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行星：人类时代的地球》，[美]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深译，贵州人民出版社丨汉唐阳光，2024年5月版，78.00元
入夏以来，南粤持续高温与雷雨天气，大江南北则或涝或旱；北方先是高温干旱，随后暴雨成灾；南方连续暴雨之后是高温酷暑。气象异常是人们关注的“近忧”，而地球气候的长期变化趋向则是一种“远虑”。厄尔尼诺现象（El Nino）与拉尼娜现象（La Nina）是气候变化的强信号，但是气候变化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时人们更为关注的是气候异常对人类生活带来的严重影响。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料，因中部至东部热带太平洋地区气候变暖造成的2015-2016年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到六千多万人，特别是在东部和南部非洲、非洲之角、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亚太地区，导致严重干旱和相关的粮食无保障、疾病暴发、营养不良、热应激和呼吸道疾病流行等状况。
可以说，近来人们对气象异常的关注都聚焦到一个“变”字上。古气候学的奠基人布罗克（Wallace Smith Broecker，1931-2019）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观点是：气候变化不是平缓发生的，而总是一下子就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引自田家康《气候文明史》，范春飚译，东方出版社， 2012年，194页）。用繁体字译本的说法就是“一口气翻盘”。这种“翻盘”何时会发生、以多大的规模发生，都是无法预测的，因此布罗克早就说过“我无法像大多数人一样保持乐观”（同上，196页）。但是无论如何，日本气候学家田家康认为，“唯一可以断定的是，稳定的气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气候变动比现在更为剧烈的时代必然到来”（同上）。
在气候学之外，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当然更关注气候变化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二十世纪著名的古代史家芬利（Moses Finley，1912-1986）晚年重要著作《古代世界的政治》（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1983；晏绍祥、黄洋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的研究主题是古典时代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与罗马共和政体，反驳了现代人对于雅典民主的不实之词。令芬利感慨的是，“严肃的政治从希腊城邦和罗马消失的日子终于来临……”（146页）作为历史学家，他力图解答“它为什么会发生？是如何发生的？”（147页）借用气候学家田家康关于气候的剧变时代与导火索的论述来比拟的话，芬利的古代政治研究对思考现代政治之“变”的启发就兼有气候学和气象学的研究方法的双重意义：近观“气象”，远瞻“气候”。不过，即使是以历史研究的后见之明而分析历史之“变”与“气象”“气候”的内在关系，在宏观与微观之间把握尺度和对决定性因素的确认仍然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要在今天学科细分和论题微观化的语境中重返历史研究的宏大尺度，不但需要有勇气与识见，更需要在坚实的史料研究基础上进行。以气候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而言，虽然美国地理学家E.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1876-1947）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提出气候变化导致民族迁徙的观点，但是直到七八十年代美国气候学家休伯特·兰姆（H. H. Lamb，1913-1997）关于气候与人类历史关系的研究才得到学界的真正重视。
近日读美国著名气候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的《欲望行星：人类时代的地球》（Planet of Desire： Earth in the Time of Humans，2023），首先就想到了把气候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等这些自然科学整合到人文历史研究领域的困难历程。就如沃斯特在该书中所说的：“我们对自身认知的模糊不清可能部分缘于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中日趋分裂的专业化。我们无法看到将我们联结在一起的同一种人类自然。它是将我们所有人结合为一个物种的链接，也是结合‘历史’与‘演化’的链接。它也是一个遗失的链接，因为至今仍然有专业人士否定其存在。显然，这一观念对很多人而言太伤自尊、有失体面，而且荒诞不经。但是，如果没有对人类自然共通的信念与共有的定义，我们人类将执拗地寻找差异，形成一个个愈发敌对的阵营。我们将不仅遗忘彼此联结我们的生命性链接，也将遗忘我们在自然中的位置。”（14页）这部《欲望行星》就是这位环境史学的创始学者在荣休多年之后面对自我与学界发起新的挑战的产物——当环境史已经可以在历史学科领地中登堂入室、振臂高呼的时候，甚至在三十多年前他已经开始提出“行星史”（planetary History）概念之后，沃斯特再次以他的见识和勇气逸出原来的学术轨道。这一次他比开创环境史和提出“行星史”概念走得更远、目光更宏大、挖掘得也更深，他的目标是在巨大的、单一整体的行星地球中研究大自然与人类内在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要认识和揭示出把人类连结为同一物种以及把人类与自然连结为一个整体的那些至今仍被遗忘和被忽视的“链接”。
具体来说，沃斯特撰写的是一部以食欲和色欲为主的“欲望”如何改变了人类与行星地球的历史，“展示这些欲望最初如何通过自然选择出现，将我们与自然世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它们如何决定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生活；它们又如何解释历史的螺旋式路径。……在欲望发生演化的同时，人类始终是自然的一部分，通过我们自身的欲望与其余万物相联系。在地球上生活意味着不断地欲求。地球正是欲望的家园行星”（第1页）。这可以看作是对《欲望行星：人类时代的地球》这个书名和主题内容的简洁说明。应该说，从环境史到行星史中的欲望中心主题，这一步的跨越尺度之大令人惊讶，其颠覆性的研究视角和叙事框架也彻底刷新了以往的人类史、全球史著述。陈恒认为“这是一部涉及史前史、物质史、动物史、思想史、知识史、情感史等多学科的宏大行星史”；罗新指出“这是一部在主题、方法、论述和思想等多个方面都具有惊人深度的‘深历史’。有力地示范了历史学家应如何以重新讲述历史来向时代主流作出抗辩，从而揭示未来更多的可能性”（见封底推荐语）。这些都是中肯的评价。
但是在阅读中我们如何迎接这些“宏大”与“深度”的挑战，对我们这些一般读者来说是要做好准备的。翻一下手边的美国地理学家克拉伦斯·格拉肯（Clarence J.Glacken， 1909-1989）《罗得岛海岸的痕迹：从古代到十八世纪末西方思想中的自然与文化》（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梅小侃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和英国历史学家基思·V.托马斯（Keith Thomas）的《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1500～1800，宋丽丽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这两部与《欲望行星》性质比较相同的著作，可以发现沃斯特所论述议题的宏观尺度虽然要大得多，但仍然是建立在许多微观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关于唐纳德·沃斯特，或许我们并不陌生。过去我读过他的《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Nature’s Economy：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1977；侯文蕙译， 商务印书馆，1999年）和《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Rivers of Empire： Water， Aridity， and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West，1985；侯深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但是他那部刚出版就产生极大影响的《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草原》（Dust Bowl： 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1930s，1979；侯文蕙译，三联书店，2003年）却至今未读到。《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是一部比较系统地探讨生态学发展的科学思想史，把人与自然及经济体系的关系作为生态研究的中心议题，展开了关于生物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交锋。《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草原》揭露了作为美国西部开发模式的旱作农业所带来的环境灾难，《帝国之河》则进一步批判了西部灌溉业发展模式以及它所代表的美国西部开发理念，这两部著作都是从环境史与人类经济发展史结合的角度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征服自然、实现财富最大化的利益冲动所造成的环境灾难。应该说，这两部著作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对象都是比较明确、清晰的，其问题意识和对于美国西部政策的批判性也特别能引起关注和讨论。
现在这部写于2023年的《欲望行星》是在跨学科（尤其是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跨国、跨文化甚至在跨物种研究等方面作出全新的探索，正如两年前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座上所阐述的，“其核心是我们书写的历史不应该仅仅是关于人，还应该包括行星上的人与其一切相关生物的历史。尤其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我们需要思考如何照顾好我们仅有的星球。那么，生态学或环境科学如何能够帮助历史学家重新思考他们的研究？如果我们把生态学作为我们书写历史的新的理论基础，我们的历史将会如何呈现？”（唐纳德·沃斯特《半个世纪的思想之旅：重返〈自然的经济体系〉》讲座纪要，http：//iqh.ruc.edu.cn/zgrmdxstsyjzx）这里提出的两个问题都非常重要，也正是他在这部《欲望行星》中力图回答的问题。
沃斯特在该书开头写下的第一句话就是：“本书的主题是食欲与色欲如何改变了人类与行星地球的历史。我将展示这些欲望最初如何通过自然选择出现，将我们与自然世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它们如何决定了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生活；它们又如何解释历史的螺旋式路径。……在欲望发生演化的同时，人类始终是自然的一部分，通过我们自身的欲望与其余万物相联系。在地球上生活意味着不断地欲求。地球正是欲望的家园行星。”（第1页）这一论题已经比较明确，对此更进一步的阐述是：“我们的内在自然推动着大部分人摈弃觅食、发明农业，造成了深刻的社会与环境后果。同样的自然此后驱动我们迁往新的土地，创造新的产业与帝国，发动战争，容忍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制造污染，无论何时当我们陷入物质性极限时，驱动我们寻求创新。人类的欲望一再征服地球上某一处新的地方。但是，我们内在自然的驱动力，如同其他普通的自然力量那样，往往为我们的历史所忽略。”（同上）认识到以往历史研究的盲区以及面向未来时产生的肤浅认识与焦虑，使沃斯特产生强烈的问题意识：以过去二十万-三十万年的时间框架来看，文明诞生之前人类的欲望与生存状态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农业的发明如何改变了人类与自然间的统御关系？人类社会的国家争霸、权力兴衰与地球的物质演化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说公元1500年前后是人类与行星地球的重大转型期？生态文明的愿景将为人类历史带来何种新的可能性？
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书展现的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它将呈现，驱动我们社会体系、政治、文化与技术发生变化的力量是性、气候、能源、生态关系，以及地球系统。这种新观点将立足于海洋学、地质学、物理、生物、微生物学、物种史、生态系统、栖息地，也立足于我们自身为直觉、欲望与冲动所统御的内在自然。所有这些相结合，构成了我所称的行星史。如果我们真的希望理解历史，或者哪怕仅仅试图理解我们自身的历史，我们需要从那些在我们脚下、我们头顶、我们体内发生的变化开始。地球上的万事万物都在演化。在最广阔的意义上，我们称之为历史的正是这样的演化”（45页）。
这是一种最广阔意义上的历史演化观，令人想起歌德《浮士德》中的主人公说过的一句话：“去了解有哪些力量 / 使这个世界变为一个整体。”在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看来，这句话表明了一种伟大而古老的宇宙论梦想。沃斯特心目中的行星史也是属于一种整体性的宇宙论，他时而会谈到地球行星在宇宙中的起源与未来。关于整体性，沃斯特曾经在讲座中谈到生态学的底层逻辑是“众生合一”（The many become one），成千上亿的物种或有机体合为一体，而人类与其他物种一样也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前引唐纳德·沃斯特《半个世纪的思想之旅：重返〈自然的经济体系〉》讲座纪要）。这是一种建立在生态学基础上的整体论。他反复强调一方面我们是一个共同的物种，分享着共同的自然与一个共同的行星，人类的演化始终与自然的演化紧密相关，因此必须思考为人类所共享的天性；另一方面又指出行星地球的确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它也是一个包含着惊人多样性的球体（第2-3页）。因此，沃斯特彻底摒弃了以往环境史著作常有的那种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也摒弃了长期以来固化的二元对立观念，在人与自然的整体观照中建构出多元辩证世界观——在以行星为一个整体体系的视野中，物质性、自然性与人类的欲望及直觉构成一种多元互动关系；面对这种多元、复杂关系，人类史与自然史、行星史的研究无疑应该融为一体。
如此宏观的、富有思辨性的历史探索无疑是极为困难的。从该书各章的论述主题来看，比较核心的历史叙事论题主要有五个：一，从人类起源到大约在十万年前早期人类走出非洲、前往亚欧大陆的历程；二，大约在一万多年前首先出现在中东地区的农业，人类逐渐成为地区上的统御物种；三，国家及帝国的出现、权力的兴衰变化与地球自然资源变化的紧张关系；四，以公元1500年前后的大航海为标志的“第二地球的发现”所带来了重大转向与人类历史的非凡成就；五，首先发生在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第二地球的发现的内在连续。另外在历史叙事主题之外还有关于达尔文演化论思想、人体排泄物与农业生产及环境资源关系、生态文明愿景和人类性欲与生育控制等几个专题性论述。应该承认，该书无论在研究框架、史料选择和叙事方式等方面都难以建构起一部完整的、与作者的目标相匹配的行星史，中译本译者也预见该书会引起争议和批评。沃斯特对此当然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可以独立完成一部行星史的研究与写作，因此需要的是分工与合作（32页）。
对于我来说，在阅读中感受很深的是沃斯特挑战自己和学界主流的勇气，以及从青年时代一直坚持下来的独立、自由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性勇气。沃斯特在青年时代就深受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这句名言的影响：“愚蠢的智识一贯性是肤浅思想的小怪。”他说历史学者不应被任何一种既定的、传统的世界观所束缚，不能让自己始终行走于同一条旧路上；特别重要的是，不应为了确保自己仍然是主流阐释中的一部分而放弃自由探索的精神（第4页）。最后这一句的涵义，不知道是否会使某些功成名就、意满志得的学者有所触动。
从西方思想影响的角度来看，沃斯特深受达尔文演化论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的影响。沃斯特一再明确指出，达尔文的演化论是关于人类与自然的、地球行星的历史探索的理论起点和基础，第二章就是专门论述达尔文理论与行星历史的重构之间最为密切的关系（53-54页）。虽然达尔文进化论早已为近代科学所公认，但是沃斯特指出大部分历史学者与人文学者仍然没有在研究中以一种充分整合的演化视角来研究人类，原因就在于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例外论（52页）。对于沃斯特的行星史与欲望理论来说，达尔文演化论思想既是伟大的先驱，同时也是需要继续修正和发展的。关于波兰尼，沃斯特承认在很长时间中深受他出版于1944年的重要著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影响，其主题是从传统农业生活向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二次大转型，“他的讨论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理解大规模变化的问题，对此我们应当心怀感激”（19页）。但是，无论是达尔文还是波兰尼，都还没有把人类的性欲作为历史的重要驱动力量来研究。沃斯特指出“这是我们所有欲望中最强烈也是最受质疑的欲望，但是在行星史中，它不应成为遭到鞭笞的反面角色”（18页）。他认为从地球史来看，通过性伴侣而进行繁殖的行为大约出现在二十亿年前，极大地增进了生命的繁殖力与创造力；从人类历史的发明农业和工业革命这两次大转型来看，背后存在共同的原动力，即人类欲望，特别是性欲与对子孙的欲望（19页）。从人类历史研究来说，“对大部分人类而言，我们的性驱动力是我们内在自然中的统御性动力，是家庭生活、社会与经济制度，以及地球生态的根基”（41页）。回到今天的现实，对食、色、繁殖的饥渴是今天地球上有八十亿人口的原因，欲望带来不断增大的人口密度，后者正是文明得以出现、维持的根本物质要求。但是沃斯特也敏感地看到了目前的一种生育率降低的趋势：“未来，可能越来越多人将独自生活，认为生育宝宝不光不令人愉悦，还是一种困扰。”（353页）如果他知道今年美国喜剧演员Hope Woodard在网上提出“boysober”的口号，大意是在某段时间内不与异性发生爱欲行为，或许可能会对性欲作为人类内驱力的坚固性有新的思考。所谓的“boysober”不是简单的戒性行为，而是有其深度：逃离无谓的，甚至是有害的性交往关系，恢复自主和有尊严的独立生活。性爱衰退是全球性现象，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根源。但是沃斯特应该不会因此而对人类繁殖的未来感到悲观，“可以确定的是，前路将有许多震荡与调整，其中一些将带来威胁，还有一些将带来解脱，但是它们都不会积聚而成过去的简单线性延伸”（同上）。或许可以说，“boysober”应该不会成为未来的“欲望行星”历史研究中的转型性议题。
最后还是回到前面谈到的在历史叙事中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尺度把握问题。在第八章“好粪土”中作者使用了许多材料和研究成果来论述人类粪便在农业生产与环境变化中产生的作用与问题，尤其是关于中国农业从粪肥到化肥的转变有不少微观而精准的论述。他还由此而谈道：“除了农村人口流失，个人情感上的隐形代价和社会不平衡加速，还有一系列环境灾难接踵而至。其中最主要的是日益严重的中国水体富营养化。化学肥料渗入湖泊和河流，导致赤潮，耗尽了水中的溶解氧，杀死了曾经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沿着海岸线，化肥工厂正在每条河流的入海口制造‘死亡地带’。在新近开始流行的厌氧条件下，水域内几乎没有任何生物生存，这不仅对海洋生物是致命的，也波及附近以海为生的渔民。”（299页）在论述古罗马的国家权力兴衰与农业管理方式的时候，沃斯特指出：“罗马的掌权者甚至尝试通过将农民圈禁在其土地上，迫使他们回去继续耕耘种植。但是这些举措适得其反，收效甚微，反而激起更多民怨。将自己的人民变成奴隶很难赢得政治支持，何况它也无法逆转下跌的收成。一旦这样的政策开始实施，它便注定是无望的……在欧洲人终于意识到将农民变为农奴的统治并不能创造优良的士地管理者之前，已经过去了很多代人。”（174页）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到，在沃斯特心目中宏观与微观的把握并非仅仅是一种叙事视野与焦点的比例问题，同时也是在“以大观小”与“以小见大”之间依据其批判性意义上的重要性作出的取舍。
在一种恶劣的、变幻难测的异常天气中，阅读这样一部欲望行星史著作似乎有点奢侈。但是假如读完之后我们发现“欲望潜伏于我们的大脑与肌肉、我们的感官与情感当中，使我们成为演化史的完全参与者”（361页），或许会产生一种隐约而微妙的感觉——历史的参与感和见证感。沃斯特在全书的最后一句话说：“变化无常，世事难料”（374页），谁说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