动反击转为主动出击。到了6月，以军宣布批准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计划，真主党方面则发出“将爆发全面冲突”的强烈警告，黎以局势骤然升温。

2024年6月25日，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进行袭击。

同时，以色列不断在黎巴嫩境内发动对哈马斯以及真主党领导人的暗杀计划。

今年1月2日，哈马斯高级领导人萨利赫·阿鲁里与另两名指挥官在贝鲁特南部郊区的哈马斯办公室遭导弹袭击身亡。1月8日，以色列空袭导致真主党拉德万部队高级指挥官维萨姆·塔维勒死亡。6月3日，真主党高级指挥官穆罕默德·纳赛尔在以色列的空袭中被炸死。7月30日，真主党高级军事指挥官福阿德·舒库尔在贝鲁特郊区遭到暗杀。最近的一起发生在8月17日，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击毙了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侯赛因·易卜拉欣·卡塞布。

分析人士指出，整个加沙战争期间，以色列一直通过低空飞行的喷气式飞机在黎巴嫩上空发射音爆，是为了恐吓当地民众，借此进一步引发真主党与当地民众的矛盾。有非政府组织代表对此提出质疑说：“武装冲突的各方不应该使用恐吓手段对付平民。”

2024年8月5日，黎巴嫩南部西顿，示威者举着真主党和巴勒斯坦旗帜抗议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被杀。

劳伦斯·阿布-哈丹（Lawrence Abu Hamdan）是一位音爆专家，同时也是非营利组织 Earshot 的创始人，该机构通过音频分析来追踪各类侵权行为。在他看来，使用音爆反映了以色列针对黎巴嫩民众发动的更广泛的心理战趋势。“这是以色列在提醒黎巴嫩人，其随时可以让黎巴嫩变成加沙。”

音爆频率的增加体现了以色列与真主党冲突的升级。阿布-哈姆丹说，战机的轰鸣声与其他类似爆炸的噪音可能会让经历过爆炸与战争的人倍感压力，从而遭受二次创伤。他引用医学研究指出，从长远来看，反复的喷气与爆炸声甚至会增加中风的风险，并引发心脏问题。

“如果你查一查黎巴嫩人的抑郁比例，你会感到震惊。”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黎巴嫩学生萨拉（Sara）如是说。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黎巴嫩连续两年蝉联“最不幸福的国家”第二名，仅次于阿富汗。“表面上，你能看到很多黎巴嫩人依然过着看似开心的生活，开着Party，纵情娱乐。然而，在我们内心，一切早就变了。”萨拉坦言。

对旅游业造成沉重打击

很多人担忧，一场更广泛的冲突正笼罩着黎巴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宣布，随着加沙战争走向尾声，以色列将把注意力转向北方的敌人真主党。

这让不少黎巴嫩人感到愤懑。当地一位农民抱怨道，“他们正在针对我们这些平民，以报复真主党的所作所为，就好像我们都是真主党成员，都对战争负有责任。”不久前，他在一场由以军空袭引起的大火中失去了所有收成。

自7月中旬以来，不少国际航空公司暂停了往返贝鲁特的航班，欧美多国则敦促本国公民立即离开黎巴嫩。其中，美国将前往黎巴嫩的旅行警告提高至“四级”，即“不要旅行”，并敦促黎巴嫩境内的所有美国公民“可持任何可用机票离开”。但由于大量航班取消，且从贝鲁特出发的需求激增（特别是前往欧洲国家），想要顺利离开变得异常困难。

夏天一直是黎巴嫩的旅游旺季。据当地媒体《今日东方报》报道，去年夏天（6月-8月）黎巴嫩的旅游收入为54.1亿美元，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三分之一。

然而，眼下的冲突对黎巴嫩的旅游业造成沉重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援引黎巴嫩酒店业主辛迪加负责人皮埃尔·阿什卡尔的话称，7月底的数据显示，餐饮业的需求下降40%，酒店业下降60%。阿什卡尔预计，夏季过后，酒店业可能出现大量闭店和裁员。

2024年2月29日，一架以色列战机在靠近黎巴嫩边境的地区飞行。

黎巴嫩旅行社协会主席吉恩·阿布德透露，自7月27日以来，每天入境旅客的人数从平均约13500人下降到了9000人。“今年夏天前往黎巴嫩的海外游客中，有25%的人将返程的航班提前了，因为他们担心情况一旦恶化，自己会被困住。”

对战事升级的担心也影响到黎巴嫩人的“夏日狂欢”。每年这段时间，黎巴嫩各地会组织百来场狂欢活动。然而，当以色列空袭贝鲁特郊区后，几家音乐会组织者宣布推迟一些活动，包括埃及情歌王子塔梅尔·霍斯尼原定于8月3日举行的演唱会，以及叙利亚歌手阿萨拉·纳斯里原定于8月10日举行的演唱会。

但也有一些活动如期举行。8月11日，贝鲁特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表演，黎巴嫩最优秀的艺术家与约7000名观众一起唱歌跳舞，直至凌晨。

风靡法国的黎巴嫩女歌手玛丽莲·纳曼（Marilyne Naaman）也于8月18日在同一地点举行了自己的演唱会。她表示：“不久前，我还以为一切都需要等到情况好转才能开展，以避免任何风险。然而，我相信现在是时候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混合着沮丧与坚韧的复杂感受。”

演唱会成为纳曼的抵抗方式。她直言，“在这个关键时刻，除了唱歌之外，我真的很想与公众分享我的演唱会，以证明韧性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都非常需要它。”

“我和国内难民没什么不同”

音爆与空袭同样影响了在这个国家生活的难民。

黎巴嫩是全球收容难民比例最高的国家。根据联合国的数据，黎巴嫩境内约有150万叙利亚难民、18万巴勒斯坦难民后代以及1万多其他国家的难民，这部分人口超过黎巴嫩总人口（600万）的四分之一。

贝鲁特的难民营多位于郊区，有的距离以色列最近刺杀舒库尔时轰炸的地区仅一步之遥。许多难民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容身之所。

贝鲁特的一处难民营。

叙利亚难民法蒂玛（Fatima）向《凤凰周刊》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这些天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极度的恐惧和焦虑之中。我不知道事态会不会全面升级，除了等待将要发生的事情，我没有任何办法。跟这些比起来，地震只是很轻的摇晃。现在连叙利亚都比黎巴嫩的局势要稳定，可惜我再也回不去了。”

难民经历恐惧的同时，黎巴嫩国内反对难民的声浪却越来越大，甚至出现袭击难民的行为。

今年4月，黎巴嫩力量党官员、右翼政治家帕斯卡尔·苏莱曼（Pascal Suleiman）被绑架后遭到谋杀，激起国内的反叙利亚情绪。起初有人声称真主党是绑架与杀人事件的幕后黑手，但黎巴嫩安全部队辩称，一伙叙利亚难民绑架了他，并将其带到黎叙边境上一个由真主党控制的地区。

2024年4月，帕斯卡尔·苏莱曼的葬礼正在举行。

愤怒的基督徒们开始对叙利亚人发动暴力袭击，总理米卡提亦宣称，黎巴嫩境内“大多数叙利亚人”将被驱逐出境，并承诺他的政府“正在制定解决方案”。内政部下令各市政府检查叙利亚人的证件，关闭雇用无证叙利亚人的商店与企业，并没收未登记的摩托车。

萨拉曾在难民营当过志愿者，在她看来，自己身边的朋友都很同情难民，也愿意帮助他们；但黎巴嫩人来自不同地区，教育背景也不尽相同，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意识。

“有些人的确非常反对难民，他们将难民视为威胁，并声称黎巴嫩的难民人口已经接近全国总人口。”萨拉说，这些人大部分是基督教徒，他们认为前来黎巴嫩避难的难民多为穆斯林，这样会打破黎巴嫩不同宗派之间的平衡，而让基督徒变为少数群体。“但事实上，在难民营出生长大的孩子始终无法获得黎巴嫩国籍，即使他们从未去过叙利亚或者巴勒斯坦。”

“与此同时，一些黎巴嫩人也因为国际组织对于难民的支持而感到不公。”萨拉解释说，“在本轮经济危机发生之前，本地人和难民之间的冲突没有这么严重。现在黎巴嫩的经济形势太过糟糕，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和难民没什么区别。然而，他们却无法获得来自国际组织的同等援助。他们看到援助资金流向难民，因此感到愤怒。”

在法国工作的黎巴嫩工程师诺尔（Nour）则对难民充满同情。“在黎巴嫩的难民没有选择，这不是他们的错。”她向《凤凰周刊》坦言，“从本质上说，我和他们没什么不同，只不过我是因为经济原因离开祖国，他们是因为战争。黎巴嫩人和难民都在遭受苦难，难民需要帮助，黎巴嫩人也需要帮助。”

不同于战争难民，居住在海外的黎巴嫩人依然拥有返乡的权利。每年夏天，数以十万计的黎巴嫩侨民成群结队飞回贝鲁特，与家人共度时光。他们随身携带大量外汇，成为拉动国家消费的主力军。在黎以军事冲突阴云笼罩下，当地旅游业更为依赖这类“本国游客”。

然而，迫于当前局势，许多人放弃了今年的返乡计划。已经移居加拿大的黎巴嫩人拉米（Rami）告诉《凤凰周刊》，“我已经把前往贝鲁特的机票退了，但我会看看局势如何发展。如果9月前局势有所好转，我还是想回家待上一周。”

当然，也有人丝毫不在意。移居法国的黎巴嫩人尤瑟夫（Yousef）已于8月中旬从巴黎返回贝鲁特，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回到了最美的国家，无论这里正在发生什么。”

年轻人早已忍无可忍

黎巴嫩是全球拥有最多侨民数量的国家之一。受访的多位黎巴嫩人提到，生活在海外的黎巴嫩侨民数量超过1500万人，远高于目前本土的600万人口。

按照黎巴嫩历史学家查尔斯·哈耶克（Charles Al-Hayek）的说法，这个地区经历了四次移民潮，前两次在黎巴嫩独立前。

第一波移民潮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在奥斯曼末期的腐败统治下，当时被称为“黎巴嫩山”的地区发生了内乱，并引发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四分之一的居民为此选择移民，以巴西为主要目的地的拉丁美洲形成当时全球最大的黎巴嫩侨民社区。一战结束后，缺乏安全的环境与随之而来的饥荒导致了第二波移民潮，第三波移民潮发生在黎巴嫩内战期间（1975年-1990年）。第四波移民潮则在2019年黎巴嫩爆发金融危机后出现，当时的移民人数达到黎巴嫩内战后最高水平。

自打内战结束，黎巴嫩经济严重依赖于各种外汇，这让政府积累了巨额外债。

“黎巴嫩政府从不考虑长远的经济计划与经济转型。”黎巴嫩国家集团党党员马克（Mark）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表示，“担任过五届总理的拉菲克·哈里里在其任内（1992年-2004年）实施了新的经济政策，但他十分短视，只考虑现阶段的发展。正是因为他从外国投资者那里获得大量低息贷款，使国家债务成百倍增加，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

2019年8月，经济危机在黎巴嫩全面显现。在全球金融危机与地区冲突的进一步影响下，黎镑对美元汇率急剧下跌，货币贬值造成银行系统崩溃。银行开始冻结存款，阻止客户提取美元现金，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失业率攀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同年10月，黎巴嫩政府计划推出一系列新的税收措施，包括对WhatsApp等网络通信服务征税，这造成大规模抗议活动。由于对政府长期以来的腐败与经济恶化感到不满，当地民众要求政府下台，结束该国宗派主义的政治体制，组建新的技术专家型政府。他们的口号是“所有人都必须下台”，表达了对统治阶层的不信任。抗议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参与人数众多，跨越了宗教与阶级。

这场抗议运动导致时任总理、拉菲克·哈里里的儿子萨阿德·哈里里宣布辞职。然而，政治体制并未因此发生根本改变，加之新冠疫情在黎巴嫩蔓延，经济危机继续恶化。

黎巴嫩工程师拉夫（Ralph）向《凤凰周刊》坦言：“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无法获得生活来源。政府也无法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我们的水电、医疗、教育等资源都糟透了，政府却没有制定任何计划做出改变。所以我们走上街头。”

2019年10月17日，黎巴嫩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

“一开始，我认为革命会带来改变，我还记得我当时站在抗议队伍的第一排……遗憾的是，我们努力过，当时很多人尝试要改变黎巴嫩糟糕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但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没有看到任何向好的转变。”拉夫感慨道。

经济危机尚未走出，2020年8月4日，发生在贝鲁特港口区的一场巨大爆炸加剧了黎巴嫩本就严峻的经济与社会危机。这场爆炸因存放的近3000吨硝酸铵被引燃而导致，它让首都贝鲁特大面积受损，港口附近的建筑物几乎被夷为平地，经济损失估计达150亿美元。

爆炸发生时，玛雅与母亲身在港口区的家中。这里距离爆炸的仓库不过十分钟路程。爆炸导致她的家完全被毁，碎片击中了她母亲的背部，还有她的手臂和脸。

“我过去在黎巴嫩的生活过得很开心，我的朋友和家人都在那里，我对那时的工作也很满意。但环境突然变了，大爆炸摧毁了我。”玛雅痛苦地回忆道，“我经历了长达两年的手术，心理也受到严重创伤——如今只要听到稍微大一点的撞击声，我就会感到害怕。对我来说，这一切已经够了。”

贝鲁特经历大爆炸后满目疮痍。

黎巴嫩移民人口在大爆炸发生后激增。仅2021年，该国有超过7.7万人离开，约占近四年来总移民人数的40%。“在此之前，许多年轻人已经无计可施，准备逃离这个国家。大爆炸成为人们逃离的导火索，它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拉夫表示。

2021年8月，玛雅在社交平台上写下这样一段话：“一年前，人们说我很幸运，因为我在这场被称为‘史上第三大破坏性爆炸’的人为悲剧中幸存下来。一年过去，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有更多的腐败、更多的暴力、更多的死亡，没有正义，没有问责。但我变了，我的关注点变了，我对自己的看法也变了。我无法停止问自己：我们如何生活在一个让人民终日受苦的国家？这是我想要继续生活的地方吗？我们能为黎巴嫩想象一个更好的未来吗？”

最终，她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年轻人一样，选择了离开。

心中怀有重返故土的梦

对许多黎巴嫩人而言，眼下的局势仍不明朗。当以色列不断对南部村庄发动空袭，数千人最近加入到流离失所者的队伍中，也有不少家庭转往国内较为安全的区域。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合适的新居，因为自从这种内部迁移开始，房租已经涨了好几倍。有人说自己被要求每周支付1000美元用来租房——对于平均月薪仅有100美元的黎巴嫩人来说，这是一个疯狂的数字。

即使如此，大部分人暂时没有移居海外的打算。“黎巴嫩人受过很多创伤，他们已经习惯生活在创伤里了。”玛雅说，而移民是一项需要勇气的长期计划。

2021年3月12日，贝鲁特，一名示威者手持黎巴嫩国旗，抗议黎镑贬值和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诺尔看来，目前的冲突预计不会带来新一波移民潮。“事实上，自2019年以来的第四波潮仍未结束，经济危机的影响仍在持续，我们都身处其中。你没有办法把这两者分开。”

即使没有冲突，黎巴嫩的经济情况也毫无起色。黎巴嫩本币黎镑仍在贬值，2023年1月-2024年3月，黎镑贬值超过98%，2023年该国的年通胀率为221.3%。公共服务也没有得到改善，如果不使用私人发电机，每个家庭每天只能获得一小时左右的电力。饮用水短缺导致疾病暴发，医疗系统又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孩子成为童工，或被送至孤儿院，因为父母无法养活他们。

政治体系中的腐败与宗派主义问题也并未得到解决。根据“透明国际”组织2023年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黎巴嫩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49位。

黎巴嫩实行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总统为国家元首，内阁行使行政权，议会行使立法权，最高法院为行使司法权的最高司法机关。根据1943年独立时的《民族宪章》，总统由基督教马龙派担任，总理由伊斯兰教逊尼派担任，议长由伊斯兰教什叶派担任。

因此，黎巴嫩政府一直在教派框架下运作，议会席位与其他政府职位始终根据宗教信仰而非能力分配。这让许多政府成员自黎巴嫩内战以来一直掌权，每次选举都只是进行简单的职位调整。例如，86岁的纳比·贝里（Nabih Berri）已经连续七次当选议会议长。

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

马克对此提出质疑说，“我不知道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所有人都在等待下一届议会选举会发生什么。”

在经济与政治环境都不尽如人意的黎巴嫩，离开成为大势所趋，留下似乎变得难以理解。

拉夫认为，让人们选择留下的理由主要有三个。“首先是经济原因，人们无法负担出国的费用。其次，一些留下的人是从当前局势中受益的人，他们要么是政党成员，在一些特定地区有权力，要么是在一些与外国合作的私营部门中工作的人，他们的工资高得出奇，因为是用美元支付的。此外还有一些人，他们害怕改变，害怕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他们活在自己幻想的泡泡里，只想单纯过好小日子，而不关心外部的事务。”

“这种生活方式，也是这个系统营造的。”马克补充道，“这样的生活方式在黎巴嫩有着悠久的传统，毕竟经历过长时间的内战，很多人早就麻木了。”

“不过，2019年末的抗议开始后，我觉得很多人的心态发生了改变。”拉夫说，“他们走上街头，遇到各式各样的同伴，人们之间的联结增加了。在这之前，黎巴嫩人对不同地区的人总有很多刻板印象，但通过抗议活动，人们之间的隔阂似乎被打破了。”

对于这群在海外生活的黎巴嫩年轻人来说，离开并不是结束。许多人试图从外到内推动国内的变革。马克说：“算上后代，黎巴嫩的海外人口估计有近1500万，是国内人口的几倍。即使我们身在国外，也应该努力让改变发生。”

这些人的心中，也怀有一个重返故土的梦。“如果过几年经济形势和政治环境变好了，在黎巴嫩有合适的工作，我还是想回去。也许看起来我们已经适应国外的生活，但我们的身体里仍住着一个黎巴嫩的灵魂。”拉夫说。

诺尔则反思道：“也许我们不应该问人们为什么留下，这是他们的土地，留在这里生活是他们的权利。应该问的是，为什么人们会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

战火下的黎巴嫩：以军音爆激起创伤记忆，新一轮大逃亡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