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担心越南再诞生一个“黎笋”，本篇就来回顾一下黎笋是如何登上河内权力舞台的。

1954年7月21日，当《日内瓦协议》签订的消息传回越南，胡志明和黎笋的心情都十分复杂。

此时胡志明担任越共中央主席，是越共的一把手；黎笋担任越共南方局第一书记，是越南党内排名第三的政治人物（第二为长征）。

由于“协议”的约束，长期在南方领导抗法斗争的黎笋被迫把大批南方局军队和干部调回北部，个中滋味，难以体会。

与常年漂泊海外的胡志明不同，黎笋前后在越南南方坚持抗法斗争二十余年——那里是他的大本营。

黎笋与胡志明

1907年出生的黎笋比胡志明小了整整十七岁。

他早年是铁路工人出身，1928年参加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从此踏上革命道路。

当时法国人对殖民地的掌控力很强，各种“反动团体”在越南国内很难生存，所以“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这个组织是胡志明在中国成立的。

胡志明通过邮寄的形式不停的把各种报刊文宣和资金送回越南国内，然后策动起义，有点像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的感觉。

在越南的红色革命历程中，胡志明最初的角色属于苏联委派赴越南的共产国际代表——空降干部。

1930年2月，胡志明以莫斯科钦差大臣的身份在香港召集中南半岛上的三家社会主义政党开会，合并而成越共。

之后胡志明长期在中国漂泊，偶尔从广西通道回个一两次越南，也就是开开会、传达一下指示；直到1945年越南发生“八月革命”，他才正式回到河内。

这不就是孙文和列宁的建国技术路线嘛。

因为这种模式与经历，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越共内部维持着以胡志明为旗帜的集体领导，各管一摊。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三四十年代胡志明就好似是坐镇总部的“留苏派”，遥控指挥着越南国内的各个“苏区”，在很多越共干部眼里，他不过是一个莫斯科和北京的代言人。

只不过这个代言人威望太高，大家明面上不敢忤逆而已。

比起走上层路线的胡志明，黎笋的革命生涯更加艰苦，属于被遥控的“苏区”领导人之一。

黎笋的根据地位于法国殖民者统治最牢固的越南南方一带，他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成功拉起了一支队伍，非常不容易。

黎笋早期照片，非常乡土风的背景

《日内瓦协议》签署后，虽然越共内部有些人心不甘情不愿，但毕竟是获得了“一半的天下”。

出乎胡志明等人意料的是，时任南方局第一书记的黎笋不但口头上反对“协议”，而且直接向越共中央提出请求，希望派遣自己回到南方工作。

平心而论，谁不知道留在河内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安安心心当领导，享受胜利果实。

回到南方呢？那可不是简单的“艰苦”两个字能概括的，而是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

一番简单的收拾，黎笋带上一批亲信铁杆踏上了南方之旅，继续打游击。

总之，与胡志明等人相对温和的思路不同，以黎笋为首的部分越共南方局干部十分执拗。

按照那个年代的说法，叫“革命意志极其坚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黎笋这一时期的表现为他在越共党内凝聚了巨大的人望。

尤其是协议中有关“南北越在1956年7月前实行普选”的条款泡汤后，越共党内支持在南方推行武装斗争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话说按照当时各方的约定，南北越本来是要进行统一普选的，结果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一番摸排测算发现，如果在全越推行选举，胡志明将以80%的绝对优势击败吴廷琰。

美国人自然不敢冒这个险，于是费尽心机破坏协议，阻止全越选举进行。

眼看和平手段不成，越共开始“动脑筋”了。

最终，胡志明和黎笋等人想到了一个在不撕毁协议前提下突破约束的好办法。

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要求，北越正规军是不能直接越过17°线进入南越的，于是北越便扶持了一个“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这个组织名义上是南越的反对派，实际背后是越共南方局在领导——借壳上市。

为了遮人耳目，北越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民间人士阮友寿作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

那么如何向这个空壳组织输送人力物力呢？

胡志明小道。

胡志明小道最危险的南方段由越共南方局重要将领阮志清创建，阮志清是越南人民军中第二个大将，排位仅次于武元甲。

在北方大本营源源不断的人员物资支援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越共南方局）声势日隆。

六十年代末，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还曾宣布建国，官方名称叫“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

更为有趣的是，当时还有二十多个国家承认了该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所以越南的统一其实是分了“两步走”：

第一步是越南共和国（南越）被推翻，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成为越南南方的唯一代表（1975年）。

第二步才是南北越统一（1976年）。

值得一提的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到今天仍然存在，这个组织是越南祖国阵线的一部分，也就是越南的政协。

众所周知，日后中越两国在黎笋任上反目成仇，但在当时看来，黎笋南方局一派的革命思想其实是更贴合中国思路的——革命到底+农村包围城市。

黎笋之后，阮文灵和阮志清也都先后担任过南方局第一书记。

其中，人民军大将阮志清身上虽然有“南派”标签，但对于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十分推崇。

在与武元甲的争论中，他认为靠奠边府那种大规模歼灭战硬碰硬是行不通的，而应该走“持久战”路线，长期对敌人进行消耗。

大家都知道，武元甲和范文同这“一文一武”属于胡志明一派；所以在阮志清和武元甲的战争思想争论中，胡志明站了武元甲。

但我们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阮志清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北越初期（1957年）胡志明访问东德，与东德少先队员在一起

言归正传。

之所以胡志明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稳固住局面，除了来自莫斯科、北京的强烈支持和本人巨大的威望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越共南北两派的互相牵制。

除了以黎笋为代表的南方局势力外，越共内部还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以长征为首的北派。

在五六十年代越共“四驾马车”中，政府总理范文同是胡志明的跟班，排名第四，其他两位便是长征和黎笋。

长征原名邓春区，因对二万五千里长征仰慕备至而改名为长征，是越共内部坚定的“亲华派”。

他和黎笋同岁，不过比黎笋出道更早，在以河内为中心的越南北部干部群众中威信很高。

因为长征一派的牵制，使得胡志明能够平衡黎笋的力量，小心翼翼的驾驶这艘“左右颠簸”的大船。

不过很遗憾，原本资历地位高于黎笋的长征并没能够接胡志明的班。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胡志明与中国军事顾问团在北越根据地。左起：范文同、长征、阮志清、胡志明、陈赓、黎文良、罗贵波。

五十年代黎笋重回南方搞白区工作期间，胡志明和长征等留在北方的领导人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新政权的巩固中。

正如北方的老大哥一样，他们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分田地。

1951年越共召开“二大”时，“四驾马车”分别为：

胡志明（越共中央主席）
长征（越共中央第一书记）
黎笋（南方局第一书记）
范文同（越南政府总理）

从1953年开始，时任越共二把手长征有了一份重要兼职——越南土改委员会主任。

越南的土改深受苏联和中国的影响，许多经验都是中苏两国传授的，其过程中对待地主富农的严厉程度甚至超过了中苏两国，很多地主会在批斗会上被当场枪决。

一位叫阮氏南的地主夫人原先曾是越北妇女爱国人士的代表，革命年代庇护过长征、范文同、武元甲等越共领导人，但即使是这样的背景，也无法躲过这段“暴风骤雨”。

按照1956年越共十中全会的官方数据，在之前几年里仅“被错划成地主的”就有十二万人之多。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刚刚接收整个越南北部的越共还没来得及南下争锋，家里先起了暴动。

1956年，长征因激进的“左倾”政策被黎笋等人赶下台，出任越南副总理兼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的闲差。

说来真是滑稽，谁又会想到，三十年后坚持改革开放的人竟是三十年前的“左倾”代表。

经此风波，待到1960年越共开“三大”时，胡志明的位置没有变，长征和黎笋的排位互调了一下：

胡志明（越共中央主席）
黎笋（越共中央第一书记）
长征（越南国会主席）
范文同（越南政府总理）

黎笋成为毫无争议的强势二把手。

越南农民控诉大会。上方悬挂着中苏越三国领导人的画像，苏联当时正处在混沌期，画像为马林科夫。

为什么六十年代黎笋的势力愈发强大呢？

那自然是因为这一时期越南革命的重点放在南方。

当时越共几乎把全部家底都通过“胡志明小道”送入南方参加抗美斗争，于是负责南方局工作的黎笋自然在党内腰板硬气。

1969年胡志明去世后，“四驾马车”中剩下的三位——黎笋、范文同和长征组成“三人治国小组”。

又经过六年苦战，越南终于在1975年实现南北统一。

凭借着盖世奇功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南方抗美斗士”形象，黎笋在1976年的越共四大上毫无悬念地成为新掌门。

1975年秋，志得意满的黎笋筹划着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

黎笋此访目的有很多个：既要向中国要援助，又要试探中国对西沙南沙的态度，还有在中苏之间“择良木而栖”的考量。

过程不多谈了，总之是黎笋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去。

离开北京，越南访问团一行又去了莫斯科。

在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给了黎笋想要的一切——越南被拉入苏联主导的“经互会”，和苏联签订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互助条约》。

就这样，越南与曾经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分道扬镳。

从1969年胡志明逝世算起，黎笋一共执掌越南大权十七年，其中包含南北越统一的最初十年，即1976~1986.

这十年间的越南与柬埔寨干了一仗，与中国干了一仗。

穷兵黩武的黎笋政府把军费开支提高到了国家财政支出的50%到60%，该标准超过了二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仅次于灭亡前的德国和日本。

一番折腾下来，越南境内百业凋零，民穷财尽。

后来长征、阮文灵等人曾感慨称：统一之后的十年宛如一场灾难。

1986年7月，随着黎笋去世，已被迫辞去越共第一书记整整三十年的长征重新出任越共一把手。

上任不久，长征在前西贡（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文灵的陪同下启程南下，详细视察了这座资本主义特征突出的越南大都市。

对比破旧不堪的河内，尽管过去十年间西贡被黎笋当局折腾得够呛，但其繁华程度仍震撼了长征。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面对国内如此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在河内召开。

79岁高龄的长征代表越共公开向民众道歉，承认以前领导决策层存在重大失误，下“罪己诏”。

之后他与范文同、黎德寿等元老一起引退，推举此前被黎笋打倒的阮文灵出任新的越共领导人。

位于胡志明市的“阮文灵大道”

越共“六大”是越南革新开放的起点，至此，黎笋时代彻底翻篇，越南内政外交等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缓缓拉开序幕。

越南的“黎笋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