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西南联大沉思录》，
张曼菱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回望：西南联大沉思录》为西南联大研究学者、作家张曼菱女士推出的重磅新作。张曼菱自1998年以来历时廿年采访了西南联大师生及相关人物二百多位，形成了蔚为大观、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视频和文字资料。由这些珍贵资料制作的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曾在央视播出，并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本书从人物、话题、纪念、一所战时大学的“形”与“神”四个专题入手，对西南联大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如梅贻琦、闻一多、刘文典、邓稼先等进行全方位解读，对一些至今争讼纷纭的话题进行多角度阐述，并努力还原战时大学的历史现场和精神实质，对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岁月里联大师生的弦歌不辍和刚毅坚卓展开了细致挖掘和深远思考。
>>内文选读：
序：寻找“精神的框架”（节选）
陈寅恪说过：“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战争的压力，使学者们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独特历史文化更加珍视。
这个人群，为什么五千年来打不散，而形成世界上唯一的亦古亦今的庞大民族呢？
2016年秋，我在成都与马识途先生晤谈。马老是西南联大1941级外国语文学系学生，也是当年中共地下党在西南联大的支部书记。他说，闻一多曾经想办一份报纸叫《十一》，合起来就是一个“士”。闻一多想在战时的艰难环境中提醒和完善“士人”的人格品行。
“士”的称谓，从西周就有，指那些“王”以下的贵族，他们享受供养，对周王朝负有责任。到东周形成了一个阶层，通“六艺”，具有一些特殊的品质。再后来，“士”形成一系列的历史与文化。这个传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将自己看作被赋予大局使命的人。
战时闻一多舍弃舒适的书斋与藏书出京，喊出：“去吧，去认识我们的祖国！”到师生们的步行中，践行“饱以五车读，劳以万里行”之类的古训，并重新自省。
朱自清之子朱乔森说：“我父亲觉得自己的任务就是保持中国‘弦诵不绝’。弦诵不绝，就是读书这个传统不要绝。”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
重构“士”的人格框架以及相应的伦理范式，在西南联大形成了一个普遍的人文趋势。
罗庸在《鸭池十讲》（增订本，北京出版社，2016年）中也谈到“士”的价值观：“原来士之所以为士，在其能以全人格负荷文化的重任而有所作为。”
周作人附逆，学界痛惜其“失节”，称“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闻一多、罗庸他们，并非如当下很多学者那样，在抽象领域中来解析一种人格建构，而是在自己的“生存领域”中，在战火与贫困中，打造理想中“士”的人格。他们是从行动开始的。
罗庸先生在昆明郊区居住时，意外的火灾烧光了他的藏书，他面色如常，令同僚们起敬，可以联系到他在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中写的“动心忍性希前哲”。
闻一多这样的“新月派”诗人，回到了传统，相信其中可以淘滤出精神的金沙。任继愈在多年后评价：“闻一多研究《诗经》《楚辞》，功力深厚，他利用西南地区民族民俗的活化石，开辟了学术的新局面。”
图源：视觉中国
闻一多带着孩子们到小河边洗脸，坐在草地上玩耍，月明之夜在清辉投射的小院子里讲诗。他曾说过“诗化家庭”。那是将亲情与文化相沟通，是伦理关系的一种升华。
这是很多有文化素养的父亲都做过的事情，而闻一多则将它明确地宣示定义了。
不由回忆起我的父亲，他也总是挑选一些田园、思亲、怀乡的古诗带我们诵读，避开那些带有儒家说教气息的诗歌，而闻一多追究到古诗的终极价值，从屈原之高洁到《春江花月夜》的浪漫。
闻一多讲诗时不讲“李杜”，却说《春江花月夜》是“唐诗中最美的诗”，耐人寻味。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杜甫的思想格局。李白的“长安不见使人愁”，则是他江湖漂泊的牵念。显然，闻一多追溯的“士”，不是“李杜”这样的。
推崇《春江花月夜》，是从美学的角度上重新定位“士”的格局，是春天与热爱，自然之美与人间生活，而与“君主”“朝廷”无涉。
对《诗经》《楚辞》的爱好与深究，表明他要回到先秦诸子的多元化思想领域去溯源，寻找新鲜力量，以振奋抗战中的学人。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个源头。
他在讲课中屡次赞美屈原，为自己刻印章“其愚不可及”，直到“最后一次讲演”凛然面对枪口，都在昭示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士可杀，不可辱！
“究竟甚么是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呢？那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改造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此书作者林毓生是西南联大学子殷海光的学生，一位旅美学者。
西南联大的学人们正是继承了“守正出新”的文化理念，不断进行变革与创造。
作者：张曼菱
文：张曼菱编辑：周怡倩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