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斯科特（1936.12.2-2024.7.19）
当一位社会科学家站在我们面前，我们想象得到他的模样吗？在我们的脑海中，他是否神采奕奕、口若悬河，有一套判定我们观点是非对错的标准？他是否西装领带、举止优雅，有一堆我们做梦也没遇见过的名词概念？如果曾作此想，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 1936-2024）就一定会令你感到惊喜和意外。1967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斯科特开始在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任教。将近十年后的1976年，他重回母校耶鲁大学的政治科学系，并与妻子定居在康涅狄格州达勒姆的一个小农场。不久之后，他们买下了附近的一个更大的农场，开始饲养绵羊获取羊毛。生活之外，斯科特在学术上也与“标准”的社会科学家渐行渐远，他喜好的并非数据与模型，而是田野。在获得终身教职后，他将大量时间都投入到在东南亚诸多国家与地区的田野工作之中。撰写民族志并在此基础上提炼理论，成为他的典型工作模式。
这种广泛研究历史、诗歌、民间文化以及农民文化所有其他方面的做法，自然不同于仅仅围绕政治学文献展开的分析。对此，斯科特自己的看法是，“如果你只阅读以政治学为中心的资料，你很可能反过来再生产一种平庸的政治学”，“所以，在你开始写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之前，尽可能广撒网”，“看看在社会科学之外，是不是还有什么有益的洞见”（James Scott, Intellectual Diary of an Iconoclast,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7 [2024], p. 6）。在这个意义上，斯科特仿佛是都市中走走停停的漫游者，他并不企图规划清楚这个城市的每一片区域和每一条街道，而是在这座城市迷宫般的道路中，兴之所至地交错游走，基于自身的感悟向我们讲解他眼中与脚下的这座城市。他仿佛是一个编织故事的艺匠，在一再分岔的街道上，一边行走一边浏览着沿途的景观，并从自己特别亲近且深具文化历史意涵的概念出发，描绘由此观看到的风景。没错，他是齐格蒙特·鲍曼笔下的阐释者而非立法者，致力于不同社会、秩序与传统之间的沟通，以及它们各自合理性的阐发。
走向国家
斯科特指给我们看的第一处风景便是“国家的兴起”。这是他念兹在兹的一个话题，相关著作《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年）脱胎于他有关农业与耕地课程十年积累的讲稿。在这部挑战政治哲学与社会思想经典命题的重磅作品中，斯科特认为人口发展和经济作物种植奠定了国家兴起的经济基础。社会和国家的出现离不开处于游荡状态的人们定居下来，人口高密度的定居又需要有大量的粮食作物作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适宜居住和耕种的平原地带，以及方便集中作业、税收评估、征收转运、地基勘察以及储存配给的谷物，就成为了人们的首选。人们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早期国家，以此抵御自然灾害，实现自身的福祉。
斯科特著《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但事与愿违的是，斯科特发现大量考古证据表明，国家并没有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带来和平。国家的维系与运行需要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因此通过奴役和战争来获得人口与资源就变得必不可少。同时，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国家需要修筑大量防御工事并与之展开奴隶贸易。随着战争与贸易的展开，尚未归化的蛮族慢慢从自由状态被规训入国家。国家权力染指的范围越来越大，其所具有的吸附力也越来越强。此时，一个悖论也随之而浮现：人类只是为了生存而在聚居生活中不期而至地发展出国家，可是国家却通过种种手段将建构自己的主人变成了自己的臣民。国家就不再位于自由的一边，而是站在了它的对立面。
斯科特对国家可能妨碍自由的这一面一直非常警醒。他对不受国家规训的地区以及自由流动的人类一直心有戚戚。在《作茧自缚》中，他将这样的人类称为“蛮族”，并以“流金岁月”来描述其生活。在其他著作中，他将这样人类生活的地区喻为不受限于民族国家的边界，人们可以暂时逃离国家权力掌控的避难所。可能正因如此，斯科特一直被贴上“无政府主义”的标签。但这并不符合斯科特对自己立场的描述。他说道，“我不像很多无政府主义者那样认为国家无处不在且永远是自由的敌人”（[美]詹姆斯·斯科特：《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袁子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7页）。相反，政治科学家出身的斯科特非常肯定国家在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平等方面取得的进步。
斯科特的立场其实相当温和。他只是希望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政治、冲突、争论以及持续不断的不确定性和试错辩护。他不认同我们可以在摆脱国家的条件下良好生活这种乌托邦想法，也不认同将奴役、战争以及人身依附等问题与国家完全划等号，更不认为容许不受国家干涉的社会财富与地位的巨大不平等是一个好主意。在斯科特看来，良好生活的必要条件是互助与自由，要实现这两者就需要人与人之间相对平等。国家可能会有助于这种平等，也可能损害这种平等。作为政治制度的国家虽然有种种缺陷，但前国家状态的社会也未必一片祥和——或许真如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描述，其中的人们孤独、贫困、污秽、野蛮而又短命，各自为战却又相互攻讦。我们注定要与利维坦共存。于是，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与之共存、如何驯服这头猛兽并在此过程中被其驯服。
彼此驯顺
斯科特指给我们看的第二处风景便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依据有限的跟随斯科特游览的经历，我向来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充满洞见，但却容易引发误解，甚至隐含内在不一致的导游。从他的种种表述中，我们不难察觉他似乎围绕国家权力掌控，以及不受国家权力掌控的人民与地区设立了诸多“二分法”。譬如，国家的视角与社会的视角、国家统治的人民与自我治理的人民、谷地与山地、文明与化外、秩序与无序、整洁与混乱、官方秩序与民间秩序、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等等。乍看之下，他似乎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两个可以相互比较，甚至彼此对立的实体。但仔细倾听斯科特的讲解，我们会发现这完全不是他的想法。
在他看来，国家与社会毋宁是同一条人类群居生活延长线上的两个端点。比如，在《作茧自缚》中斯科特指出，国家就是具有君主、配置了专业化行政人员、发生了社会结构分层、建筑有宏伟的纪念碑以及城墙、能实现税收的征缴和分配的政治体。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并非封闭的实体，而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演进着。它犹如夜幕中的一道闪电，在相关条件具足时出现，在这些条件消失时不见。因此，国家就是具有较为复杂内部结构与行政组织的社会。沿着这一思路，国家与社会，或者说不同“社会域”之间的交错磨合，应当是斯科特关注的重点。他也的确在此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但他的着眼点往往是单方面的，要么是从国家“自上而下”的视角审视对社会的改造，要么是从社会“自下而上”的视角观察对国家的应对。对这种“失衡”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或许斯科特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断是基于历史资料的分析，而在具体研究中他对这两者的界定不过是一种理论模型；或许我们可以将他具有不同侧重点的作品彼此结合，形成一个比较均衡的立场；又或许斯科特笔下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更能体现出现代社会生活的实际样态。
但无论如何，斯科特有关国家与社会相互驯顺的分析足资启发。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修订版，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中，斯科特发现国家总想通过一揽子明确清晰的规则或规划改造社会，最终却又臣服于社会所具有的隐秘且无形的力量。依据斯科特的论述，“清晰性”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然而，古典国家，或者说前现代时期的国家，对自己的统治对象所知甚少。它们缺少类似图表的事物对财富、土地和产出，以及居住地和身份加以记载和厘定。同时，这个时期的国家也缺少统一的标准和度量衡来“翻译”已知的数据。这导致国家无法概括和总结自己所统治的社会，从而难以进行更精细和深入的干预。在现代社会，这一切都有所不同。国家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其干预社会的技术也今非昔比。可即便如此，为什么试图改造人类状况的社会工程还是会失败？
斯科特著《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斯科特认为主要有四方面原因。其一，国家在管理自然与社会时的简单化或清晰性倾向。这种倾向试图将复杂的自然与社会网络转换为一张秩序井然的地图。可是这种清晰明确的“地图”往往无法如实描述真实的社会活动，甚至会在国家权力的加持下重新塑造它们所描述的事实。这就使国家无法充分认识到自然与社会的复杂性。其二，一种对于科学和进步具有强烈自信的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人们倾向于认为，通过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可以理性地设计出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崇尚理性和效率，并试图改造一切不符合这一标准的人类生活方式。其三，极为强大且不容质疑的国家权力。战争、革命、危机或民族解放中的社会往往为这种权力的出现提供了土壤。在紧急状态下，权力不仅会得到高度集中，还会出现新的掌权者，他们往往会拒绝所有过去的东西，推出全新的社会规划。其四，与强大国家权力相伴的非常软弱的社会。这种社会不仅缺乏抵御国家规划的能力，而且在战争、革命和经济崩溃的影响下，还会更加愿意接受新的规划，甚至渴望社会工程的开展以及国家权力所带来的安定。这四个因素叠加，使得一项社会工程不仅具备大规模开展的理论基础与可行性，还具备实现该工程的决定权和执行力。
这里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崇尚科学与理性会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斯科特的答案是，这些社会工程所推崇的科学与理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与理性（《国家的视角》，323页）。社会工程的规划者们真正在意的并不是科学与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迷恋简单与整洁的视觉美学。他们推崇大型农场、单一作物、循规蹈矩的村庄、拖拉机耕地、集体或共同农业，坚信这是整个世界必须要走的唯一道路。可这一切并没有建立在坚实的科学依据与事实情况之上，反而像是一种狂热的宗教热情，在政府的支持下尤为如此。斯科特指出，这是一种非常中心化的国家规划理念：国家规划要在首都制作，这种规划将按照设想，将边疆地区重组为只服从单一命令的半军事化单位。每一个单位与邻近的定居点没有什么关系，只服从首都的统治中心。斯科特认为，可将此类比为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画作中的光线透视关系。透视习惯于将一切事物集中到中心，仿佛是一座灯塔，只不过光线不是向外发出，而是向内射入。这种透视使我们的眼睛成为视觉世界的中心，所有事物都汇聚于此，仿佛整个世界都是为观察者而安排（同前，324页）。
这其实是一种还原论式思维，一如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虚构的忽必烈可汗对自己疆域广阔的帝国的看法。这个帝国好像可以被还原为棋盘一样由六十四个方格有序排列成的事物。“棋盘上余下的就是黑白两色的方格子，此外什么也没有。通过把自己的胜利进行支解，使之还原为本质，忽必烈便得到了最极端的运算：帝国国库里的奇珍异宝不过是虚幻的表象，最终的胜利被化约为棋盘上的一块方格。”可是与他对弈的马可·波罗却提醒他说：“陛下，你的棋盘是由两种木头镶嵌而成的：乌木和枫木。你现在注视的方格子，是一个干旱年份里生长的树干上的一段：你看到它的纤维纹理了吗？这里是勉强可见的一个结节：早春萌生的树芽被夜间一场霜给打坏了。”（[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密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133页）这似乎意味着任何单一的现象中都蕴藏着整个无垠宇宙。理解这个世界，就需要承认甚至享受每个个体都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系统。
这同样是斯科特的观点。他指出，社会工程规划者所沉迷的简单整洁的规则或规划，根本无法建立可以正常运作的社区、城市或经济。这是因为正式制度总寄生于非正规过程之上。虽然正式制度并不承认非正规过程的存在，但是没有后者它们却无法生存（《国家的视角》，396页）。这表明正式秩序的社会工程系统，实际上只是一个它所依赖的更大系统的子系统。这个子系统需要依靠各种自己无法创造和维持的过程，而这些过程往往是非正式的、无法得到明确表述的。换言之，社会工程规划者所厘定的规则越明确，它们也就越脆弱和单薄，在遇到其所涵盖的狭小范围之外的干扰时，也就越缺少弹性（同前，450页）。此时，声势浩大的改造社会工程陷入一地鸡毛的境地，甚至沦为笑柄，也就在所难免。这其实是理性的狡计在国家历史发展中的体现：国家权力的强化需要通过对社会的掌控来实现，这种掌控以清晰性为目标，可恰恰是清晰性最终令国家为社会所掌控——试图驯顺社会的国家，最终被社会驯顺。
统治与反抗
斯科特引用过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一段非常浪漫的描写：
当历史的大海还平静的时候，乘坐在自己小艇上的统治者，将小艇挂在人民所乘的大船之上，自然会想象他的努力带动了他所乘挂的整个大船的运动。但当风暴起来，海浪翻滚，船开始晃动的时候，这种错觉就消失了。大船依靠自己的动力独立的前进，小船的钩子再也够不着前进的大船，突然，行政管理者不再是统治者和权力的来源，而成为无足轻重的、没有用的、软弱无力的人。（同前，322页）
这便是他带我们领略的第三处风景，即“统治与反抗”。从国家的视角、从自上而下的视角、从整体秩序的视角来看，官方统治与人民反抗是进步与蒙昧、理性与迷信、科学与宗教、稳定与混乱、确定性与失序之间的斗争。可是从社会的视角、从自下而上的视角、从无法简化的自然与人性的视角来看，人民的反抗是对自诩为“科学”的大规模现代主义社会工程所带来的诸多弊端的制动、消解与规避。
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巴黎的交通。斯科特发现，巴黎的出租车司机曾不满于市政府在车费方面的新规定，于是诉诸一种非常独特的抗议行动。这些司机们或有意为之、或不约而同地开始遵循所有交通规则。毫不意外，巴黎的交通因此陷入了瘫痪。这种行为也常常出现在英语世界之中。工人们有时为了抗议公司的新规定，会有意严格“照章办事”，也即放弃了自己多年来在工作岗位上总结的更有效的工作方法，转而开始遵守由工程师详细规定的低效规则（《六论自发性》，82页）。由此可见民间秩序的重要性：表面来看，人们利用正式规则的漏洞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但其实正式规则的运作恰恰依赖于人们这样的行为。当正式规则所代表的国家权力拔除了一切民间秩序时，正式规则自身也岌岌可危。
斯科特著《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
当然，斯科特并不认为一切民间秩序都应当得到保留。国家通过同一套语言、制度、法律所创造的同质性，以及国际组织通过其各种各样的章程所推行的标准化，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但斯科特不无忧虑地指出，这也是民间秩序所具有的复杂性不断消逝的过程，“结果，文化、政治和经济多样性被广泛削减，多种多样的语言、文化、物权体系、政治组织，乃至维持着这些事物的所有感受方式和生活世界，都归于单一”（同前，94页）。这又如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所提出的那个隐喻：整个世界都被一个名叫特鲁德的城市覆盖着，从这里到那里，除了飞机场名字的更迭，我们看不见丝毫变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科特试图挖掘民间秩序对于国家统治权力的反抗。他并不希冀有一方获胜，也不企图以一种秩序代替原有秩序。他有类似于福柯关注“与权力相遇的无名者的生活”的关切与视角，试图从这种反抗中探究民间秩序非理性背后的理性、混乱背后的秩序，以及无数“常人”为消解和规避国家干预的弊端、抵御简单性对复杂性的侵蚀而做出的努力。因此，他不关注那些具有鲜明旗帜、组织机构与正式领导层的运动，而是关注农民阶级隐秘展开、避免公开对抗且具有“日常”色彩的抵抗。这种行为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听话、小偷小摸、装傻充愣、诽谤造谣、纵火、暗中破坏，等等。
这算得上抵抗吗？斯科特指出，这些行为恰如其分是低姿态意义上的反抗技术，因为“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3页）。这个过程被斯科特形象地比喻为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聚集成珊瑚礁：每个珊瑚虫虽小，但聚集成为暗礁时却能让国家的航船在此搁浅。易言之，斯科特认为，虽然根据政治科学的主流界定，这些看似个体化且主要以自利为目的的行为不算反抗，但是如果我们将农民阶级所处的社会语境考虑在内，他们的这些行为无疑是一种抗争，且具有高度艺术性。这是因为反抗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控制形式，以及人们所相信的报复的可能性与严重程度相关。在此条件下，反抗者从自身利益出发（比如，基于人身安全、食物、土地、收入这些迫切需求）进行反抗会更加安全。
斯科特著《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于是，这种反抗就具有了道德意涵，是人们为了避免权力干预而自我保存的手段，是一种“弱者的武器”。但是斯科特非常现实地指出，我们不应当浪漫化地使用“弱者的武器”这个概念。因为在这种反抗中，民间秩序虽然展现了“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的强韧努力，以及维系个人生存与存续的正当理由，但这种反抗本身夹杂着非常复杂且精细的利益计算。比如，当种植者想要引入联合收割机来减少自己雇佣当地村民收割稻田所付出的成本时，他们往往会诉诸村民懒惰、耽误农时、人手短缺等理由。村民在意识到机器的引入会导致收入减少时，就会一同反对种植者使用它。他们提出的反对理由是，这样做需要种植者额外支付燃油成本，并会损害稻田。同时，他们对放弃使用联合收割机的种植者大加赞赏，制造舆论。最后的结果是，在引入收割机之前，种植者的收成越好，村民收入越多；而引入收割机后，村民则盼望着下暴雨影响收成：这样收割机的适用范围就会减少，村民的工作就会增多。斯科特在此画龙点睛地评论道，“他们可以从这些不幸中获益”，“甚至天气也变成了某种阶级问题”（同前，201页）。
这种情况绝非个例。斯科特发现，农民的许多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都具有非常精细的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理性思考。他们拥有一整套自成体系的生存伦理、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互惠观念。这是因为“农民家庭不仅是个生产单位，而且是个消费单位。根据家庭规模，它一开始就或多或少地有某种不可缩减的生存消费的需要；为了作为一个单位存在下去，它就必须满足这一需要。以稳定可靠的方式满足最低限度的人的需要……使得安全、可靠性优先于长远的利润”。受限于此，农民常常不理睬那些书本上的、标准的获利措施。比如，根据标准的经济学假定，农民将劳动力继续用于报酬可怜的耕作或手工艺直至边际效用为零，是不理性的。可是农民家庭近乎为零的机会成本和赚取足够生活费的需求，使之有理由选择为很低的工资劳动。易言之，农民家庭情况越不好，越是接近于生存边缘线，他们对风险的耐受性就越小，在生产选择中就越会“求稳”（[美]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16、18、27页）。
斯科特著《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可即便如此，农民也需要应对收成低于生存边缘线的年景。这个时候他们就发展出一套降低生活需求的自救技术，比如，做小买卖、小手艺，做挣钱的临时工或远走他乡。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整套“减震”网络，比如，“一个人的男性亲属、朋友、村庄、有力的保护人，甚至包括政府，都会帮助他过疾病或庄稼歉收的难关”。此时，农民的生存权就具有了道德的意味，成为一种道义承诺。斯科特指出，它的基本假定就是，“不论穷人的公民能力和政治能力如何不行，他们都有生存的社会权利。因此，精英阶层或国家对农民的索要，一旦侵害了农民的基本需要，便毫无公正可言了”。这种道义承诺为诸多农民反抗活动提供了理由，也成为评判贵族或富人的行为标准（同前，41页）。
如此一来，在一个社会，特别是乡村秩序中，农民与富人之间就存在着某种最低限度的道德互惠要求。斯科特发现，虽然有钱人拥有充裕的钱财和耕地，许多农民都有求于他，可当他借出钱财和土地后，考虑到不能丧失自己的社会声誉和道德地位，他往往不能耍花招或贪便宜。在这种道德规范的约束下，农民与富人之间关系具有相当大程度的弹性。与此相对，则是东南亚地区殖民政府与当地农民之间，围绕征税展开的一系列非常激烈的斗争。斯科特对此的分析是，殖民政府的政权建设以及农业商品化，使得农民的生存困境更加复杂。比如，它令越来越多的农民面临新的市场不安全性的威胁，削弱了大部分乡村与家族分担风险的保护性功能，减少甚至取消了许多帮助农民家庭度过荒年的辅助职业，破坏了佃户和地主之间的互惠关系，并且越来越以牺牲耕作者的利益为代价来稳定国家税收。这都激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同前，73页）。
斯科特颇有洞见地指出，理解这种反抗的关键，不在于观察税收是否合法，而在于理解殖民政府征税活动在农民群体中引起的怨恨和愤怒程度。当农民的收入接近其生存边缘线时，在经济上对他们的任何索取都会被视为具有剥削性和威胁性的。这意味着我们不应当从一个抽象的“剥削”概念出发理解农民的境况，而是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从农民的境况出发理解他们如何看待社会公正，理解他们的愤怒根源，理解他们与地主的不同关系。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认清农民行为的关键性社会背景，并且充分认识到“农民出生于其中的社会和文化，为之提供了既定的道德价值、一套具体的社会关系，一种对于他人行为的期待模式”（同前，214页）。
正是在这样一套自成体系的社会行为标准和道德观念的作用下，我们会看到在民间秩序中，土匪会被说成英雄，反叛者受到崇敬，偷猎者得到赞美。这是一种反抗的行为，但同样也是一种逃避统治的艺术。斯科特分析，这种行为绝非无意识的盲目，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精心的设计。比如，他在关于东南亚山地采集者和游牧者的研究中发现，这些人群的出现“都不是原始人的遗留，而是在国家的阴影中所产生的适应的产物”，他们“从其特有的农业生态区位和周边贸易中获益，同时又避免成为被统治的臣民”，“比起创立自己的国家，他们更适合作为有国家的政治环境中的非臣民而存在”（[美]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417-418页）。这意味着在斯科特看来，这些尚未驯服于国家权力的人群其实恰恰源自国家权力的塑造，“他们代表了那些既要适应这个有国家的世界，同时又要保留在国家控制之外的人群所可以形成的无国家状态”，因此这是一种调整国家权力与个人政治自主的方式。
斯科特著《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这一分析其实也是斯科特本人的写照。他是一个精英大学中非正统的政治科学家，他的目光始终凝聚在东南亚而非西方，他所在意的始终是乡村中的农民而非都市生活中的中产阶级。乍看之下，他似乎是现代社会制度的批评者或反抗者。可究其实质，他并非现有制度的反对者，也不认同任何更迭现有制度体系的乌托邦构想。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从现代国家体制与民间秩序的相互驯服中，寻找民间隐秘抗争的道义逻辑与理性符码。这就好像是一位游走于都市的漫游者，他固然可以不留恋于任何过往，不奔赴于任何期待，不驻足于任何当下，可他必须要从现有的这座城市的一个角落开始自己的漫步。
现代都市的漫游者
加西亚·马尔克斯将自己的人生旅程整理为一本小书，题为“活着为了讲述”。在这本书的扉页中，他写道：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是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这同样适宜于概括（后）现代社会中社会科学家的工作。面对纷繁复杂到无法简化的世界，社会科学家其实就像走入博尔赫斯笔下小径分岔的花园一样，需要从一个入口处试探着进入，然后尝试将沿途领略的风景编织成一幅美妙的图画讲述出来，邀请读者来此驻足观赏甚或一同前行游览。他一定不能，甚至无法仅仅是这些风景的记录者与报告者，他需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来选择自己的起点和终点，并通过自己的想象、感动与惊奇理解这一段旅程中的风景，将之运用于对下一次起点与终点的选择之中，由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地面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斯科特无疑是这方面的典范。