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西南联大访谈录》，
张曼菱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聆听：西南联大访谈录》为西南联大研究学者、作家张曼菱女士推出的重磅新作。张曼菱自1998年以来历时廿年采访了西南联大师生及相关人物二百多位，形成了蔚为大观、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视频和文字资料。由这些珍贵资料制作的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曾在央视播出，并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在此基础上，本书以西南联大这所战时大学诞生和坚守的历史路径为叙述中心，精选对联大师生及相关人物的独家访谈，如中国社会学学科奠基人费孝通，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两弹一星”功臣朱光亚、王希季，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著名哲学史家任继愈等，描绘了西南联大学人南渡、驻湘、来昆、教学与生活、学潮与从军到西南联大宣告结束的情状与历程，再现了战时大学波澜壮阔的历史与弦歌不辍的精神。这些珍贵的访谈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内文选读：
序 ：“口述”与文脉的传承（节选）
西南联大校歌里说：“绝徼移栽桢干质”。绝徼，是边远之地。
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大学“辞却了五朝宫阙”南下，弦诵“山城”，历时九年，成为那个时代的盛事，昆明亦因之成为一代学子向往之胜地。
而出生于“山城”的我，在懵懵懂懂中长大，关于那时的一切，学校、老师、书本和城市都没有告诉过我更多。这片土地似乎失去记忆，重回“绝徼”之境。
但口述无处不在，人们总是抚今追昔。我的父母，他们的青春与云南的抗战高潮叠合。对于我，他们成为最早的口述者。
从童年时起，父母就总在我耳边讲述一些他们深切怀念的小故事，只言片语中透露出小城在岁月掩藏下的无限霞光。在那些触景生情的言语背后，涌动着巨大的历史能量。
母亲爱唱的一首歌是《教我如何不想她》，她的老师教的。老师说，这个“她”，也可以是“他”或“它”；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件事、一个地方。
母亲的老师是西南联大学生，东北流亡青年，到昆明市女中代课，“勤工俭学”。一讲到故乡，老师就声泪俱下，女生们也跟着哭。
很多年后，我采访李曦沐学长，他说：“西南联大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全市全省都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很多中学的老师是联大学生。”
听到这里，我心领神会。母亲讲过，“一二·一”大游行那天，市女中的女生们就紧跟在闻一多先生的后面。
父亲每遇到气愤的事情，总会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的话，闻一多先生写在门楣上，父亲亲眼所见。
从学校教育中，我知道闻一多是“革命烈士”，每年清明，学校都会组织少先队去扫墓，但我不知道他还是一个有趣的人。
父亲带着我在昆明城逛，讲着那些故事，让我对家乡有“蓬荜生辉”之感。
翠湖春水荡漾，我和小伙伴们时常去划船。多少大家和著名学子曾在这里流连。在那些早晨与黄昏，他们来来往往。
起初，昆明人看不惯北方都市男女散步时挽臂而行，曾经发生过在暗处扔小石子的事情。而昆明最豪华的南屏大戏院放映好莱坞电影，现场口译粗劣，也招致南下的知识阶层观众的嘘声和嘲笑。
一切又像昆明的天气，雨过总会天晴。昆明的青年学会了手挽手到翠湖去谈恋爱，而南屏大戏院请吴宓教授做文字翻译，诗意的文本立刻传遍大后方影院。
三校学人与质朴边民相处如鱼得水，构成了那段无可取代、异彩纷呈的历史。那所影响了父母青春乃至一生的大学，它存在于昆明，不是一个幻影。
繁华的武成路，一条街都是上下门板的店铺。有时老板和店员会提早上门板，他们要去听大学教授的演讲。很多著名教授经常对昆明市民演讲。在云南大学和昆师礼堂，父亲听过潘光旦的优生学、梁思成的建筑学，还有刘文典讲的《红楼梦》。
翠湖畔几条小巷，凤翥街、珠玑巷、文林街，住的多是平头百姓。那里面曾经布满小茶馆，供联大学生读书。
父亲说：“这里也可以称作‘集贤馆’了，这些街巷的美名不是白来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昆明这些地方是可以“入史”的。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 年）记载，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郑天挺时常要去富滇银行办理钱款事宜。我不禁想到，父亲对这位联大负责人一定面熟——父亲曾以银行学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进入富滇银行。
图源：视觉中国
一个家庭，应该有些家传之物。飞虎队撤离时，父亲买下一些物资，军用水壶、望远镜等，以兹纪念。
大衣柜里珍藏着一本纸质发黄的《荣哀录》。封面是火炬和拳头，有两行竖排的字：“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幼小的我记住了“亚里士多德”这个名字。
在父母的相册里有“一二·一”游行的一组照片，很小的那种，135 相机拍的。
父亲对我说：“在游行队伍中，凡是扛大旗的，走在前面带头呼口号的，都是地下党。发生冲突时，救女生的，掩护大家撤离的，也是地下党。”
那些日子，每到夜里，就会听见警车的尖哨。哨声一停，就停车抓人。第二天就会听说，某个熟人朋友被抓了。即便是那样，斗争也没有停止。
“一二·一”惨案后，母亲和几个女生应地下党的安排，涂脂抹粉，穿上艳丽的旗袍，装扮成“不正经”女人，拎着手袋在夜间散发传单。
我家在翠湖边一幢法式洋楼里，时常掩护朋友。母亲的闺蜜王孃孃先在我家隐蔽，然后跑到“山那边”去了。
很多父母对往事缄口不言，使子女对那些历史浑浑噩噩。而我父母把一生最珍贵的经历告诉了我，这是最深的感情与传承。
后来我考进了北大，隔壁是清华，假期回去，父亲总要问起，某位教授状况如何？是否见到并亲聆指教？我心里觉得父母“执拗”，大学里的名师岂是随便可以见到的？
诚然，当年他们的印象就是这样。他们有理由认为，我进入的就是他们当年的那座校园。
大学二年级时，我熟悉的邻居韩天石忽然从云南调入北大任书记。童年印象中谦和的韩伯伯，曾参与组织“一二·九”运动。我们在北大校园共度了风云跌宕的80年代。那些逝去的校园历史似乎又重新回来，叠加在一起，深沉厚重，终于迸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强大呼唤。个人的蹇困似乎被忘却了，我们都沉浸在宏伟的蓝图中。
80年代的北大，给我一种力量与智慧的滋养。
1986年访美，我考察好莱坞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电影学院，归国后去海南，投入影视实践。
1998年秋，我毅然回乡，策划启动西南联大纪录片项目。
在勺园会议厅，季羡林的“米寿”庆典上，北大校友会副会长郝斌将我引荐给时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副会长的沈克琦先生。在场的老领导张学书、王学珍都记得我这个调皮的学生，他们说：“你不是已经有过《青春祭》了吗？”言下之意：你可以的。
那个冬天异常寒冷，风像冰一样渗透了勺园的墙壁。我开着电视，裹着棉被，看北大学生在天安门欢庆澳门回归，《七子之歌》的稚嫩童声穿越神州大地，唤醒久远的历史。
在我房间的桌上，摊着散乱的名单、资料和文件。我将寻觅与聆听历史的主人公们，那些壮丽史诗的书写者们将在我的摄像机前一一登场。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当时设在北大内，是一个负有历史责任的严肃群体。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坚持办《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积攒了众多校友的回忆。这种内部出版物上的文字非常朴实，由于处在共历者的人群中，它几乎不可能失真。
校友会提供的名单，让我极大地节省了精力和时间，以最快的速度抵达了一个个标杆性的人物。我先后与四位会长合作。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在这段历史中扮演过不凡的角色。他们的人品业绩，为一众校友所认可。
作者：张曼菱
文：张曼菱编辑：周怡倩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