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记者陈倩

摄影记者刘中灿

今天

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邓小平同志

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在他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

与湖北有着多次不解之缘

1958年12月，邓小平视察武钢建设工地

他在这里改名为邓小平

在这里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

1992年

书写春天的故事

他第一站就驻足武汉

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

……

他与湖北七次结缘

在20世纪中国发展的几个关键时刻

荆楚大地都出现过这位伟人的身影

1980年，邓小平在陈丕显陪同下，再次视察武钢。图源：湖北日报

改名“小平”

八七会议记录手稿由他完成

2024年8月21日，武汉市鄱阳街139号，极目新闻记者看到，不断有市民走进一栋黄色的三层西式建筑参观。

1927年8月7日，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党和革命事业出现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也就是今天的鄱阳街139号召开紧急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而邓小平，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记载，1927年7月初，邓小平辗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随即到中央军委报到。在这里，他见到了在法国分别的周恩来和聂荣臻。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聂荣臻在中央军委工作。经中央军委介绍，邓小平被安排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秘书。

刚到武汉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便面对一场严峻的考验。他随党中央机关一会儿从汉口搬到武昌，一会儿又从武昌搬回汉口，顽强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需要，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希贤”改为“小平”。

八七会议前后，作为主要的会务工作人员，邓小平是最早到会场的，又是最晚走的。

表现八七会议会场的油画

8月3日夜，邓小平被交通员悄悄地带到会场——汉口俄租界三教街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这里原是苏联援华农民问题顾问洛卓莫夫的家。二十多天前，洛卓莫夫被汪精卫驱逐回国。这栋公寓楼地处俄、英、法三个租界的结合处，前临僻静街道，后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连，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较易撤离。

8月的武汉，酷热异常。为了保密，房子的门窗整天关着，不透一点风，室内闷得像蒸笼。邓小平和陆续到达的与会者都挤在里面，焦灼地等待着会议的召开。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便倒杯开水吃点干粮。

邓小平最重要的工作，是担任会议记录员。现在得以保存下来的八七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记录，都出自他之手。

邓小平书写的八七会议记录稿

在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的二楼，还能看到邓小平为纪念馆题写馆名，和带家人参观纪念馆的照片。

邓小平为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题写馆名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讲解员李丹介绍，邓小平唯一一次参观纪念馆，是在他参加会议53年后的1980年。当年5月，邓小平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7月，他和家人一起参观了纪念馆。由于年代久远，当年的亲历者很多已不在世，邓小平等人的回忆，对确定会议的位置、还原会议会址布置等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带家人参观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

对记录手稿是否由他书写，邓小平的回答很实事求是：“时间隔得太久，记不清楚了。”后来是经过中央档案馆工作人员的研究、比对，以及其他当事人的回忆，确定了邓小平就是会议的记录人。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至今仍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八七会议会场复原布置

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一级主任科员吴翔说，八七会议是在大革命向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第一次到湖北的邓小平，为组织这次会议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题写的八七会议会址

在敌人心脏插进钢刀

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7年8月，当邓小平第二次来到湖北的时候，历史又处在一个重要转折关头。根据中央的重大决策，邓小平和刘伯承受命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南渡黄河，实施中央突破，经略中原。陈（赓）谢（富治）太岳兵团和陈（毅）粟（裕）华东野战军主力则为左右两军随后跟进，实施两翼牵制。刘邓所部十二万大军一夜之间突破号称“东方马其诺”的黄河防线，随即实施无后方千里跃进，于8月27日抵达大别山区，开始与数倍于己之敌逐鹿中原。

1945年8月，邓小平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

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后，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即发出《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于是，部队一面实施战略展开，一面广泛发动群众。

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和艰苦工作，刘邓大军开辟了鄂豫、皖西两个解放区，建立了8个地委、33个县的民主政权，组建了3万地方武装，创建了以大别山为中心、方圆数百公里的根据地。至此，战略展开胜利完成，共产党在大别山站住了脚跟。

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俯瞰中原，直接威胁蒋家王朝心脏。蒋介石决意要与共产党决战中原，立即调集33个旅的兵力全面围攻大别山。为粉碎敌军围攻，刘邓首长决定将野战军司令部分成前后两个指挥所，邓小平主动要求率“前指”在大别山内线指挥作战，刘伯承率“后指”转入外线，指挥更大规模的战略展开。邓小平带着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将主力部队化整为零，采取“敌向外、我向外，敌向内、我亦向外”的方针，将敌人牵到外线，以小部牵敌大部，以大部寻机歼敌小部，与敌人转起圈子。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斗争，留在大别山的部队共歼敌1.1万人，收复10余座县城，沉重地打击了围攻大别山的敌人。在指挥反围攻的同时，邓小平还用很大精力纠正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中的失误，创造了新区建设新的成功经验。当他以中原局书记名义将情况报告中央以后，毛泽东迅速将报告转发各地，盛赞“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要求“各地各军采纳应用”。在这次更大规模的战略展开中，刘邓大军又相继开辟了桐柏、江汉两个解放区。

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右）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左）图源：新华社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经四个月内外配合积极作战，共歼敌19.5万人，解放县城近百座，创建了横跨长江、淮河、汉水的新的中原解放区，把南线敌军总兵力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调动和吸引到中原战场，取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一胜利。他说：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

吴翔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插入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心脏地带，建立起以大别山为中心，方圆数百公里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这也是邓小平又一次在湖北推动的历史重大转折，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作出了重要贡献。

考察三峡和武钢

提出“要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曾经多次来到湖北，其中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80年7月。一年半以前，在邓小平领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最伟大的历史转折。半年前，邓小平又提出80年代中国应做的三件大事，其核心就是加紧经济建设。

根据湖北省党史办的资料记录，邓小平这次视察湖北的第一站是长江三峡。三峡水利工程对于现代化建设举足轻重，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邓小平听了各方面意见，没有表态，他要实地看看再说。

7月11日，邓小平在视察四川以后，乘船顺江而下，考察长江三峡。

他问陪同考察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水利专家魏廷琤：“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修建三峡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影响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的产量，还有鱼也少了。你有什么看法？”

魏廷琤回答：“三峡水库较原来河道水面仅增加一千平方公里，分布在全长七百公里的川江两岸，和中游平均河宽大致相近，对气候不会有明显改变。第二，水库水温呈垂直分布，长江流量大，可以调节，对下游农业生产不致产生不利影响。第三，丹江口水库修建后，汉江的鱼产量并没有减少。只是天然饵料浮游生物略有变化，下游繁殖期略有推迟，但影响并不大。”

邓小平沉思了一会说：“长江中下游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一定要注意保护好环境。”

随后，魏廷琤又向邓小平汇报了三峡工程的研究经过、工程规划、施工设计、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

就在这次考察结束后，刚抵达武汉，住进东湖宾馆，邓小平就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门研究三峡问题。他再次听取了三峡工程问题的汇报。他认为：三峡工程对长江的航运影响并不大，但对防洪所起的作用却很大，发电效益也很大。最后，邓小平发表了结论性意见：“轻易否定搞三峡工程不好。”

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此后，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正式上马。

吴翔说，这次湖北之行，邓小平还考察了武钢、二汽等重要企业，提出了“要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但光跟在别人后边不行，要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等重要论断。他对三峡的考察，也对三峡工程的上马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南方视察首站

武昌火车站站台上的讲话

为改革开放指明方向

“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春天的故事》中所唱的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第一站就是湖北武汉。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考察南方，在武昌站与湖北省领导交谈。图源：湖北日报

1992年1月，又是一次关键时刻，88岁的邓小平最后一次来到湖北。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全方位的改革，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我们最终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这就需要一个总体的设想、一幅比较完善的蓝图。历史的任务又提出来了，时代又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

1992年1月18日10点20分，一声汽笛长鸣，邓小平乘坐的专列缓缓驶进武昌火车站。

邓小平在陪同人员的搀扶下，缓缓走下火车。等候在站台上的几位省委领导关广富、郭树言、钱运录立即快步向前迎接，热情握手问候。邓小平一边与大家握手，一边告诉大家：他只在车站作短暂的停留，连休息室也不必进了。

邓小平一边漫步站台，一边与省委领导同志谈笑风生。当他们信步走到一个副食商亭时，钱运录建议老人进商亭稍事休息。邓小平走进商亭，坐在一把陈旧的折叠椅上，听取关广富的工作汇报。

就是在这个简陋的商亭里，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发表了一些出人意料的讲话。钱运录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盒，在撕开的烟盒上飞快地记起来。一个烟盒记满了，老人的讲话仍在继续。钱运录焦急地环顾四周，突然发现商亭里有一个空着的大烟盒。他如获至宝，一把抓过撕开，在上面继续飞快地写着：“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快就不要慢”；“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在这次重要谈话中，邓小平继续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说：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党。

邓小平停顿了一下，深切地说：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半个小时过去了，邓小平缓缓站起身来，与大家道别。邓小平满面春风：“等你们更发展了，我一定会再来的！”

吴翔说，“南方谈话”的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事业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重要关头，邓小平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和“三个有利于”等重要论断，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七次足迹

1927年第一次到鄂

在汉改名邓小平

1927年6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共中央在汉筹备一次紧急会议。

23岁的邓希贤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到湖北。为了工作需要，他在汉改名邓小平，和有关人员一起选中汉口的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为会议地点，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会址。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两位历史巨人——毛泽东、邓小平也第一次相会、相知。

1947年第二次到鄂

率军挺进大别山

1947年8月，邓小平第二次到湖北，历史又处在一个重要转折关头。

解放战争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决策。刘伯承、邓小平坚决贯彻中央决策，率领10万大军挺进大别山，实现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

1958年第三次到鄂

召开两个会议

1958年11月，建国后邓小平第一次来到武汉，协助毛泽东在汉召开中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此时，毛泽东已觉察到大跃进中泛滥起来的“左”倾错误，决定开会纠正。

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会前和会议期间做了大量工作，为开好会议付出了辛勤努力，为纠正失误，调整政策，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

1973年第四次到鄂

从江西返京后视察武钢

邓小平于1973年2月20日从江西回到北京，其外出考察的第一个钢铁企业便是武钢。邓小平虽已年近古稀，但步履轻快地登上炼钢厂的炉台。

视察回京后，邓小平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开始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1974年第五次到鄂

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

1974年9月5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接见外宾。正是在武汉，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4年底，毛泽东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1975年1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980年第六次到鄂

重点关注经济建设

1980年7月，邓小平在湖北停留了12天。视察了武钢、二汽、葛洲坝建设工地等，重访了八七会议会址。

视察二汽时，邓小平提出要求：不要来很多人接，最多来3个，最好有个年轻的。不许开一大群车，一辆面包车就行了。不要照相。吃饭只安排四菜一汤。

邓小平考察三峡、葛洲坝工程建设后，在武汉召开的三峡工程建设讨论会上说“轻易否定三峡工程不好。”这一表态，加快了三峡工程的论证进程。

1992年第七次到鄂

南方视察首站驻足武昌

1992年1月18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最后一次来到湖北。在武昌火车站，他谆谆告诫在场的省委、省政府领导：“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并提出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论断。

来源：极目新闻（记者：陈倩摄影记者：刘中灿）

邓小平与湖北七次“相逢”，留下改变历史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